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中英 I 四川大學世界經濟專業文科講席教授

全球化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誕生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當前，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關於全球化是否終結的激烈辯論，參加者對全球化概念的理解各有不同。本文通過重提全球化概念的起源，以更加嚴謹的科學研究角度探討全球化概念的誕生、發展階段和未來方向。今天即使有人認為全球化已經終結，但是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全球化卻在繼續。21世紀仍將是全球化的時代，不過未來的全球化仍將是局部的。

一、全球化概念的誕生及其歷史意義

廣義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部門是最早認識到「全球化現象」並建議企業（公司）等機構以及廣大的個人通過採取全球化策略或者政策來回應全球化。各類國際行為體，尤其是具有跨國能力的市場力量和技術力量早已塑造出了一種巨大的世界範圍的全球化存在。但長期以來，在概念上，人們沒有把這種存在稱作全球化。全球化概念的誕生是劃時代的偉大發現。因為全球化概念誕生後，大批企業、行業、部門以及一些國家的政府，依據全球化而在世界上發展，並更加主動地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和機會。本文認為，全球化概念誕生前後的全球化是有區別的。2023年是萊維特（Theodore Levitt）提出全球化概念第40周年。全球化概念預示了世界翻天覆地的巨變。40年來，沒有哪個概念比全球化概念更重要更普及，全球化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概念，全球化一詞濃縮了代表了「我們時代」最重要的變化。

40年前，萊維特在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任教並擔任《哈佛商務評論》主編。他的學術主攻方向是市場營銷學。萊維特的市場營銷學，包括了在國際市場（當時沒有全球市場一詞）的營銷。哈佛大學商學院那時把市場營銷學推到了極致，而萊維特則是哈佛營銷學的領袖。他被譽為「現代營銷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成名作包括《營銷短視症》（Marketing Myopia，1960）。1983年，萊維特在《哈佛商務評論》發表了他的《全球化的市場》（Globalization of Markets）一文。萊維特說的「市場」是複數的市場。這意味著他不僅考慮美國市場和其他國家市場，而且要考慮全球市場。這篇文章讓萊維特更加成功。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從市場營銷學的角度提出的全球化一詞不脛而走，很快被各個學科、各行各業討論。在萊維特提出全球化概念第20年的2003年5月，為了「向萊維特致謝」，哈佛商學院舉辦了「全球化市場論壇」。那場空前的論壇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演講者。不過，抱病多年的萊維特已經無力參加那場研討會，並於2006年6月病逝。

全球化概念的誕生意味著歷史上和現實中存在的全球化終於被人們發現了。因為全球化，不少人的世界觀逐步發生了顛覆性、轉型性的改變或者不得不改變。這就如同歷史上任何偉大概念發揮的作用。全球化概念提出後，越來越多的公司企業，不管他們的母國是哪個國家，根植全球化、轉向「全球公司」成為流行。

鑄造了全球化概念，萊維特的世界貢獻如同「發現了新大陸」。關於全球化一詞的起源，在學界辯論多年，但大多權威均承認萊維特是第一個鑄造全球化概念的人。關於這一點，可見於許多關於全球化的研究文獻，如《大英百科全書》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詞條。全球化概念也高度全球化了，40年來，各國學術界均引進和爭論全球化。在國際關係學界，全球化概念誕生前，不少學者更看重的是「相互依存」或者「相互依賴」的概念。筆者認為，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頑固持續了很長時間，一直到現在，相互依存與全球化並存，全球化居然沒有取代相互依存。這反映了國際關係這個學科與全球化的複雜關係。相互依存有助於全球化進入國際關係學科，與此同時，國際關係學科又本能地抵制全球化。不過，國際關係學科終歸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響，國際關係學或者世界政治研究被全球化了。需要指出的是，萊維特等人雖然鑄造了全球化概念，但其關於全球化的定義局限於當時的市場營銷。萊維特之後，「全球化的定義問題」繼續存在。今天，世界上有著形形色色的全球化定義。不同的人、不同的機構和不同的政府處在不同的位置對全球化概念有著不同的定義。

二、全球化的重要性：

全球化在世界運行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
 

今天的世界，那些反對全球化的人，不管其高低貴賤，其實也是多少意識到全球化的系統重要性，儘管他們過分強調全球化的挑戰性，把人們不幸（如失業等）的原因簡單地歸咎於全球化，甚至錯誤地把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或者「新資本主義」等掛鉤。他們滿以為「反全球化」就是反對「新自由主義」或者反對當代資本主義。反對全球化者也許有所不知的是，全球化正是創造了包括反對者在內的全球發展、全球財富、全球安全、全球文明的主要力量之一。從20世紀90年代起，在日益形成的社會科學新學科體系全球化研究中，經濟史學家對全球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個個重要突破。

