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親華 |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長 

四十年前1983年7月3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一個醒目的標題即映入我們的眼簾：《鄧 小平談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設想》。其開頭語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6月26日在北京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談到實現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 一的一些設想」。這篇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題為《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 想》的重要談話，是迄今為止發表的最能體現鄧小平「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經典力作， 主要內容涉及「一國兩制」構想的六個重要方面，故被外界稱之為「鄧六條」。那麼，「 鄧六條」是如何產生的呢？

 一個重要談判一次重要會議和一篇重要文告催生出一個偉大的科學構想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鄧小平作出調整對台大政方針的戰略性決策。

這個方針的調整首先是和中美關於關係正常化的談判緊密聯繫在一起的。1978年5月，美國總統卡特表示接受鄧小平提出的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三項條件（即撤軍、廢約、斷交）。 在中美領導人的戰略決策下，經過緊張談判，1978年12月16日，雙方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在台灣問題上，「美利堅合眾國政 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美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建 交為中國調整對台工作方針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正是基於上述國際國內背景，鄧小平開始對國家統一戰略進行新的思考。1978年10月，應日本政府的邀請，鄧小平前往日本訪問。期間，在與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會談時，鄧小平說 ：「我們將在充分尊重台灣現實的基礎上，來解決台灣問題。」11月14日，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鄧小平又指出：「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11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時更加明確表示，「台灣歸還中國， 實現祖國統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將尊重台灣的現實來解決台灣問題」，「根據現實情 況，可以保留它的資本主義制度」。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鄧小平就解決台灣問題先後作了八次重要講話，其主題是「不打仗就要坐下來談」。鄧小平的這些思想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提及台灣問題時，使用了「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提法，代替了「解放台灣」 的提法，標誌著對台工作方針實現了歷史性轉變。 對台工作方針的嶄新面貌首次體現在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 中，其要點有三：（一）「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二）「我們寄希望於一千七百萬台 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三）商談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實現通航通郵通商。《告台灣同胞書》勾畫出一幅「一國兩制」方針的雛形，標誌著解決台灣問題的理論和實踐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同一天，全國政協就《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舉行座談會。鄧小平在會上發表《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上具體日程》的講話。國防部部長徐向前發布《關於停止炮擊大、小金門等島嶼的聲明》，宣布從即日起，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炮擊。兩岸關係發展由此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四大決策」打破台灣當局 「三不政策」，開啟對台工作新局面

事非經過不知難，要打開對台工作新局面並不容易。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就曾預言，我們要重新評估國共兩黨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許多重大的歷史問題還有分歧，需要一段時間互相了解。果不其然，面對大陸方面提出的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台灣當局一概稱之為「統戰陰謀」。1979年4月4日，蔣經國更是提出了「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 「三不政策」。開始和緩的兩岸關係一度陷入僵局。

但是統一的大門一旦打開，要想關閉絕非易事。對於大陸方面提出的和平統一方針政策， 台灣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反響熱烈，紛紛舉辦座談會、研討會，發表對兩岸和平統一的看法， 提出各種主張和設想。台灣民眾開始突破台灣當局的禁令，希望降低兩岸敵意，恢復正常往來。兩 岸民間交流先自海外開始。一些主張和平統一的組織也開始成立。

對此，鄧小平審時度勢，作出「四大決策」，以破除阻礙兩岸關係重重阻力。 

第一大決策：重建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將解決台灣問題提上重要議事日程。「文革」期間，對台工 作遭到嚴重破壞，一度陷入癱瘓。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於1978年7月恢復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任組長。為了適應對台工作的新要求，鄧小平作出調整和加強對台工 作領導機構的決策。1979年12月17日，鄧小平在胡耀邦關於建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上批示：「由鄧大姐（鄧穎超）任組長，重大事情我可參與。」27日，中央批准改組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決定由鄧穎超任組長，廖承志任常務副組長，羅青長任副組長。鄧穎超雖然年高體弱，但對工 作抓得很緊。1980年元旦上午，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主持了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就這樣，在上 世紀八十年代第一個新年的爆竹聲中，中央對台工作開始進入快車道。 

