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安志（Laurence J. Brahm） I 全球化智庫（CCG）高級研究員，美國學者、作家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區，在「一國兩制」下享有不少優勢。在與國家一體，同時兼有其自身的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的同時，香港已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離岸中心、國際投資貿易中心、物流與航運中心和專業服務中心。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推進全球經濟發展新平衡，香港應利用好自身優勢，成為蓬勃發展的全球新範式下的世界金融中心。

「一帶一路」構築全球新範式

「一帶一路」倡議是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總價值觀下，通過發展金融和生態文明，從而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項重要倡議。它所創造的巨大的趨勢性變化，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一種全球新範式。「一帶一路」將會為世界上一些最不發達的地區帶來實際經濟效益，從而推動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並維護整體安全。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正在引領改變傳統發展模式的前進道路。中國的角色從追隨者快速轉變為領導者。「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實施將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而香港則將在其中扮演全球金融中心的關鍵角色。

「一帶一路」不僅有望重新平衡世界經濟秩序，也有可能重新繪製政治版圖。在通過「一帶一路」合作實現的全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之下，中國不會被動接受西方強加的遊戲規則，而是成為新規則的締造者。

在中國，經濟學家們觀察到「一帶一路」正在實現「全球化再平衡」。他們認為，傳統全球化模式是以沿海地區為重心，使擁有海運通道的國家從中受益。此種發展模式導致國家之間貧富差距過大，造成內陸國家發展落後。

中國將重心放在新絲綢之路國家（其中包括絕大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上，注重發展內陸沿線，打通自古絲綢之路時代起未曾啟用的新通道。然而，二者的重大區別在於古絲綢之路是一條貿易之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這條經濟走廊之「帶」不僅僅是一條貿易路線，更是一整個經濟發展區。

傳統的全球化始於歐洲，卻因美國跨國公司而瓦解。全球化原則構成了當今的國際秩序，這個秩序在意識形態上以西方為中心，且多以理論為基礎。

在過去，眾人皆認為東方應該追隨西方的腳步前進；農民應該放棄農耕轉而進入城市，成為消費者；內陸地區應效仿沿海地區的模式發展。但這種模式造成的後果是發展不均衡，且無法有效解決貧困問題。原因在於其本質上創造了不平等和不平衡。

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使發達國家得以專注於金融市場及互聯網證券交易，改變了國際經濟版圖的結構。約80%的美國金融財富來自於套利，即債務交易，而非來自實際貿易、投資和服務。美國城市不具備真正的生產產業或生產能力。中國不打算採用這種模式，而是基於對基礎設施、製造、加工、貿易和服務產業的實際投資，建立「一帶一路」模式。

此外，「一帶一路」提供的新方法是首先發展內陸，以「一帶一路」建立新的內陸基礎設施，連接內陸城市和地區矩陣，帶動西亞和中亞，連同蒙古等國和俄羅斯中西部地區協同發展。

其倡議願景為，基礎設施加上經濟發展走廊構成的矩陣（「路」與「帶」將通過經濟發展帶來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對於「一帶一路」的成功至關重要。

因此，為確保當地發展，「一帶一路」各類項目必須對當地條件、文化和環境保持敏感。保證必要的穩定，是「一帶一路」取得成功的必備條件，兩者相輔相成。這正是中國經濟學家認為「一帶一路」是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化新模式，而非他們眼中具有「排他性」的西方舊模式的原因所在。「一帶一路」是為了重新平衡發展，提倡一種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新型全球化模式。

「一帶一路」令參與國家受益 

「一帶一路」的影響力規模前所未見。時至今日，已有65個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成為「一帶一路」多邊進程中的合作夥伴。這些國家的總人口達44億，佔世界總人口的62.55%；總GDP為21萬億美元，佔世界總GDP的28.6%。

中國力求通過鐵路、公路、貿易，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在實際項目合作的基礎上建立信任關係，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安全。此外，經歷共同發展的過程，人們才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平衡發展將帶來更多教育和商業領域的機遇。心懷希望，人們才能夠積極地建設和擁護一項倡議，而非抵制它。

基於自身過往的發展經驗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需求，中國正在創造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方式。中國將提供自身的製造能力、技術能力、項目管理經驗及資金，幫助其他國家擺脫欠發達境地。這種模式基於商業合作，而非單純的援助。融資將成為該政策整體部署的關鍵，而香港將成為全球融資的關鍵。

