文｜ 本刊記者      馮琳

從“文物保護”走向“文化遺產保護”

記者：您被大眾熟知是因為曾掌管故宮博物院，實際上您對文化遺產有著廣泛且深刻的研究。您如何評價我國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情況？

單霽翔：我是1994年開始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後來又在國家文物局工作了10年，最後退休前到了故宮博物院。我長期在文化遺產保護行業中工作，深刻感受到，對於文化遺產來說，保護並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傳承，傳承的對象是當代和未來。

過去我們經常把文物保護看作專業的、部門的、行業的工作，保護對象多是古代的、靜態的、單體的、物質的內容，但是今天慢慢我們把這個思路放開了，開始研究國土空間裡五千年文明所傳承下的內容。過去一直有人質疑，你們中國不就三千年文明嗎？所謂五千年文明早期是否只是傳說？事實上，十幾年來中國考古學家和歷史學者通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中華大地上，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同時從東北遼河流域到南方珠江流域，已經“滿天星斗”般地實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在一些領域推進到八千年、一萬年。 

我國在《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誕生13年以後，於1985年才加入公約。1987年我國有了第一批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六項世界文化遺產，包括長城、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秦始皇陵及兵馬俑、故宮、敦煌莫高窟、泰山，開拓了文化遺產保護的視野。但是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在中國得到進一步普及，是2004年在中國蘇州召開的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我們和文化遺產領域的國際組織有了更密切的溝通，也把過去局限於“文物保護”的理解，推進到了“文化遺產保護”的層面。例如這些年進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項目，包括澳門歷史城區、殷墟、開平碉樓與村落、福建土樓、五台山、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築群、杭州西湖文化景觀、元上都遺址、哈尼梯田、大運河、絲綢之路、土司遺址、花山岩畫、良渚古城遺址等，都拓寬了我們文化遺產保護的眼界。

近十年來，人們對於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解和研究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真正從“文物保護”走向了“文化遺產保護”。

記者：“從文物保護走向文化遺產保護”，我們應怎樣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單霽翔：當我們從“文物保護”走向“文化遺產”保護的時候，我們的視野逐漸擴大，保護理念不斷更新。例如過去文物保護重視單一文化要素，而文化遺產保護還要注重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生成的文化景觀。過去文物保護的對象往往是靜態的，比如古墓藏、石窟寺等，它們已經失去最初功能，今天只是被研究和觀賞的對象，而文化遺產保護還要注意活態的、動態的內容，例如人們居住其中的歷史街區、傳統村落、民族村寨等。文物保護注重保護古代遺存，這當然是重要的內容，但是文化遺產保護還要注重保護近代的、當代的、20世紀的文化遺產，因為歷史的鏈條不能斷裂。過去文物保護的內容往往是單體的、小規模的內容，後來擴大到歷史街區、歷史文化名城，由點及面，但是文化遺產保護擴大到線形文化遺產、文化廊道，例如絲綢之路、大運河。過去文物保護注重保護宮殿建築、寺廟建築、紀念性建築，現在還要注重保護那些普通民眾生活的傳統民居、鄉土建築、工業遺產、商業老字號。過去文物保護的對象是物質遺產，而文化遺產保護還要同時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互為表裡，本來就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從“文物保護”走向“文化遺產保護”，保護理念也發生了轉變，特別強調世代傳承性和公眾參與性。

世代傳承性，表明文物保護是一個歷史過程，每一代人都有不可推脫的時代責任，任何世代都不能利用現實的優勢隨意處置文化遺產，因為我們的子孫後代也有保護、傳承和享用的權利。

公眾參與性，表明文化遺產保護不是政府的專利，更不是文物部門的專利，而是全民的事業，每個人都有保護文化遺產的權利，也都有保護文化遺產的義務。要更多地把文化遺產保護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受益權賦予一般民眾，這樣文化遺產才能得到更好的保護。尤其是今天那麼多宏闊的文化遺產，像大運河、絲綢之路串聯起眾多區域、城市的文化遺產，僅依靠文物部門的力量肯定不夠，必須要通過教育、宣傳、展示，才能使更多民眾熱愛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才能得到真正地、更好地保護。

不同文明應開放互鑒共同發展

記者：中國如今已是擁有世界遺產數量最多的國家，在此背景下，您認為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更好推動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去”、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互鑒？

單霽翔：我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時經常接待外國來賓，我經常會對他們講“你瞧故宮的景色，紅牆、黃瓦、藍天，這是三原色，用這三種顏色可以譜畫出世界任何的色彩”。我們的世界應該是絢麗多彩的，不能是單一色彩的，每個民族都有他們值得驕傲的歷史，每個民族也都應該擁有他們向往的未來。

人類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間應該開放互鑒、共同發展。因此我們要增進相互了解，只有通過相互了解，才能互惠互利、共同發展。我們既要了解世界，也要讓世界了解我們，所以要“走出去”，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

還有一個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途徑是申報世界遺產。世界遺產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過嚴格程序加以認定，每一項世界遺產都應該具有世界意義的“突出普遍價值”。這樣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價值超越了民族和國家，成為全人類共同的遺產。在申報世界遺產的過程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委托遺產專家進行考察，還會在世界遺產大會上集體評議，通過後才能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所以積極參與世界遺產事業，就能得到全世界的關注，就可以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

博物館應不斷凝練強大的文化力量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您也一直倡導並努力實踐讓文物“活起來”，能分享一些經驗和感受嗎？