第二大決策：以蔣經國為突破口，建立兩岸對話新途徑。《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不久，中央即在黨內發出《關於對台工作的兩項通知》：（一）大力宣傳《告台灣同胞書》，把黨的政策滲透到台灣去；（二）調查台灣重要線索，集中於中央，統一安排，選擇使用。此文件表明，中央為做台灣當局的工作，開始為重建與台灣地區領導人聯繫謀篇布局。誰是兩岸對話的最合適人選？首先浮現在鄧小平腦海中的是蔣經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鄧小平和蔣經國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兩人曾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同一個小組活動，來往密切，但自從兩人離開蘇聯後，就再未謀面。鄧小平曾明 確表示，國共兩黨領導人坐下來談，和誰談，和蔣經國談。蔣經國在台灣同胞的心目中，是個成功 的領導人，只有他才能說了算數，不跟他談，我們跟誰談呢？因此，當時已經非常明確，就是以蔣經國為對手，舉行國共第三次和談，來解決祖國統一大業問題。 

為了重建與蔣經國的聯繫，鄧小平想了很多辦法。首先，通過與蔣經國熟悉的外國政要傳話。1980 年5月14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國策研究會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時第一次向蔣經國傳話。他說，「 我們現在還是以蔣經國先生為對手。請你對蔣經國先生講，我們都是過七十歲的人了。在我們這一 代解決這個問題，歷史會給我們講些好話，為後代做點好事。」「他們有什麼想法，你們可以私下同他們談談，把他們的意見告訴我們。」其次，通過海外華人華僑建立聯繫渠道。當得知國民黨元老陳濟棠之子，美籍華人陳樹柏同蔣緯國很熟，同年9月9日，鄧小平會見他時說，「你去台灣可以跟蔣緯國說說，我們歡迎台灣的人多回來看看。」「你可以給蔣緯國談一下，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解 決，下一代解決這個問題更困難一些，那時出現什麼情況很難講了，例如『台獨』。」「你可告訴蔣緯國，請他轉告他哥哥，我講的台灣問題都是真話。」1981年1月11日，鄧小平再次托美國華人 協合主席李耀滋給蔣經國傳話，「你下一次有機會去，給我帶個口信給蔣經國：我們年紀都大了， 為子孫後代著想，為我們民族著想，在我們這些人在世至少談起來，談起來以後，大家再把問題擺出來，例如，他們談三民主義，究竟能不能統一中國。我們講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好，我們講我們的道理。」再次，是通過公開呼籲傳遞信息。1981年10月，北京各界舉行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 會。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出席大會。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大會上以中共負責人身份，邀請蔣經國等一從國民黨元老及台灣當局黨、政、軍領導人，親自來大陸看一看，並向台灣當局傳遞了重要信息：「不但孫中山先生的陵墓經過一再修葺，而且奉化陵墓修復一新，廬山美廬保養如故」「難道蔣經國先生就沒有故鄉之情？就不想把蔣介石先生的靈柩遷移到奉化蔣氏墓地來？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央還主動調整國共兩黨關係，對國民黨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進步作用給予充分肯定。 

第三大決策：發表文告書信，闡述主張、陳以利害、曉以大義。針對台灣當局將中共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一概斥之為「是一種統戰手法，完全不足信」的論調，鄧小平表示：「其實，他們沒有研究、也很不了解我們對台灣問題所採取的合情合理的現實主義的態度。」「他們懷疑我們的誠意。蔣經國認 為我們的提案不過是統戰的手段而已。我們說，不是手段是原則。」為了打消蔣經國當局的顧慮，經過中央多位領導人反復思考，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針對海峽兩岸迫切關心 的實質性問題，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具體闡述了和平統一祖國的九條方針政策，這是首次將「一 國兩制」構想解決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問題的集中體現。針對「葉九條」，10月2日，鄧小 平表示：「這九條在國際上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反應，也一定會得到台灣人民的贊成。」1982年1月11 日，鄧小平會見李耀滋時，第一次將新時期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思路歸結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他指出，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破壞他們那個制度。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這不僅有利於子孫後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們是從這樣的角度著想和對待這個問題的。說什麼「統戰手法」，我們不搞。我們講大政方針。沒有這樣的氣度不行。 

