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深刻闡述和概括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五個突出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蘊育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國人民的崇高價值追求。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裡，中華民族逐漸形成追求正義、崇尚正義的價值觀，成為全體中國人的民族性格。與“中國”“文化”“文明”諸名一樣，“正義”一詞古今貫通、中西通約，不僅是中華文明連續性與包容性的典型例證，也是中國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係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根基。

文｜ 武漢 聶長順

“正義”的古典意涵

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正”即“是”；“是”即“直”，“從日正”；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闡釋說：“天下之物莫正於日也”；南唐徐鍇將“正”釋為“守一以止”。而關於“一”，《說文解字》釋曰：“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總之，“正”蘊含著某種依據或參照及人對它的遵循之義；這種依據或參照具有唯一性、本源性、終極性和普遍性。

據《說文解字》，“義”即“己之威儀”；“儀”即“度”；“度”即用於衡量長短的器具，它同時也規定了如分、寸、尺、丈等長度單位及其相互關係；引申為法度等。又“義”“從我羊。”“我”指自身；“羊”謂美善。可見，“義”隱含著己身、法度和美善有機統一。《中庸》曰：“義者，宜也”——“義”就是人及萬物各得其宜；包括人及萬物更好地成為其自身。此可謂“義”的最高境界。

“正義”一詞，早見於《荀子》。其《儒效》篇有云：“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不學習，不講求正義，把追求財富為目標，這是庸俗的人。其《正名》篇有云：“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符合利益就去做，這叫做事業；符合道義就去做，這叫做德行。這裡的“正義”指公認的正當的原則或道理，即公理、正理、正道、道義等。這是近現代以“正義”對譯西方Justice的理據之所在。

“正義”的現代闡釋

在現代漢語中，“正義”指公正的道理，與公平、公道、正直、正當等相聯。這既是荀子一脈“正義”詞義古今貫通的結果，也是容受西來Justice概念而達成的中西交會的產物。在英文中，Justice一詞具有正義、正當、公平、公正等意思。

在中西文化交會過程中，“正義”當然承載了西方界說。如1924年6月6日，廣州《蒼梧花》第1期醉生的“讀書小志”《過德文之正義思想》，譯介了英國人過德文（William Godwin）的正義界說：（一）“正義者，人對於人行動之真正標準也。”（二）“正義者，以快樂及幸福之最大多量生產為其自身目的之一原理也。”（三）“凡影響及於人類幸福之一切事件，正義為有最上一般適當性之規則，而關於別事物之處置；又能指示特定之方式者也。”（四）“正義所要求於吾者，為置吾身於人事公平觀察者之地位，而判斷其是非曲直也。”

在此過程中，近現代中國學人也對“正義”概念做了界說。陸費逵編纂的《倫理學大意講義》認為，“正義”“博愛”屬於重要的“社會的本務”，它們和“誠實”“勤勉”這兩種“個人的本務”共同構成人的“實際道德”。其“正義”界說云：“欲計社會之完全者，不可不先期互相不侵害彼此幸福。於是我有不肯侵害人之義務，更有不容人侵害之權利。人能正確守此義務，又能正確主此權利者，乃正義也。”

1925年2月15日，北京《學林》載“蔚才漫錄”《何謂正義》界說云：“人心之要素有三：（1）理性，（2）感情，（3）情欲。理性之力充分發揮，支配心之全體，則智明存；感情助之，奮進不怠，則勇氣生；情欲屈服於二者之下，不敢恣肆則節制行。這三德並行不悖，謂之‘正義’。”

1926年5月出版的樊炳清編纂《哲學辭典》收錄“正義”一條，其界說云：“不侵害他人之利益範圍，而使我之利益，亦不為人所侵，是之謂正義。”

1927年11月16日，北京《坦途》雜誌刊載的保叔《正義》一文，則將“正義”界說為“真確之是非”“良心之公判”；認為“正義”乃基於公道，而非出於私見，它是社會安寧的保障。

中國權威工具書《辭海》將“正義”解釋為：對政治、法律、道德等領域中的是非、善惡做出的肯定判斷。作為道德範疇，與“公正”同義，主要指符合一定社會道德規範的行為，看每個人是否得到了應有的權利履行了應有的義務。