單霽翔：過去這些年，我們故宮博物院通過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實踐，獲得了一個深刻的感受，就是什麼才是好的文物保護狀態？我認為不是把文物鎖在庫房裡面，死看硬守就是好的文物保護狀態，而是應該把這些文物藏品經過悉心地修復保養，讓它保持健康的狀態，讓它們重新回到人們的現實生活中。人們在生活中感受到這些文物的魅力，才會精心地呵護這些文物，這些文物才有尊嚴，有尊嚴的文物，才能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才能惠及更廣泛的人們的現實生活。

如何“讓收藏在禁宮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工作。我們要繼續思考，博物館如何進一步擴大開放更多的場所，把文物藏品更多地展示出來，講好文物的故事。故宮博物院啟動古建築整體維修保護工程，使更多的古建築經過修繕後合理利用，而不是鎖起來束之高閣。我認為，一座古建築修繕以後，將其鎖起來，則糟朽得更快，而越將其開放合理利用，經常進行維護，就會使古建築更加健康。

記者：作為城市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博物館已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您認為怎樣才是一座好的博物館？您對於博物館建設有什麼建議？

單霽翔：博物館是保護和傳承人類文明的重要殿堂，也是連接過去、現在、未來的橋樑。什麼是好的博物館？一座好的博物館不是蓋上高大的館舍，搞華麗的裝修，而是要不斷深挖藏品的內涵，凝練它的力量，不斷舉辦人們喜歡的好的展覽和活動，這樣才能在人民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面前，讓人們感受到博物館對於自身生活的意義，人們休閑的時候才願意走進博物館。走進博物館，人們才會流連忘返，不願離開；人們回去之後還能再來的博物館，才是一座好的博物館。我想，這就是今天人民群眾衡量一座博物館的優劣好壞的標準。

今天，我們博物館的觀眾主體已經發生了變化，從過去的旅遊團體為主，到現在以家庭為單位，博物館也要應對這種趨勢，把觀眾對博物館參觀的願望和熱情激發出來。今天的博物館依然要通過數字技術，通過互聯網技術，把博物館的聲音不斷放大，讓人們能夠聽到、感受到。要創造文化遺產保護的良性循環，就要盡可能地開放更多的區域，舉辦更多豐富多彩的展覽，使各個年齡段，尤其是知識欲望很強的年輕人喜歡上博物館，這樣的博物館才有後勁兒。我希望每一座博物館都要不斷研究人們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根據自己的文化資源，來凝練出強大的文化力量。

香港文化建設必然蓬勃發展

記者：您與香港的緣分與交往頗深，去年還出版了新著《人居香港：活化歷史建築》，您對香港有什麼印象？

單霽翔：香港是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國際都會，但是香港並非“文化沙漠”。香港雖然地域面積不大，但是作為中西文化的交匯地，有8,000多棟歷史建築，它們見證了香港城市發展，也承載了集體記憶。

2002至2019年，我先後在國家文物局和故宮博物院工作。這一時期因為工作需要，我曾十餘次訪問香港，實地考察香港的文化遺產保護現狀，感受香港歷史建築保護理念和實踐的迅速發展。

香港政府開拓創新，探索出一條更具適應性和操作性的模式來保護和利用歷史建築。這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而傳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香港經驗和香港故事正是我寫作《人居香港：活化歷史建築》的初衷。

在這本書中，我還回顧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從設想到選址、籌備，再到規劃、建設的過程。故宮博物院與香港雖然相隔千里，但是有著很深的文化淵源。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有包括《中秋帖》《伯遠帖》等重要文物經香港回歸故宮博物院。事實上，很多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藏品都有著香港的烙印。1999年，故宮博物院啟動了建福宮花園復建工程。陳啟宗先生創建的香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為建福宮花園復建工程提供了全額經費的捐款；許榮茂先生慷慨出資1.3億元人民幣，使《絲路山水地圖》“回家”；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慷慨捐贈35億港元，資助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館舍建設……

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籌建之前，故宮博物院幾乎每年都有不同主題的文物展覽在香港的各博物館展出。從宮廷文化到皇家生活，從書法繪畫到家具器物，從清宮服飾到外國文物，香港市民得以從不同角度了解中國歷史和中華傳統文化，展覽均獲得強烈反響。

最使我難忘的是香港民眾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熱情，同時香港各界人士助力中華文化向世界傳播的文化情懷也讓我印象深刻。我接觸到的香港人士，無論是文化官員，還是文化學者、博物館同仁、社會企業家，他們不但擁有國際視野，而且了解國情，善用中西兼容的文化優勢，這是香港助力中華文化向世界傳播的積極力量。

記者：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已建成運營一周年，您對香港未來的文化事業發展有何期待？

單霽翔：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建設，無疑是香港文化事業發展的一件大事，既可以使故宮博物院得以踐行中華文化傳承的長遠承諾，也可以使香港博物館界增加一份文化自信，更可以為香港吸引更多海內外博物館愛好者，提升香港成為擁有國際重量級博物館的文化之都。我們希望借助博物館的平台，通過文物展覽這一直觀的方式，向更多香港民眾展示中華傳統文化，向更多國際友人宣傳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未來，我祝福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成為一座有溫度、令人震撼、不虛此行的博物館。讓中華傳統文化更好地走進700多萬香港同胞、7,000多萬大灣區居民和世界各國民眾的生活中，讓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之間增添一條文化橋樑和紐帶，使“東方之珠”更添魅力。

香港背靠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祖國，在文化資源的獲取上可謂近水樓台，再加上各方面的強大合力與積極推進，我相信未來香港的文化建設和文化遺產保護必然呈現蓬勃發展的景象。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3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