同年7月，《人民日報》發表廖承志致蔣經國的一封公開信。這是新時期對台工作的一個重大舉動。 在此之前，蔣經國發表了一篇悼念其父親蔣介石的文章，表達了「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 的發願，並寫道：「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這篇文章被時任 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鄧穎超看到後，迅即向鄧小平匯報，在鄧小平的決策下，由過去和蔣經國有歷史淵源的廖承志給蔣經國寫信。廖承志當時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其父廖仲愷與蔣介石均為國民黨元老，廖本人與蔣經國是兒時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由他來寫這封信，於公於私都很合適。廖承志的這封信可以說是情真意切，文采斐然，主要內容分為三個部分，即 「三思」：「願弟慎思」、「望弟再思」、「尚望三思」，呼籲蔣經國「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 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這封信發出後各方反響很大， 其中引用的魯迅詩句「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為大家稱道不已。據台灣相關人說，當蔣經國看到這封信後「為之動容」。這封信的主旨不僅是鄧小平和廖承志商定的，發表的方式也是由 鄧小平親自批示謀劃的：「三條路子、三管齊下」。所謂「三條路子」，第一條路的就是，到郵電部用電報給蔣經國發出去，先發到香港，通過歐洲落地以後，再發往台灣。第二條路子就是，新華社先發預告，再發通稿。第三條路子就是，通過香港能進台灣的報紙把這封信先登出來，再將報紙送進台灣。這封信的字裡行間不僅表現出鄧小平的偉大胸懷，而且信中有些微言大義，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 強的現實意義：「局促東隅，終非大計。明若吾弟，自當了然。如遷徙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 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再者，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所共知者。當斷不斷，必受基亂。願弟慎思。」「當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台灣上下眾議紛紜。歲月不居， 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近年來島內「台獨」分裂勢力勾連美西方等外部幹涉勢力，在台 海興風作浪，甚囂塵上，可見當年鄧小平、廖承志的眼光是何等敏銳、何等長遠！

第四大決策：修訂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一國兩制」構想提供憲法和法律保障。我國現行憲 法是1982年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適應新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 發展的需要而修訂的。台灣問題是這次修憲過程中遇到的一個重大問題。鄧小平提出，憲法要對此作出專門規定。為此，憲法中有兩處作了規定。在序言中寫了：「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 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 定。」彭真委員長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中指出，憲法第31條的規定，正是 考慮到台灣實現和平統一後，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這種特殊情況的需要而增加的，是我們處理這類問題的基本立場。以國家根本大法方式對「一國兩制」構想作了明確規定，有利於打消台灣某些人士所稱的「共產黨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的疑慮，為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了堅實的憲法保障。 

「鄧六條」成為「一國兩制」 科學構想經典代表之作載入史冊

歷史車輪進入1983年。兩岸間的堅冰開始融化，一股清新的政治氣象已然在台海上空形成。 春節前夕，廖承志、汪鋒主持召開了四次座談會：一是「兩航起義」人員、老郵電職工座談會；二 是原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座談會；三是在台灣上層有親友的文化界人士座談會；四是對台灣影響較大的科學家和醫務工作者座談會。座談會主要是解釋黨的對台方針政策，吸取他們的意見。 3月9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李政道博士，聽取他與台灣當局領導人包括蔣經國接觸的情況介紹。鄧小平詢問了蔣國經的近況，並表示：蔣經國如想通了，可以做一些對他們蔣家有利的事情 ，包括對他父親，在中國歷史上可以寫得好一些。 

6月4日，鄧穎超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指出：「我們尊重歷史，尊重現實。我們充分考 慮台灣各族人民的願望和台灣當局的處境。我們不僅考慮到現在，也考慮到將來。」「在統一的大前提下，一切問題都好商量，總會求得合情合理的解決。」 

這一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正在穩步推進。經過「一國兩制」在香港問題上的實踐，鄧小平對台灣回歸後的制度安排也有了新的、更加深入的思考，進而作出權威性論述的條件日臻成熟。 

萬事具備只欠東風。這一年迎來了一個合適的時機和一個合適的人選。這個合適的時機就是1983年6月的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之後，這個合適的人選就是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 

楊力宇，生於南京，1949年隨家人赴台，1960年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赴美國留學並移居美國，時任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兼中國研究所主任。自1979年1月至1982年7月，先後11次訪華，向美西方客觀、公正地介紹中國的巨大變化和發展成果。其言論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反對美國政府向台灣出售武器。他是西方最早為鄧小平作傳的學者，其撰寫的《鄧小平傳》在1978年《大英百科全書》和《美國百科全書》年鑒發表後，引起西方學術界和新聞界廣泛關注和極大興趣。
1983年3月，美國舊金山舉辦亞洲問題研究協會年會。楊力宇作為會議的組織者，將「中國統一之展望」列為討論會的專題之一，邀請來自大陸和台灣的學者共同探討中國統一問題。會上，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丘宏達發表的「台灣關於統一的觀點」引起與會者關注，被普遍認為反映了台灣當局觀點。丘宏達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統一的條件從表面上看相當合情合理，而且似乎也同台灣的現實相符，但台灣方面還是給以消極反應。他分析其原因複雜，包括國民黨認為過去同中共打交道吃了虧；大陸雖然提出和平統一倡議，但行動上對台灣似乎並未和解；台灣目前的政治現實比較 複雜，操之過急，可能引起動亂；擔心統一實現以後對台灣今後的命運沒有可靠的保證；關心大陸本身政治上是否能長治久安等等。基於台灣方面的疑慮，丘宏達提出四條建議：（一）台灣擁有自衛權，包括在實現統一之前和統一之後都有購買足夠防禦性武器之權；（二）統一之後不得單方面更改有關統一的協議；（三）台灣實行「完全的」自治，不是「高度」自治；（四）在對外關係和國際組織中，台灣保有適當的地位。丘宏達認為，如果能提供這些條件，而且大陸能達到一定程度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那麼台灣方面的人將願意考慮和平統一。 

