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2023年4月25日在京出席紀念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5周年座談會並講話。他表示，75年前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在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遠的里程碑意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謹以此文回顧周恩來、董必武等老一輩革命家以及父親連貫和他的戰友們在75年前為發展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所作出的努力與貢獻。

文｜ 北京 連子

“五一口號”發布前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工作

1946年6月蔣介石軍隊向我中原解放區大舉進攻，全面內戰爆發。11月蔣介石集團又召開所謂“國民大會”，堅持獨裁統治。在此情況下，民主黨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再也無法於蔣管區立足。為了避免他們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指示我黨在南京、上海、重慶等各地的地下黨組織協助民主黨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儘量避開特務的盯梢，秘密轉移到香港去，繼續從事和平民主運動和進步文化活動。中共中央於1月就決定建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直到5月份籌備工作完成後才正式成立。1946年7月，黨中央派方方擔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書記，到香港全面領導華南地區黨組織的工作。香港分局副書記是尹林平，委員有潘漢年、章漢夫、連貫、梁廣、夏衍。香港分局（1949年4月奉命改為華南分局）下設三個平行的領導機構：香港工作委員會（簡稱香港工委）、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委）、農村工作委員會（簡稱農委）。香港工委的書記是章漢夫，我父親連貫任副書記，該機構專門負責香港華南以及東南亞公開和半公開的工作，下轄組織部、文委、統委、外委、財經委、報委、群委、新華社香港分社八個機構。其中統委由父親直接領導，分管華僑和統戰工作。

1946年8月18日，周恩來在南京通過延安發來電報：“延轉港方林：連貫莊振豐楊琳均盼來寧一行，一切面談。”該電報所指“方林”是方方和尹林平同志，“寧”是指南京。接到指示，我父親和楊琳（秦邦禮）從香港趕到南京梅園新村和上海思南路107號周公館，向董必武和周恩來同志匯報東江縱隊的北撤和善後工作。周恩來和董老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說：“蔣介石已經撕毀了和談的假面具，時局緊張，我們也做好了撤走的準備。我們一走，大批民主人士在上海、南京也就呆不下去了。有些民主人士、文化藝術界人士，還有些幹部都要轉移到香港和東南亞等地，香港要準備接受這項任務，做好安排。這些人中，能教書的教書，能辦報的辦報，能做別的事的就幫助他們尋找新的社會職業，對避居到香港的民主黨派人士和進步朋友，你們要保持與他們的聯繫，妥為照顧……香港已成為南京、上海的二線……”周副主席還在沈鈞儒、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來周公館晤談時特地介紹他們與父親認識，以便日後去香港便於聯繫。在上海期間，父親還先後見到了鄧穎超和即將赴香港工作的潘漢年、章漢夫、許滌新、喬冠華、夏衍等同志。這次黨中央有關建立“二線”的指示是在中國革命新的歷程及重要轉折中對形勢精確估計後形成的，就這樣，一個統觀全局、高瞻遠矚的部署及時下達給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周副主席和董老的這次面諭以及他們對革命的高度責任感和苦心孤詣的精神深深地鼓舞並感染著父親，他滿懷戰鬥的熱情和勝利的信心投入到迎接新中國誕生的艱苦鬥爭中去。

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取得解放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在港的統戰工作對象人數不少，需聯繫的面很廣，在歷史的轉折關頭，民主黨派人士思想的變化發展也是異常複雜。為了進一步開展爭取愛國民主人士的工作，充分發揮他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中的作用，加緊與他們思想上的聯繫和交流是十分必要的，這也是香港統委的經常工作。父親便和同志們研究，除作個別接觸聯繫進行工作外，還採取了一種比較生動活潑的工作形式“雙周座談會”，對外也叫做“聚餐會”，於會上談論形勢任務，議論有關政策和決議。聚餐會是輪流做東的，共產黨做東時，多半由父親主持，就在我們於香港天后廟道4號的家裡，也就是統委辦公機關舉行；民主黨派做東時，就在沈鈞儒或李濟深家裡舉行。第一次聚餐會是在我們家開的，出席的人有何香凝、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沈雁冰、彭澤民、鄧初民、蔡廷鍇、譚平山、柳亞子、馬敘倫、章伯鈞……濟濟一堂，中共香港分局書記方方和潘漢年同志都參加並講了話。在這種聚餐會上父親是一個比較活躍的人物，他的發言多半是黨的政策或對某個決議的解釋，他講起話來具體生動、邏輯清楚、條理分明，在交談時又能耐心聽取別人的意見，因而成了大家的知心朋友。通過座談會和一系列個別細緻的思想工作，各民主黨派思想比較一致了，內部團結加強了，組織也進一步鞏固，革命主動性也發揮得更好了。1947年底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以及1948年1月中國民主同盟總部的重建，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成果。其他如農工民主黨、民主促進會、民主建國會和致公黨等都在我黨的幫助下，在此期間加強了組織建設和領導機構，從而為新政協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了做好工作和保證這些著名民主人士的安全，父親費了許多心血，絞盡腦汁。比如住房問題，為了安全和方便，許多著名人士必須租用較高級的房子，有的出於多方面考慮，還需同時租用幾處住房。儘管當時困難的確不少，黨組織還是盡力解決，但是對於自己就不能不精打細算了。香港分局的活動經費主要靠中央支援，另一方面還得靠自己籌措，所以全體工作人員過的還是低水平的生活。父親出門穿著西服革履，回到家裡就全部脫掉換上粗布衣褲。他還詼諧地指著自己的西裝對同志們說：“你們看我這套西服，其實它不過是戲台上的道具，是演出時才用的呀！”他經常鼓勵辛苦奔波的同志們：“為了革命勝利，我們都必須艱苦奮鬥下去！”