北京大學經濟學家張維迎在《市場的邏輯》概括地引用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德隆（J. Bradford Delong）關於人類歷史上只有「20世紀才發生的財富大爆炸」：「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萬年間，人類花了99.4%的時間，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達到了90國際元（按照1990年國際購買力核定的一個財富度量單位）。然後，又花了0.59%的時間，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達到180國際元；從1750年開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時間內，世界人均GDP增加了37倍，達到6,600國際元。換句話說，人類97%的財富，是在過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時間裡創造的。」

張維迎提到的這位德隆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曾任美國經濟史學會長。德隆認為全球化的歷史超過百年，但不會超過200年。他認為，應該從1870年（當時中國處於晚清時期）考慮全球化歷史，到今天，全球化大概也就是過去150年左右的時間發生和出現的現象或者現實。150年相當於一個「長的20世紀」（The Long 20th Century）。德隆的研究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採取了「長的20世紀」的宏觀歷史研究方法。曾有不少學術大家採用這一時間框架。德隆的「長的20世紀」與英國已故著名全球史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短的20世紀」（The Short 20th Century）不同，他用了將近20年時間研究這個「長的20世紀」的經濟史。2022年，德隆《延長了烏托邦：20世紀經濟史》一書出版，受到多方關注，包括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報道。二是，他認為「創新」是「長的20世紀」經濟奇跡的根源。在《延長了的烏托邦》新著中，德隆從「創新」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認為全球化是「長的20世紀」之前所未有的創造世界經濟奇跡的三大原因之一，另外兩大因素德隆認為是現代企業和科研實驗室。

德隆的研究是令人震驚的發現。全球化存在的長期性和持續性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想象。那些以為全球化是脆弱的，其壞處可以通過政府的政策被「去除」或者「終結」的人沒有像德隆那樣研究全球化史，把全球化想簡單了。事實上，在「長的20世紀」，全球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持續近半個世紀的蘇美冷戰的大沖擊而九死一生。所以，對於各經濟體和企業來說，全球化的收縮，或者主動「去全球化」，抗拒全球化，到頭來只能影響全球化的方向和結構，並將付出大混亂、大衰退、大蕭條的代價，但全球化仍然還是不會真正被「去除」。

三、作為政府策略或者政府政策的全球化
 

認識到全球化後，除了公司企業回應和利用全球化外，冷戰結束後一些國家或經濟體也採取了全球化策略。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的一個大策略（Grand Strategy）就是全球化。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仍然面對「滯漲」的困境。1979-1990年，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擔任英國首相；1981-1989年，里根（Ronald Reagan）擔任美國總統。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的經濟和外交政策完全是全球化的。20世紀80年代，美英兩國經濟逐步走出「滯漲」，開始了新一輪長期增長。

冷戰結束後，美國民主黨的克林頓政府，則明確以全球化為美國的內外政策。2000年12月，兩屆克林頓政府即將結束，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邀請克林頓夫婦到英國進行告別訪問。克林頓和布萊爾在演講中告訴在華威大學的英國聽眾，他們峰會討論的主題不是別的，而是全球化及其未來：「全球化就是（各國）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上的相互依存」，世界的一體化和相互依存正在加強。而布萊爾則與克林頓一同強調，要走「基於全球化的第三條道路」，以便讓全球經濟更具人性，使世界上大多數人從全球化中獲益。總的看，克林頓與布萊爾在華威大學的共同演講，是為冷戰後的全球化舉辦的「合唱會」。布萊爾稱讚克林頓是一位「全球化總統」（President Globalization）。

四、從「局部全球化」到「超級全球化」

再從「超級全球化」回歸「局部全球化」

1983年以後的全球化，尤其是作為英美政策的全球化，可能是冷戰加速走向「終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上文提到的克林頓英國告別行，他不得不承認全球化遇到了大的挑戰。克林頓經歷了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WTO）部長級會議期間發生的首次大規模的全球「反全球化」示威。但是，在克林頓時期，全球化總體順利進展。2008-2010年，在美國和歐盟等地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美國人和歐洲人對金融危機見得太多了。但是2008-2010年的金融危機則讓他們大出所料，是冠名「全球」的第一場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後，在美國經濟學界，為了深入理解全球化到底為什麼發生危機，有學者制造了一個「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概念，認為冷戰後的全球化走過了頭。發明「超級全球化」的和使用「超級全球化」的，言外之意是全球化「見頂」。