依樊炳清《哲學辭典》所述，“權利及人權思想之有無”乃現代“正義”與古典“正義”根本區別之所在。

Justice的中國式界說

除上述突顯時代性的“正義”的現代闡釋之外，近現代學人還做出了頗具民族性的中國式“Justice”界說。

Justice即庸。1912年12月至1914年6月，梁啟超在天津創辦政論刊物《庸言》，其英文題名為Justice。可以說，Justice與中華古典“中庸”在此建立起了思想鏈接。梁啟超作題記《庸言》有云：“庸之義有三：一訓常，言其無奇也；一訓恒，言其不易也；一訓用，言其適應也。振奇之論，未嘗不可以驟聳天下之觀聽，而為道每不可久；且按諸實而多閡焉。天下事物，皆有原理、原則。其原理之體常不易，其用之演為原則也，則常以適應於外界為職志。”這既是對中國傳統“庸”概念的解釋，也是對西來近代Justice概念的中國式界說。

無獨有偶，1926年8月22日，北京《法律評論》雜誌刊載署名“一誠”的文章《法律與社會正義》，其中也指出“現代社會正義之觀念，要不外中庸持平四字。”1928年7月，童登嵩在其《正義不畏人之攻擊論》一文中也指出“事理之適於中外，合乎古今，無偏倚之私，而克盡中庸之道，謂之正義。”

Justice即義。1919年1月15日，上海《時事新報》刊載惕若《正義·人道》一文。惕若認為，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持之正義人道，與孟子仁義之說若合符節。”他進而明確指出：“正義即義；人道即仁。此等詮釋，精確不易。二者相交，並無差別，不過名詞有新舊之不同耳。”他痛斥“對舊說則詆為迂腐，聞新說則欣然樂道”的士風，稱其“數典忘祖”。

與此相類，1932年9月1日，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發表《正義之利》一文指出，中國“古先哲教人初未嘗誤”，如“正德利用厚生”“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等，“皆詔人以規劃公利，不專以薄賦省事為重也。”他借用西漢思想家董仲舒的話，將“正義”闡發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Justice即恕。《論語·衛靈公篇》載，孔子的學生子貢請教說“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有沒有一個字可以終身奉行的呢？孔子回答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那就是恕吧！自己不願意的，不要強加給別人。1926年，樊炳清在《哲學辭典》中對中國的“恕”和西方的Justice做了比較：“Justice一語，與吾國之‘恕’雖近似，而實不同。恕之為德，因可收人己交利之實，而吾之言恕，乃先責諸在我，與Justice之兼有自守自衛之意，於形式上亦不同。”樊炳清雖然強調了兩者的區別，但畢竟發現了兩者的可比性，從而為兩者共通性的申發提供了原點。

1929年2月，楊草仙在其“台南公會堂共勵會講詞”《什麼是社會正義》中，將“恕”闡發為“社會正義”的“重心”之一。依其所述，“社會正義”有兩個“重心”：一個是“工”，即“有工大家作，有飯大家吃”；一個是“恕”，即“我心如人心，我拿愛己之心去愛人；人心如我心，人拿愛己之心來愛我。”他極力推崇孔子的社會理想：“什麼是平等自由？什麼是社會正義？任憑怎麼的自由平等社會新腦筋，要想新過他，是萬難了。孔子腦筋裡具體的社會，就是一個‘恕’字。我要自由，先斬除我妨礙人的自由；我要平等，先鏟盡我對待人的不平等。”亦即說，所謂社會正義，就是人人自由平等；而這一切都可一言以蔽之曰：恕。

正義的新時代闡揚

社會價值取向。在現代中文語境中，“正義”也稱“公正”。“公”與“厶（私）”相對，無偏私，不片面地以個人為中心考慮問題。“正”與“曲”相對，其義有二：一指有以正義為基礎的共同的準則；二指能以此端正自己與他人的一切行為，不偏斜，不枉曲。“公正”主要體現為國家、社會有共同的道義和規範，所有人都能以此約束自己並對他人行為正確與否作出判斷。在現代社會，公正主要體現在制度公正、法律公正、分配公正、人心公正等方面，被認為是培育美好品德、構建美好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依歸。而公正和自由、平等、法治一起構成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公正是國家、社會應然的根本價值理念。從本質上說，它是調節社會關係的一種價值評價標準，是利益關係的衡量尺碼。把公正作為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就是要加快建立社會公平正義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正的社會環境，讓人民群眾公平地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全人類共同價值。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中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目標遠未完成，我們仍須努力。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追求本國利益，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是新時代中國貢獻給全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而公平、正義與和平、發展、民主、自由一起，亦隨之被闡揚為人類共同價值。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可以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世界先進文化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兩股源頭活水。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也是與世界先進文化的交流與互鑒；是中華文明連續性與包容性的彰顯，是中華文化主體性與開放性的統一。

（作者係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3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