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社會科學家，應當做群眾和政策之間的一個紐帶，從實際情形裡邊去發現問題，再反映到黨的路線和政策上去。

——費孝通

文｜丁凱

我想從方法的角度，談談常修澤老師的思想。常師是製度經濟學家，但他超越學科的局限。常師治學，一直主張博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西方經濟學所長，“中馬西，三合一”，以哲學的智慧洞見經濟轉型和改革中的問題，以理性的表達記錄偉大復興進程中的變遷。他的豐宏著述可供讀者披覽，他的創新觀點也有學者評述，我無須畫蛇添足。在這篇有限的文字裡面，我想結合自己這15年來，追隨常師聞道求知的經歷，管窺所體認到的常師思想方法。 《道德經》第一章，開頭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萬物本原，無從命名，無從言說，語言也做不到。我們僅僅是為了表達，才把它稱之為“道”。常師之道，“博學而無所成名”，我也僅僅是為了論述言說的方便，把常師之道簡稱為“常道”。分三個層面：何謂常道？如何知常道？常道中的非常道。讀者諸君，請聽我道來。

一、以人為本：常道之謂

我一直認為，“以人為本”是常師學術思想的原點。 常師一直主張“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 2009年，常師在探討中國下一個30年改革價值時，鮮明地主張：“改革的實質在於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發展”，“把促進人的自身發展作為改革的核心價值。”

以人為本，最早見於《管子》。管子在淄博，緊靠著常師家鄉濱州市惠民縣，常師幼承庭訓村學，我想，村里先生上課時，不可能不提及這位近在咫尺的先賢。以人為本是中華傳統價值觀，尤其是儒家治國思想的首要價值。從以神為本，到以人為本，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諸子百家，絕大多數都是以人為本的。

常師的“以人為本”，突破了儒家和諸子的定義，有鮮明的特點：

第一、在內涵上，從橫向、縱向和內核三個層面拓展了“人”的含義。

第一層含義，從橫向分析，不是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是指多數人，而是指“全體人民”。長期以來，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著眼於部分人”的觀念。近年來，情況有所變化，出現“讓多數人享受改革發展成果”的提法。從實際內容看，“多數人”比“一部分人”要好得多，但是這種提法依然是不周嚴、不科學的。作為一個執政黨，應該有博大的胸懷。國家採用的“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的提法，是對“一部分人”或“多數人共享”觀點的矯正，這是意味深長的。

第二層含義，從縱向分析，不應僅指當代人，而應包括後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講分配和公平，除了“當代人之間的分配及公平”以外，還應考慮“跨代分配”和“代際公平”問題。從全國看，如果把資源耗盡了，把環境污染了，社會不能持續發展，這對子孫後代公平嗎？

第三層含義，從內核分析，不應是“單需”之人，而應是“多需”之人。所謂“多需”，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參與社會生活的需求。現在有些論者講 “小康社會”，存在著某些 “單邊物質傾向”，與完整意義上的以人為本有很大差距。

第二、從人與體制的關係上，提出要破除三重奴役。

第一重是“權力奴役”。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集權所壓制，每個人都成了一個附屬物。

第二重是“金錢奴役”。在原教旨的市場經濟模式下，人的主體性被金錢所侵蝕，或者說物質的奴役：喪失信仰，追逐金錢。

第三重是“浮名奴役”。 2015年夏季，我們隨常師在長白山，常師提到林彪生前講過一段話：“誘以官祿德”。誘以官者，權力奴役也：誘以祿者，金錢奴役也：誘以德者，浮名奴役也。 “浮名奴役”主要是對讀書人說的。

這是常師的“七十感悟”：人，倘若能擺脫此“三重奴役”，就自由了，就活得像個灑脫的自己了！他說：“我現在最想探求的是，在21世紀的中國，如何建立無愧于人自身解放和發展的新體制。”

第三、從人的發展歷史角度，提出人道的方向。

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飽受磨難，其邁向文明和進步的每一個步伐都是極為沈重和艱難的。更具有悲劇意味的是，人類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卻逐漸被“物”消磨了人本身固有的自主性，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性在經濟中被侵蝕，“天道遠，人道爾”的關係被扭曲了。

