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國的企業家具有哪些特質？怎樣保護與激勵企業家精神？如何正確理解資本？新歷史條件下，東北對外開放戰略有哪些新思考？近日，著名經濟學家，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常修澤就近期一些熱點話題接受了一乘文化的視頻專訪，本文為根據視頻整理的採訪實錄。

記者：現在人們都很關心民營經濟以及民營企業家的時代特徵和命運問題。從學術史料看，您在1991年7月就在報上發表了《中國需要真正的企業家》。請問：中國的企業家應具有哪些特質？怎樣保護與激勵企業家精神？

常修澤：這個問題的焦點是關於企業家的特質、使命，以及怎樣保護與激勵企業家精神等一些問題。我分別來談。

我個人研究中國的企業家起於1988年。通過實際調查，發現當時我們的企業裡邊存在著一種病，我稱之為“企業創新萎縮症”，就是企業創新動力不足，呈萎縮狀態。於是，我帶著研究生戈曉宇同學寫了一篇論文，題目叫做《企業創新論》。這篇論文的重點是探討“企業創新萎縮症”的深層根源。

企業為什麼不創新？根源在於我們中國的企業缺乏一種內在創新的衝動， 這跟企業的體制、結構有關，同時也跟企業家資源的稀缺性有關。

恰好，1988年，正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0周年。那年12月18日至22日，受中共中央委託，中宣部、中央黨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0周年理論討論會”。我們那篇《企業創新論》有幸入選，我應邀與會，並在討論中發言。

在這篇文章裡，提出第一條建議，就是“中國必須造就一支宏大的社會主義企業家隊伍，使企業創新具有內在的推動力量”。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經濟研究》雜誌第二期全文刊發了這篇論文。

我研究企業家問題，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一年多以後，我在報上發了你關注的那篇訪談，題目就是剛才說那個 ——《中國需要真正的企業家》。

你問企業家的內涵怎麼定？很有必要弄清。

企業家這個概念，理論上可以追溯到熊彼特，他是國際上有名的創新專家。他給企業家下的“創新”定義，我理解是“具有創新思想和創新業績”。受他的啟發，在1994年我主筆出版的《現代企業創新論》這本書當中，我採用了這個定義，就是“具有創新思想和創新業績的企業經營管理者”。

這裡邊要區別兩個概念，並不是所有的“企業管理者”都是“企業家”。我反復強調，“企業家”是指那些有創新思維和創新業績的經營管理者。我們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誤解，似乎以為只要是個經理、董事長，是個企業的領導人，就是個企業家，這種理解太過泛了，這倆不能“劃等號”。

現在中國有多少企業？ 5000萬家之多。如果把兩者簡單“劃等號”，一個企業一個董事長，那我們有5000萬個企業家，如果一個企業再加一個總經理的話，約等於1億個企業家，——這種理解和認知是不當的。中國沒有那麼多企業家。

應該說，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中有企業家，但是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並不等於企業家，這倆不能劃等號。企業家確實有，但他是裡邊的精英人士。精英在哪？創新思想，創新業績。這是我在1994年主筆出版的《現代企業創新論》一書，給企業家下的定義。

《現代企業創新論》這本書，到明年就是出版30周年。經過這些年進一步的思考、研究和探索，在我主筆的新書《所有制改革與創新》裡，對企業家寫了三條特質。剛才您不是問企業家有哪些特質嗎？

第一條特質，“創新”。

這是最基本的且無爭議的特質定位。要認識到，企業家是“新的體制力量、新的技術力量、新的文化力量產生出來的新人”， 創新是企業家的生命。

但是，對於“創新”不能把它作簡單化、狹隘化理解。現在有人一提“創新”，馬上想到的好像是技術創新。固然，技術創新是創新之一，但是全面地看，對中國企業來說，創新至少包括四個：首先是制度創新（或者通俗地說體制創新）；第二，技術創新（包括工藝創新）；第三，市場創新（包括市場模式創新）；第四，管理或叫文化創新，即企業管理思想（文化）也要創新。