1948年，中國總體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革命勝利在望。美蔣反動派為阻止中國革命繼續前進，開始扶持所謂“新的第三方面”“新的第三勢力”，唱“中間路線”的調子，公開鼓吹“曾受教育的愛國人士要組織新黨”“支持政府謀取和平的努力”等論調。在港的一些人士中也有人對此存有幻想，父親旗幟鮮明地通過統委的工作，組織民主人士對所謂“第三勢力”進行揭露批判。黨的報刊《華商報》《群眾》等也先後發表批判文章，有力地打破了一些人對“中間路線”的幻想，教育和幫助曾一度搖擺不定的民主人士。在港的各黨各派紛紛宣布“不搞第三勢力”，全力支持人民解放戰爭。著名愛國將領蔡廷鍇主動把家鄉的全部武裝交給當地游擊隊，支持人民解放戰爭。

“五一口號”引發的熱烈反響

1948年春，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國民黨在軍事上、政治上、 經濟上已陷入全面危機。是年4月30 日，中共中央適時地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發出之後，立即得到全國民主人士和海外愛國華僑、華人的廣泛響應和贊同。

5月5日，旅港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何香凝，民主同盟的沈鈞儒、章伯鈞，民主促進會的馬敘倫、王紹鏊，農工民主黨的彭澤民、救國會的李章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譚平山以及無黨派人士郭沫若等聯名通電全國，熱烈響應中共在“五一口號”中提出的倡議，表示“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的決心，並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毛主席，響應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主張。5月7日，台灣民主同盟在香港發表《告台灣同胞書》；5月23日，民主建國會駐港代表章乃器、孫起孟受權發表聲明均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倡議，支持召開新的政協會議。接著，旅港各界知名人士柳亞子、茅盾、陳其瑗、翦伯贊等125人，以及婦女代表何香凝、于立群、劉王立明等232人也先後發表聲明，熱烈響應“五一口號”發出的號召。在海外，“五一口號”同樣得到廣大華僑華人的支持，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代表在新加坡的120個華僑團體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熱誠響應。隨後，法國、美國、加拿大、古巴等國的華僑代表也先後擁護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張。從此，一個以香港為中心包括海內外華僑、愛國人士的新政協運動蓬勃開展起來了。1948年8月，毛主席覆電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各人民團體、無黨派人士及著名人士，對他們贊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熱心促其實現表示欽佩，希望他們對召集此項會議的時機、地點、召集人、參加的範圍和討論的問題等等提出意見，共同研討。從此時起，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就成為我黨香港分局的重大政治任務。