常師回顧了恩格斯1839年在《伍珀河谷來信》中提到的伍珀河谷人的情況，認為很值得同情；馬克思在《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所做的辯論中，把“撿拾枯樹枝”看成是自然界對於人的“憐憫”。這可以說是馬氏的人道主義，是19世紀的人道主義。常師認為，到了21世紀的中國，人道主義應有新的更深廣的內涵。 2013年，常師在《包容性改革論》中，針對中國的現實，提出了一個稱為“社會共生”的觀點，並具體化為三句話：“窮人不能再窮，富人不能出走，中產必須擴大”。既反對權貴主義，又防止民粹主義，其用心就是追求21世紀的人道主義。

人本的思想內化於常師的精神，成為常師之道的精髓。立足於“人本+”，常師的理論體係不斷延展出去。討論“十三五”增長時，他提出“人本城鎮化”；討論體制改革時，他提出“人本體制論”；討論東北轉型處置殭屍企業時，他提出“保人不保企”、 “淘企不淘人”；談論需求結構時，他提出增加居民消費率；討論供給結構時，他提出發展與人相關的服務業；討論要素結構時，他提出充分釋放人的創新能力……

改革，是人本的改革；開放，是人本的開放；轉型，是人本的轉型，種種思路的背後，都是因為常師始終以“人本”的勇氣，堅守真理的底線，40年一以貫之，大海潮音，作獅子吼，成為劈開現實困境的利斧！

二、三源六法：如何知常道

《道德經》第16章說：“知常曰明”。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說法，左右事物變化的法則，稱之為“常”。如何“知常道”？既能知道事物變化的常理，又能透過現象把握背後變化的法則。在不同場合，常師曾或零星或片段地表達，我整合綜述起來，就是“三源六法”。

（1）“三源”之一：“經典”。常師說，“論道”的根本是“求道”。大家要緊緊抓住這一根本。常師啟發說，真正經典的東西是有極強的思想穿透力的，它能夠穿透岩石，把源頭泉水導引出來。

（2）“三源”之二：“實踐”。常師說，“行而論道”不同於 “坐而論道”，關鍵在 “實踐”。這裡講的實踐，不是簡單的個人瑣碎實踐，而是指“社會實踐”。社會實踐的範圍是極其廣泛的。環顧天下，中美安納伯格莊園的交流，“金磚”、“上合”、“一帶一路”的推進，乃至於信息革命浪潮的興起（包括互聯網＋），等等，都是當代的社會實踐。有著如此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源頭”，該有多少“清如許”的活水奔流不息。

（3）“三源”之三：“心思”。常師強調，讀典和實踐，必須自已“心思”，這樣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古人云：“學而不思則罔”。讀經典也好，參與實踐也好，怎樣變成“活水”呢？教授認為關鍵是一個字：思。

為什麼讀同樣的“經”，參與同樣的“實踐”，思想之水差距如此之大呢？從“心學”角度研究，“思”的角度、廣度、深度不同耳。 1964年，常師讀南開區業餘大學時候一位老師，夏康達教授，在教寫作課時說，寫作的根本問題，是思想的開掘問題，而思想的深度取決於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程度，語言不過是一個表達工具。要學會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用自己的頭腦思考，“想別人之所未想，言別人之所未言”，關鍵是“想”。

所謂的治學“六法”如下：

第一個方法，“建坐標”。常師說，觀察問題要建立橫向、縱向甚至三維坐標， “橫向”要“到邊”，要放眼全國，了解全國大勢，放眼全球，了解世界大勢，在全球視野中分析問題，從當代人類文明的最新成果立意。比如國內分析，不是“就結構論結構”，要把結構放在“中國第三波歷史大轉型”的廣闊背景下分析。 “縱向”要“到底”，要了解歷史，掌握趨勢，在大歷史視野中考察問題，所謂“縱橫捭闔”也。比如說，看近年東北的經濟數據，會感到沮喪，但在全國改革發展的大局中審視東北，戰略地位突出，常師闡述了三個觀點：“從發展看東北，東北是短板”；“從改革看東北，東北是重點”；“從開放看東北，東北是前沿”。東北到了“滾石上山、爬坡過坎”的時候，這句話背後的內涵就是經濟增長是最大的政治；東北的製造業優勢不能丟。東北是中國老工業基地和中國製造的產業集群地，同時具有豐富的工業自動化人才技術積澱，從瀋陽與德國在工業機械方面的合作進展來看，東北可望成為中國版工業4.0的首要受益地區。