總之，應該把創新要看作是一個完整體系，而不能“單向度”，也不能“碎片化”，要把握創新的系統性和完整性。我在《所有制改革與創新》書裡寫了一句：“有創新則有企業家，無創新則無企業家”，這是第一條特質，也是企業家最可寶貴的特質。

第二條特質，“情操”。

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創建者（可稱“鼻祖”）亞當•斯密，最有名的著作是《國富論》（1774年出版），這是政治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但是，請注意：在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前十五年，他先寫了一本書《道德情操論》（1759年），這是亞當•斯密研究人類行為倫理的著名著作，道德情操這一寶貴思想為人類經濟社會運行奠定了一個必備的哲學倫理基礎。

因為他的《國富論》基本路數是力主“看不見的手”（即整個經濟運行不是“看得見的手”，而是依“看不見的手”市場運作），這樣的話，必須要建立一個牢靠的“道德情操基礎”。所以，他先寫《道德情操論》，後寫的《國富論》。完整地說，它是一種“基於道德情操的市場經濟”。

受此啟迪，今天給中國的企業家下定義，我認為第二個特質應該是“情操”。中國不少企業家講究“義利”，且“義”字當頭，這就屬於情操範疇。 “有情操則有企業家，無情操則無企業家”，這是第二個特質。

第三個特質，“復合經濟人”。

這也是我從亞當•斯密那裡得到的啟發。他提出“經濟人”的概念，但我覺得提“復合型”更好。我在《所有制改革與創新》書裡提出第三個特質，“復合經濟人”。

怎麼個復合法？企業家辦企業，當然要創造利潤，“利己”，利自己的企業，投資當然有企業的物質利益追求，這是正常現象，但是不能僅僅“利己”，還要“利他（利於社會）”，是“利己”與“利他”的結合，而且達到一個“相結合”的境界。

總體來說，企業家的特質，我歸納成這麼三條，就是創新、情操、復合經濟人，三個特質。

記者：從網上看到，2017年1月您曾給決策層提交了一篇《關於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的七條意見》。當前，以您觀察，我們中國的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遇到什麼問題？請簡單談談。

常修澤：當前我們中國的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遇到什麼問題？應該說，在這點上，企業界朋友比我感觸深得多。 2018年，我在《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一書寫了四個字：“預期”、“信心”（第418頁）。

五年過去，我看今天依然是“預期”、“信心”問題，即“預期不佳，信心不足”。而且，這兩年（指2021，2022）尤為嚴重。

是什麼導致預期不佳，信心不足呢？

我在《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一書分析了五個矛盾：

第一個，整個社會對企業家的尊重度不夠，這是一個社會氛圍問題，社會的“現代文明度”問題。

第二個，產權保護不到位，一些創新收益，甚至正當利益難以維護。

第三個，對於民企、國企 、外企“一碗水沒有端平”，我們常說的“兩平一同”並沒有實現。

第四個，政府和企業之間政商關係沒有理順。

第五個，我們缺乏一個社會的容錯機制。就是說，如果企業家在改革或經營當中出現一些失誤，我們缺乏一種容錯機制，同時企業家本身也缺乏自我糾錯的機制。雙機制比較缺乏。

這五個問題怎麼辦？我在2017年的1月，曾經通過國家發改委上報一個研究報告：《關於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的七條意見》。

這《七條意見》在中央文件下達後，已經在新華社《經濟參考報》公開了，我不再重複。這裡結合當前新的情況，簡要提出六點：

（一）

從國家戰略高度提高對企業家群體的社會尊重度。要有升級版的“正其名”，升級版的“復其位”，升級版的“厚其財”。我說的“厚其財”包括：（1）專心創造財富的機制；（2）安心享有財富的機制；（3）遂心支配財富的機制；（4）放心傳承財富的機制。通過以上，使其心情舒暢地干事業。

（二）

切實保護企業家的產權。主要有四項：（1）保護企業家的物權、債權、股權等基礎性財產權。（2）保護企業家的創新專利。（3）保護企業家的“人力資本產權”。（4）保護企業家自主經營合法權利。