「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

「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是通過融資來整合並合理應用中國對外提供基礎設施、電信通訊、生產製造及資源外推的能力。倡議面臨的挑戰在於如何建立一個能夠充分滿足發展中國家需求的金融結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發展中國家現有的金融結構一直是圍繞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搭建的金融體系，並得到諸如美國國際開發署（華盛頓）、英國國際發展部（倫敦）或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署（斯德哥爾摩）等援助機構的支持。

因此，發展中國家在為本國關鍵基礎設施與能源項目獲取資金支持時，常常會受制於一些政策和流程條件，而這些條件往往是基於西方發達國家領導人的價值觀和他們所認為的需求，無法反映欠發達國家人民的需求。

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來改變這一局面。中國自身也經歷過發展的陣痛，對於擺脫貧困、步入發展軌道所需的條件有著清楚認知：其核心在於「循序漸進」的過程——這也是發展的重要基石。例如，在告訴人們應當擁有投票選舉權之前，首先要保證家家戶戶都能通上電，方便人民了解投票及選舉的相關內容。這聽上去可能有些滑稽，但這正是問題和挑戰所在。

因此，如果沒有建立好發展的基礎，人民也無法擁有繼續向前發展的動力。所有發展的動力來自於有意願提供貸款和進行投資的金融機構。發展中國家需要新型的金融機構，這些機構能夠敏銳感知到需要擺脫不發達困境的人們的實際需求。

許多欠發達國家對西方多邊援助和發展機構採取的政策感到失望。因此，他們歡迎中國支持建立新的多邊開發銀行的想法。雖然中國將率先成為這些新金融機構的捐助者，但印度和俄羅斯等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其中的創始成員和捐助者。因此，這些多邊開發銀行的借貸和擔保政策將遵循從這些國家的發展經驗中得出的實際需求。

至今為止，「一帶一路」框架內已成立三家重要多邊開發銀行和一隻中國專項援助基金，其中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新開發銀行（前稱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絲路基金（非多邊機構，完全由中國出資和管理）和上海合作組織基金。每家機構均按計劃在「一帶一路」倡議中起到特定作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成為所有上述機構的紐帶。

至少對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來說，將人民幣作為下一個全球儲備貨幣，是中國擴大全球影響力的一個合乎邏輯的措施，人民幣國際化也是「一帶一路」的核心戰略。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對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保持警惕。鑒於全球社會的權力轉移，人們不應該對中國正在創建一個屬於自己的全球金融體系感到意外。「一帶一路」正是實施這一體系的重要倡議。

但這並非一蹴而就。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直在尋求擴大自身貨幣政策影響力的手段，以此來降低與全球貨幣和市場波動相關的風險。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對2008年金融危機和危機後管理的擔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新開發銀行作為「一帶一路」國家新的多邊開發銀行的想法。

這些機構的創立也反映出，儘管中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做出過巨額資金承諾，但中國在這兩個組織內部仍未能獲得更大的政策影響力，因此倍感失望。地緣政治利益限制了中國的影響力，也限制了中國進入發達國家決策俱樂部的機會。那麼，為什麼不自力更生，創建新的多邊開發銀行，並通過發展中國家俱樂部建立新的金融架構呢？

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直對亞洲經濟體面臨全球貨幣和市場波動中的整體風險感到擔憂。中國很早就認識到，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即使不能控制全球金融，也會給美國帶來巨大優勢，因此中國一直希望發展自己的金融架構。

這一進程始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清邁倡議。當時，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共同建立了一個貨幣穩定基金，中國是該基金的主要捐贈國。參與該基金的亞洲國家很清楚，中國具備帶頭建立亞洲抵禦全球市場波動的能力。

建立以亞洲為中心、由亞洲融資的多邊開發銀行的想法的快速推進，為通過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機構建立平行的全球金融架構提供了手段和機會。問題是，下一個全球儲備貨幣將是什麼，人民幣有朝一日能在「一帶一路」願景的整體範圍內發揮這一作用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世界銀行對欠發達或封閉經濟體的標準建議是立即放開外匯交易，這帶來了中國不願承擔的風險。相反，中國採取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循序漸進的方法，逐步且有效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人民幣將越來越多地用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跨境交易，其影響力也將日益強大，直至成為「一帶一路」儲備貨幣。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以及「一帶一路」的融資紐帶，在未來將發揮比過往更為重要的作用。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