第二個方法，“找聯繫”。現今的研究，成也分工之細，敗也分工過細。分工和專業化一方面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另一方面，知識系統的聯繫被割裂了。因此，做研究要有縱向的歷史觀和橫向的全球觀，要善於挖掘事務背後的“聯繫”。比如研究產權問題，“天、地、人”看似不相干，但是一旦找到二者聯繫，“天地人”產權也，則豁然開朗了，一下子就突破了狹隘的“企業產權”的窠臼了。我在幾次陪同常師調研的過程中發現，面對陌生的調研對象，常師問：“您老家哪裡？”“主要做什麼行業？”“情況怎麼樣？”常師會從對方的回答中找到與自己的聯繫，一下子拉近與調研對象之間的距離，讓對方打開心扉，說出真實的情況。常師打過一個比喻，“漣漪效應”，就是往水里面扔一塊石頭，整個水面都出現漣漪。在宏觀院的崗位上，常師尤其註重在宏觀層面挖掘事物內在的聯繫。 2009年，他在探討中國下一個30年改革若干理論問題時候，指出中國改革下一個30年，應該是類似奧運“五環”的改革，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制度改革，這種“五環”改革，環環相扣，融為一體。他進而找出了“五環”每個“環心”，必須抓住“五環”的“交扣性”，使之一體化；增強動力，尤其是注意防止“權貴”和“民粹”兩種現象。

第三個方法，“找矛盾”。 1974年，南開大學谷書堂教授教《社會主義經典著作選讀》，私下跟常師說起他長期思考的“一根兩苗”：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的謀生手段性質，既可以生出按勞分配，又可以產生商品經濟（“兩苗”），但為什麼馬克思只承認按勞分配，而堅定地否定商品經濟呢？這是一個矛盾。

夏康達教授曾提到，有一個故事“孟母三遷”。孟母的三遷，遷出一個大問題。因為孔子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既然你是“上智”“不移”，那你為什麼要遷移呢？這也是一個矛盾！如果說谷老師找出的是學說內部矛盾的話，夏老師找的則是學說與史實之間的矛盾。常師經常鼓勵，要成為找矛盾的專家！一定要找出深刻的矛盾，這樣才能寫出好的研究報告和著作來。

第四個方法，“砸核桃”。常師經常引用這個方法，他搞宏觀經濟研究時候就感到，有些成果是囫圇個的，尚沒有打開事物的“黑箱”。這個核桃還是骨碌碌一整個，沒有打開。他說，你一定要把核桃砸開，看看裡面到底有幾個仁。砸開後，再把核桃仁當作下一級核桃，再往下砸。你砸得越深，這個問題研究的質量就越高。我在讀“有名，萬物之母”時候就經常想起這個“砸核桃”，萬物各從其類，各有其名，砸核桃，就是不斷地找出事物的特點，它區別於其他事物的內在規定性，常老師不斷追問的“是什麼？”其實就是在不斷地作區別啊！

第五個方法，“二元平衡法”。 《道德經》“萬物負陰而抱陽”，常師在《人本產權共進論》一書的題記中，談到“老子論道：既講'抱陽'，又講'負陰' ；斯密論經濟：既有《國富論》，又有《情操論》。筆者論改革：一則講'產'，一則講'人'”。常師經常強調，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二元的國家，應該用二元分析法，把握這個二元結構，切不可一元論。

第六個辦法，“行行重行行”。常師一直堅持在一線調研，哪怕近年常師已屆70高齡，我們依然看到他去基層，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同基層的干部群眾企業家接觸。不管是東部沿海產業園區，還是西北邊疆窮鄉僻壤，常師都用耳朵聽，用眼睛看，行行重行行，一步一個腳印，一個地方一篇文章，祖國南北都留下了他尋計問策的身影。常師說，探討改革戰略，要“見天光”、“接地氣”，必須立足於中國大地，深深紮根於中國大地，對中國的社會底層的真實情況有深刻的洞察，尤其是要把握“國情”與“民意”。像東北問題，1979年10月到12月，常師即在冰天雪地中調研了70多天，之後多次赴東北，僅2016-2017年，就赴東北5次調查。我曾工作的廣東省中山市，常師就來了13次。我們常說，坐在辦公室都是難題，下到基層都是辦法，但真正做的又有多少呢？費孝通教授曾經發明了“腳勤”一詞，說的是東西漫行，南北穿梭，雙腳不曾歇息，真知亦自足底功夫，這恰恰也正是常師的真實寫照啊！