（三）

以“兩平一同”為核心，為企業家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兩平”是，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 “一同”是，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四）

塑造新型政商關係，在“親”“清”中建議補充“輔”“扶”內容：要“輔”不要“主”，要“扶”不要袖手旁觀。

（五）

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特別要處理好兩個關係：一是，企業黨組織與公司治理的關係，二是企業家與職工關係。

（六）

建立 “雙機制”，一是，社會對企業家的容錯機制；二是 ，企業家自我約束、自我淨化、自我糾錯機制，二者相向而行，“企業家越自覺，社會應該越容錯”，相應地“社會越容錯，企業家自己越應自覺”。

記者：一段時間以來，資本的趨利性成為熱議話題，甚至有不少網友把這種資本的趨利性看成是資本的醜陋之處。其實，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一個方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創造了巨大的價值；但是，另一方面資本的無序擴張和野蠻生長也給經濟發展帶來一定挑戰。那麼，如何正確地理解資本，特別是資本的趨利性問題。請您談談自己的看法。

常修澤：你提的這個問題很深刻，也是當前社會存在爭議的問題。怎麼看待資本這個範疇？它到底是什麼？正如剛才你所說的，不少人把資本看成是一個負面的東西，特別是把資本的趨利性看成是一個醜陋的東西。

我個人對資本的研究是從80年代末期開始的。 1991年我主筆完成了一部專著《資產重組——中國企業兼併研究》（1992年出版）在這本書探討過“資本”到底是什麼的問題。

因為當時，在80年代，人們對資本還看作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東西。受傳統思想的影響，把它看成是一個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針對這樣一種思潮，結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我在《資產重組》一書中寫了這樣一段話：“既然商品經濟是一個中性的範疇，那麼植根於這樣一種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範疇（或者說由商品經濟所產生的範疇），如工資、利潤、企業等，也是中性的。按照這個邏輯，資本範疇也是中性的”。這就是我的“資本中性論”（見《資產重組——中國企業兼併研究》1992年版，第3頁）。

因為此前，谷書堂老師曾帶我在《經濟研究》發過一篇《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論綱》，提出商品經濟“中性範疇論”，即它可以跟資本主義掛鉤，也可以跟社會主義掛鉤，簡稱“商品經濟中性論”。我這本《資產重組》就是從這個基點進一步推演——既然商品經濟是一種中性的範疇，那麼植根於這樣一種生產方式基礎上的其他範疇，包括資本，也是中性的。根據這種邏輯，我寫道“資本範疇的中性表現在，就它本身的屬性而言，它只是通過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結合，實現價值增值的一種手段”（見《資產重組——中國企業兼併研究》1992年版，第4頁）。

這本書出版到現在已經30多年了，但是，今天，社會對資本的認識依然是比較模糊的，有的地方有誤解，把資本範疇看作是一個負面的範疇。

不錯，在《資本論》裡，馬克思確實說過，“資本來到世間，每一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但是，注意，馬克思這句話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不是指的今天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本，這是應該區別開的，怎麼能把馬克思當年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論述，拿到今天中國的社會中來呢？資本是中性的，打個比喻，它相當於一個工具，像個“車廂”一樣，看它掛在哪個“火車頭”上。

按照“資本中性論”的觀點，一方面資本可以帶來收益。現實可以看到：在中國，凡是資本活躍的地方，那個地方的經濟活力就較強。看看我們現在國內的實際就知道，最活躍的地方是珠三角和長三角，特別是珠三角的廣東和長三角里面的浙江，那裡資本的活躍度很高，因此經濟活力也很強。

中國有個“不容忽視的南北問題”，這個南北問題的差異在哪裡？我認為與“是否承認資本的中性認知”有關。

當然，有沒有資本的“野蠻生長”和“無序擴張”？當然有，這一點我也不否認。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要尋求：一方面我們要發揮“資本”其活力性的一面，另一方面要加強監管，把資本引導到有序競爭這個軌道上來，這就是車廂與車頭的關係。但是，不能夠一說資本趨利性，就把它看成是一個醜惡的範疇。