羅德里克（Dani Rodrik）是經濟學家，但不是經濟史學家。他的「超級全球化」概念大體上屬於作為策略或者政策的全球化範疇。他提出的「全球化悖論」主要建立在「超級全球化」上，批評有的國家，如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的幾屆政府推行了過度全球化的政策，加劇了「全球化的悖論」，反而導致全球化走不下去了。但我認為，羅德里克的全球化概念是有問題的。他把全球化本身和以全球化為名的政策，即支持或者促進全球化的政策混為一談。不幸的是，「全球化的悖論」現在成為「去全球化」的一個主要理論依據。羅德里克本人也成為「全球化終結」的一個代表人物。

不過，必須肯定，羅德里克的「全球化的悖論」也是一個偉大的學術貢獻。羅德里克看到是基於美國經驗在美國存在的「全球化的悖論」，世界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全球化還有很多的「全球化的悖論」，他並沒有研究其他「全球化的悖論」，更沒有研究一般的「全球化的悖論」。全球化這個過程從一開始就是在悖論中進行的。19世紀和20世紀的全球化，儘管那時沒有全球化的概念，但也是充滿悖論的。21世紀的全球化，全球化繼續存在悖論。「全球化的悖論」到底如何解決？「去全球化」並不是解決「全球化悖論」的辦法。解決「全球化的悖論」的根本方案恰恰是進一步的全球化。英國《金融時報》主筆、著名評論家沃爾夫（Martin Wolf）早在21世紀剛開始時就認為，全球化不是過度了，而是全球化遠遠不夠。

「Globalization」一詞來到中國後，學術界先是把該詞翻譯為「環球化」，後來統一譯為「全球化」。全球化的翻譯之所以很有「中國特色」，是因為打上了中國思想文化的「全」字烙印。「全」使「Globalization」一詞在中國達到了「超級」程度。也就是說，全球化在字面上，幾乎與羅德里克的「Hyper-Globalization」是一樣的。世界的全球化從來都是局部的，並不那麼「全」。今天，在很多國家，如美國，「超級全球化」如果不是誇大其詞，也早已結束，而全世界既不存在「超級全球化」，也沒有發生「全球化的終結」，世界仍然是「局部全球化的世界」。由於在美國和歐洲推行「減少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去風險」（De-Risking），由於各種相互排斥的「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局部全球化」的常態全球化又回來了。

結論
 

全球化概念誕生40年的時刻是反思全球化和全球化研究的重要機會。觀念、思想和理論的力量是很大的。由於有了全球化概念，過去40年，全球化不同於以往上百年的全球化。如果把19世紀算作全球化的第一個階段（具體年份在經濟史和國際史等學科有很大爭議），20世紀的全球化可以為全球化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因為萊維特等在概念上發現了全球化，1983年是全球化歷史上的轉折點或者分水嶺。在全球化的第三階段，獲得了全球化概念的人們（包括非政府和政府兩大機構）對全球化的影響是不同於以往的全球化階段的，全球化曾在冷戰後到達了「超級」的程度——全球經濟、全球社會等現象的產生，從而加劇了各種「全球化的悖論」，使全球化發生了大危機。目前，全球化已經歷史性地退縮或者放慢，但全球化並未終結。21世紀仍然將是全球化的時代，但不同於19世紀也不同於20世紀的全球化，21世紀將是全球化的第四階段。21世紀的全球化，參加、塑造、形成全球化的各種行為體，其全球化概念有著21世紀的特徵，更加多元、更加複合。

這裡順便指出的是，在中國，人們往往把全球化與國際化混為一談。這種混同並不恰當。全球化不同於國際化，不僅是對國際化的超越和改變。有些事情，比如，「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全球化」是不同的。目前，中國仍然使用「人民幣國際化」而不是「人民幣全球化」。在經濟學裡，「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全球化」代表了兩大不同的世界經濟中的人民幣學派。「人民幣全球化」顯然要使人民幣成為一種全球貨幣。這是國際化與全球化顯著不同的一個重要例子。隨著全球化時代不斷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人民幣的最佳目標是成為全球的貨幣，「人民幣國際化」應該要調整為「人民幣全球化」。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7-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