三、唯清靜方能致遠：常道中的非常道

比較七十二弟子圍繞的仁者孔子，我們如果要給老子畫一幅畫像，眼前呈現出來的，可能是一個躲在角落的孤獨智者。 《道德經》第16章的話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复。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極力使心靈做到虛靜澄明，努力使心靈堅持清淨無為。萬物蓬勃生長，我就可以憑藉虛靜的本性看出萬物循環往復的道理。萬物紛紛紜紜，但最終各自都要返回到它的本根。返回本根就叫做虛靜，虛靜就叫做復歸本性。復歸本性就是萬物變化運動的規律，懂得了萬物變化的規律就是明智。不懂得萬物變化的規律而輕舉妄動就會出亂子。我想到，常師一直強調要保持獨立的研究態度，在學術生涯中，他曾遇到數次去海南、去寧夏等地擔任重要行政領導職務的機會，但他都拒絕了，因為學問之道來源於致虛守靜，讓自己的心靈達到虛靜的狀態，常師深知其中之味。他強調，治學要有三個“不等式”：

第一、研究不等於宣傳。宣傳部門的工作和科研工作不同，前者是“宣傳已知”，如黨中央、國務院已定的政策路線，去宣傳，很重要。後者是“探索未知”，不能以宣傳的模式去做。能謝絕就謝絕，不太好謝絕，也要掌握度。

第二、研究不等於普通教學。普通教學是把人類的真理或者至少是大多數的看法，傳授給學生，所謂“傳道授業解惑也”。雖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更多是共同的看法。

第三、研究不等於方案的製定。具體方案的製定也很重要，但研究是方案的上游產業，如同研發一樣。

這幾年，常師每年都抽出一兩個月時間，遠離媒體和學術圈，潛住吉林省安圖縣二道白河，靜心著述，那該是《道德經》第20章說的：“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累累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我們從中看到的是和世界的隔離，以及孤獨和清醒。老子不喜歡熙熙攘攘的熱鬧，在熱鬧中，人是容易迷失自己的。所以需要隔離，隔離產生清靜，清靜產生智慧。

2015年7月8日清晨，常師在微信群裡面分享過一段文字：“我來長白山小鎮已經十天了。相對那個躁動的京城，這裡最大的好處是安靜。我體會，當今之世，安靜是人生最可寶貴的稀缺的資源之一。安靜不僅指客觀環境，更指主觀心態也稱心境。馬克思有一句人們不太熟悉的話：只有從安靜中才能產生出偉大壯麗的事業，安靜是唯一能生長出成熟果實的土壤。請注意，馬克思講的是唯一，不是之一。我們安靜嗎？有一顆安靜之心嗎？希望群內各位，尤其是其中以治學為職業者，務必保安靜心態。唯安靜方能致遠。唯安靜方能做大學問。各位共勉。”

當老子選擇放棄王官的身份，成為一個隱士的時候，他選擇的正是這樣一種隔離。常師在人生旅途中，不斷放棄類似的仕途機會，不同樣也是一種自我隔離嗎？

在這裡，我還想補記一點題外話，常師對學生特別“重情義”，這在當前社會的師生關係中殊為可貴。 2015年夏季，常師一位弟子不幸罹遇車禍，臥病在床，當時我們正好和常師一起，常師帶著我們錄了小視頻，致以康復的祝福，通過微信特地轉給這位同學。讀書時關心學業，畢業後掛念生活，常師對他的每一位學生都傾注了心血和情感。這是每一位從常師讀書的同學共有的感受。常師的學生分佈在北京、天津、遼寧、廣東、海南各地，分別畢業於常師擔任導師的南開、清華、中改院不同單位，因為有常師，眾多學生像親人一樣，情同手足。而在二道白河那一次，正好常師生日，我們幾個同學商量著買個蛋糕慶祝一下，卻被老師婉言謝絕，他不希望突出自己。

“大道不器”，從我的觀察來看，常師不僅在追尋經世濟民的知識，在更大的範圍內直面問題，用歷史的眼光觀照眾生，他甚而還培養了一種悲憫的情懷，用“海納百川”的氣度，在與各種思想的廣泛碰撞對話中不斷更新自己，日新日新又日新。在這70多年的求索與叩問中，就純粹的知識來說，我們把常師看作制度經濟學家，但是從經濟哲學的角度來說，常師的經濟學知識和推己及人的品德又是密不可分的。常師很像蘇格拉底，把哲學、倫理、反思和知識都融為一體了，他是在用生命去實踐這個自身的經濟哲學，按照所信奉的哲學信念去生活，他終身持久不懈地操練自己，超越了自己和自我中心，以求與時代合一，與歷史合一，與天合一，與道合一。常師是一本書，一本大書，讀常師這部大書，言有盡而意無窮！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