我們要用事實說話。要知道中國財政稅收裡邊，來源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民營資本。說三個數大家就清楚。

2021年全國的稅收是18萬億多（不到19萬億）。這十八九萬億的稅收是從哪裡來的？分析結果表明，民營資本，其創造並上繳給國家的稅收佔59.6%，國有資本創造上繳給國家的佔24.7%，外商資本佔15.7%。不說三資這塊，就說國有與民營比較，國有是24.7%，民營是59.6%，兩者有較大差距。

現在，一方面民營資本給國家上繳這麼多稅，一方面又批評它說是醜陋的，這個邏輯不太順，也有不公道之處。

總之，我們要用一種理性的態度，用事實來說話，根據基本理論和實際情況得出結論。

記者：您在80年代曾提出“四沿開放論”，在《中國東北轉型通論》書中，又提出“中國向北開放戰略”。近日，國家海關總署發表一則公告，稱“將海參崴作為內貿貨物中轉口岸”。有人說，這一舉措將使得吉林省打通出海口。那麼這對於東北振興以及中國的對外開放有什麼影響？

常修澤：我記得前年（2021年）曾與“一乘”討論過東北戰略問題。我那時候剛剛出版《中國東北轉型通論》一書。書中寫了我對東北對外開放戰略的思考。

中國開放有幾個前沿？這有一個階段性的升級變化。

中國剛一改革開放，黨中央就決定把廣東、福建作為第一波開放的前沿，特別是開放了四個經濟特區，即深圳特區、廈門特區、汕頭特區和珠海特區，廣東三個，福建一個。

1984年初，我跟著老師谷書堂教授對深圳特區做了調查研究，其中我重點考察的是深圳特區的“蛇口工業區”，是招商局在那裡搞的，是把蛇口半島一塊按照香港的市場經濟模式來改革。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於是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從蛇口工業區開發得到的啟示》。什麼啟示？就是政治上堅持社會主義，經濟上按照香港的市場經濟模式來運作，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這是蛇口開發給我的一個深刻啟示。

這篇文章是我1984年春天考察以後完成的。歷史的機遇是：恰好1984年9月召開第一屆全國中青年經濟改革討論會（也就是著名的“莫干山會議”），我帶著這篇《蛇口啟示》的文章參加會議，後被這個會議的發表成果選中（在124篇與會論文中選了18篇），登在《經濟日報》上。

總之，那個時候我們國家是以沿海開放作為前沿的，這是第一個階段。

1987年，我參加了貴陽中青年對話會議，並到中國的西部，包括西北地區和西南地區做了調查。我的思想發生了一個變化，感到：如果僅僅搞沿海開放的話，可能會造成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板塊碰撞”。為了避免出現東部沿海和西部內陸地區的碰撞，我帶著研究生戈曉宇寫了一篇研究報告——《論“四沿——滲透型”開放戰略》。所謂四沿，第一是“沿海”，第二是“沿江”（沿著長江，從上海吳淞口一直到四川、貴州等十幾個省市），第三是“沿邊境”，指的是陸地邊境，從鴨綠江口一直到中國與越南交界的東興，第四是“沿線”，沿重要的鐵路幹線，特別是隴海——蘭新線（那篇報告裡還出現了“絲綢之路”那條線）。

簡單來說，就是四沿開放論，沿海、沿江、沿邊境、沿鐵路幹線。這四沿開放完成於1988年初，5月4日，新華社內參《國內動態清樣》，刊登了這個報告，題目叫做《常修澤等提出“四沿開放”戰略》，內參報給中央政治局領導參考，後來這個方略被採納，這是第二個階段，就是“四沿開放”。

東北開放怎麼辦？按照我的“四沿開放”思路，我認為第一個是沿海，遼寧既沿海又沿邊，遼寧應該搞好沿海開放。吉林和黑龍江不沿海，但吉林是“近海省”。我曾到吉林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6次考察，重點是琿春。到了琿春前沿防川村，那是個“一眼望三國”的地方，沿著圖們江往東，三國交界，呈這麼一個“錐子形狀”。北邊是俄羅斯，南邊是朝鮮，這邊是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