正當在港民主人士熱烈商討新政協有關事宜的時候，著名愛國僑領司徒美堂先生於1948年8月12日在香港建國酒店7樓的航空廳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對包括國民黨中央社在內的香港《華商報》《大公報》《星島日報》《工商日報》《華僑日報》等十多家新聞單位的記者發表了國是主張。他表示：“本人雖然年邁，但一息尚存，愛國之志不容稍懈。本人即將返美參加洪門大會，討論國內形勢，提出政治主張，以貫徹洪門革命目標。”這是司徒老人為躲避美蔣特務隱居多時後的第一次公開發言，字裡行間流露出一位華僑老人對祖國前途和命運的深切關懷。香港各報以頭條新聞爭相報道，轟動一時。招待會後父親即秘密與他交談了對時局的看法，傾聽他對召開新政協的意見、建議等，以便上報黨中央。根據中央指示，同年10月，父親又以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的身份公開為司徒美堂先生返美設宴餞行。宴會在沈鈞儒先生住所舉行，席間賓主談笑風生，大家憧憬著即將召開的新政協以及未來的新中國，為之頻頻舉杯慶賀，氣氛十分熱烈。司徒先生更是感懷尤深，特授意秘書起草《上毛主席致敬書》，表示衷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特向“出斯民於水火”的毛潤之先生致敬。他鄭重表示“新政協何時開幕，接到電召當即回國參加”。隨後，他親筆書寫了該致敬書，鄭重地簽字蓋章。1949年1月，毛主席在百忙中，特對該致敬書作了回覆，誠邀他和各民主黨派各界民主人士，蒞臨解放區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這一邀請立即又得到各方面的熱烈響應。

“五一口號”得以圓滿實現

1948年底到1949年，中共香港分局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秘密護送困留在港的眾多民主人士離港北上解放區，投入新政協的籌備工作並參加新政協會議。早在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前後，周恩來同志就曾通過有關方面探索順利進行這項任務的方法和道路，特別派遣錢之光同志負責打通往來解放區與香港之間的通道。1948年8月初，周副主席致電錢之光：“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備新政協。”香港分局同時接到有關指示，迅速成立了由方方、潘漢年、連貫、夏衍、許滌新、饒彰風等人組成的專門工作領導小組，進行周密研究與仔細巧妙地安排。怎樣把香港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區，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也是一場嚴酷的鬥爭。考慮到海上航行要經過台灣海峽，可能會遇到國民黨海軍的活動，也考慮了香港當時的複雜情況，如何保證安全離港、如何分批行動、利用哪個國家的船隻、何時開船誰人護送……都要視民主人士的準備情況和香港的政治氣候等等因素來決定，絲毫出不得半點差錯。為保證旅途的安全，領導小組商定，除每批都要有負責同志陪同外，還派出熟悉旅途情況的同志——主要是在港的“華潤公司”和在大連的“中華貿易總公司”的人負責護送，黨中央指示每一批計劃都要報告周恩來同志，得到批准後再付諸實施行動。所有在港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知名愛國人士先後分四批北上，父親是1948年11月23日護送第二批，郭沫若、許廣平、翦伯贊、馬敘倫、陳其尤、侯外廬等三十多人一起北上的，他們乘的是一艘專門租來的挪威貨船。順利通過台灣海峽進入黃海後，許廣平先生的公子周海嬰忽然從收音機裡聽到徐州解放的消息，全船為之歡騰！在郭老的建議和組織下，大家開了慶祝聯歡會，載歌載舞，好不興奮！這條挪威船原定是駛往釜山的，後經父親同船主反复商量交涉，船直接開到了大連。到達大連不久，馬敘倫、許廣平等著名人士由東北局的同志接往哈爾濱。父親此時接到周恩來電示，要他親自陪同韓練成將軍經山東到華北解放區去。因為韓表面上是國民黨四十六軍的司令，其實他早在1943年就與我黨建立了聯繫，周恩來建議他留在國民黨軍隊中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果不其然，在1945年9月蔣介石派他率四十六軍登錄海南島圍剿瓊崖縱隊以及1947年2月我華東野戰軍發起萊蕪戰役時，韓練成均以其特殊的身份給我黨我軍以極大的保護和幫助。可是，到了1948年由於軍統特務的監視盯梢告密，蔣介石終於下令軍統將他逮捕。韓就在張治中的暗示下避開特務的監視，於10月30日到達香港。經過香港工委五人小組潘漢年、連貫等研究，認為韓練成的出走無異於向國民黨攤牌，而香港也不是安全之地，請示周恩來後安排他盡快前往華北解放區。於是，他就隨連貫一起坐船從大連到煙台，經濟南輾轉到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

1949年3月，父親參加完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後，便隨中央機關人員到了北平。6月15日，他當選為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緊張地投入了各項籌備工作。9月21日，舉世矚目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父親被選為華南解放區的代表，光榮地出席了這屆盛會，還代表華南解放區人民在大會上發了言。而我和媽媽隨同許滌新等人第四批乘船經大連到北京，見到父親時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前夕了。我們終於看到了新中國誕生的盛況，嶄新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在藍天高高飄揚時，父親的眼睛濕潤了……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老一輩革命者的辛勤付出使得“五一口號”終於圓滿實現！

（作者係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退休幹部，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3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