同年6月19日，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楊力宇第12次來到北京，商談在美國續辦「中國統一之展 望」討論會問題。 

6月21日，汪鋒主持召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主要議題就是楊力宇求見鄧小平一事。會議認為，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剛剛閉幕，台方很關注中共對台政策，且楊力宇一行表示希望見到鄧小平，並願意將鄧小平的意見帶往台北。因此建議鄧小平會見楊力宇。當天會議請示件經楊尚昆和汪 鋒核批後上報鄧小平，鄧小平隨即批覆同意。 

6月26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與楊力宇正式會面。陪同鄧小平會見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接替不久前去世的廖承志負責中央對台工作），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汪鋒，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等。 鄧小平在耐心聽取楊力宇的分析和意見之後，首先對「中國統一之展望」討論會的舉辦表示肯定， 說：「你們今年三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辦『中國統一之展望』討論會，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針對丘宏達提出的「四個建議」，鄧小平表示他的誤解太深，希望台灣方面仔細研究一下葉劍英委員長提出的九條方針政策的內容和鄧穎超在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以消除誤解。 

接著，鄧小平系統闡述了關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

（一）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出貢獻。

（二）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然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

（三）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 ，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 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四）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不現實的。

（五）實現統一的適當方式是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

（六）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這就是後來外界常說的「鄧六條」。 

很顯然，鄧小平這番談話決非單單是講給一位美國華裔教授聽的，而是一次經過精心準備的向台灣當局 「亮明底牌」的正式談話。8月27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亨利·傑克遜時說：「最近我出 面談了一篇和平統一的方案。實際上還是我們過去提出的九條，內容是一致的，不過更具體一點，更明確一點，我們的底全部亮出來了。」 

「鄧六條」的提出，豐富、充實了和平統一大政方針，針對性強，重點突出，特別是關於兩岸統一後台灣的政治地位這一最為要害的問題，充實了許多新的內容。「鄧六條」使「一國兩制」科學構想更加具體化、系統化了，使之具備了比較完備的理論形態。 

這篇談話一經發表，迅即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紐約《中報》8月1日的社論認為，台灣當局如能當機立斷，趁著手上還有好牌且台灣海峽風平浪靜之際，接受鄧小平方案，則可為國民黨本身和台灣人民爭取到最佳的利益。《北美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則說，現在球已踢到台灣那邊的場地上，就要看台灣的誠意了，明智的做法是雙方以誠相待，捐棄前嫌，冷靜地坐下來談，這才是真正的順應民意。香港輿論普遍認為，這次談話是和平統一祖國的最新構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議。《東方日報》8月2日的文章認為，鄧小平的這席談話，不論從什麼觀點看，絕無宣傳意味或招降味，而是平穩踏實，就事論事。在台灣，「鄧六條」更是引發強烈震動。國民黨中常會多次開會商量對策，最後不得不決定由台灣有關部門發表聲明予以回應，聲明雖仍宣稱絕不與中共談判，但頑固立場已開始出現明顯鬆動的跡象。1983年10月，台灣當局新聞發言人宋楚瑜在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表示，兩岸運動員、學術界人士等雙方民眾在國際上接觸「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1984年1月，台灣「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宣布 ，台灣人員在「國際學術、科技、體育、文化等方面的會議和活動中」，可以與大陸接觸。這表明，台灣當局開始認可兩岸民間交流，台灣當局奉行的「三不政策」的隔絕防線在「鄧六條」理論力量的穿透 下，已經變得搖搖欲墜了。 

（作者係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長，本文為《紫荊論壇（第69期）》獨家文章，轉載請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