經過實地考察，我和戈曉宇合寫了第二篇文章，題目叫做《積極創建“遠東跨國經濟特區”》，在1989年的5月7日香港《經濟導報》發表。

最近，這篇文章被“挖”了出來。因為俄烏衝突後，遠東開發問題引國際關注，這篇《積極創建“遠東跨國經濟特區”》，被人們翻了出來。

吉林的開放重點放在哪裡？我建議放在圖們江口。因為中國的邊界線距日本海只有十幾公里（漲潮的時候約15公里左右）。雖然我們沒有出海口，但是當初中國與蘇聯有協定，允許中國的船可以從圖們江出去，但後來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出海口”這段通航問題沒有解決。實地考察之後，我在《積極創建“遠東跨國經濟特區”》一文提出，吉林可沿著圖們江東航，打通出海口。這涉及到多方的磋商問題。

你剛才提到關於東北的開放戰略，並說拙著《中國東北轉型通論》一書中寫了“中國向北開放戰略”。確實，對東北對外開放戰略應該有新的思考。

最近，隨著俄烏衝突以及整個世界局勢的變化，經過研究論證後，中國國家海關總署下達文件，可用俄羅斯的海參崴這個地方，作為中國內貿貨物中轉的口岸，注意是“中國內貿貨物”。

2014年，我曾從琿春離境，乘坐大巴車，前往海參崴。當時坐在汽車裡，內心五味雜陳，因為自古以來那是中國的領土，但是後來被俄佔領。我到了海參崴一看，滿街幾乎是俄羅斯人，城市建築也都是東正文化，包括東正教的教堂以及其他俄式建築，中華文化的痕跡在海參崴已經不復存在。那裡是個不凍港，有一個俄海軍潛艇基地，我參觀了這個基地，大體了解了港口情況。

現在回到你問的這個新情況。國家海關總署下達相關文件，顯然是經過跟俄羅斯磋商定的。以海參崴作為一個中國內貿貨物中轉口岸，我覺得是一個有力的措施，它與遠東格局的變化顯然有關。有了這個文件以後，我們可以將海參崴作為一個中國內貿貨物中轉的口岸。

先走陸路：我們中國的貨物可以從琿春口岸或者黑龍江的綏芬河口岸出發，到達海參崴（俄羅斯稱為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後走海路，那就可以直接走向大海甚至太平洋。

眼下，東北走向大海甚至太平洋的通道是什麼？主要是遼寧南邊有大連港、營口港、錦州港、葫蘆島港和丹東港等。從鴨綠江口到山海關老龍頭，遼寧海岸線有1443公里。據此，當年李克強同志在遼寧搞了“五點一線”。這是一個以大連港為主的一個開放的口岸體系，是東北發展內貿外貿的窗口。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發展，特別是東北的對外開放的需要，僅僅以大連港為主體的遼寧幾個港口是不夠的，遼寧的貨走大連比較方便，但吉林呢？黑龍江呢？這就意味著吉林應該有自己的出海口子，黑龍江也應該有出海口子。在這樣一個大格局當中，用好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參崴）這個口岸，吉林和黑龍江的商品可以從大連口岸分流出一部分來，到哪去呢？到海參崴，從那個地方出海。有人計算過這樣走後成本降低、時間縮短等經濟效應，我就不重複了。這對於打通東北貨物的出海通道，使貨物更加暢通頗有意義，有助於形成東北一個更新的開放格局。

但我要說，把海參威作為內貿的一個中轉基地，雖然邁出了可喜一步，但還是不夠的。前面我講過，我們在圖們江口有15公里的近海通道。鑑於有關協定上，寫有中國圖們江航行出海權。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俄、中朝可以商談，落實中國航船經圖們江口出海的權利。

當然，從技術上來講，需要疏通圖們江的河道，要建設相應的碼頭等等。如果這個地方能夠打通，那就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出海口，這需要國際間來協調。這對於東北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會帶來更大的便利，我對這個事情給予高度期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來源：學習俱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