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26日，亞布力論壇2023年夏季高峰會在深圳召開。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理事、中誠信集團創始人毛振華作開幕演講，談香港對粵港澳大灣區、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意義。

毛振華說，香港曾經是中國的一顆明珠，在殖民時期、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在中國的轉型巨變中均作出特殊貢獻。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歷史節點，在中美博弈、逆全球化擡頭、中國經濟周期性調整的背景下，香港依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以下為毛振華演講全文：

很榮幸能夠在這次會議上發言，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去年我受聘於香港大學以來，對香港和香港經濟的一些研究和認識。

眾所周知，香港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在當前出現了一些困難，但香港曾經有過一段順風順水的時期，彼時有一種說法，香港是一座“左右逢源”的城市，即西方經濟好的時候香港也好，中國經濟好的時候香港也好，即便有一方經濟不好，香港的發展也依然有所支撐。但是現在香港從“左右逢源”變成了“左右碰壁”，無論東方與西方哪一方出現問題，香港都會遭到波及。香港到底經歷了什麼？現在又遇到了什麼困難？未來又會是什麼樣的格局？特別是作為大灣區的核心城市，未來深圳和香港雙城之間會形成怎樣的契合？我想這是每個人都非常關心的問題。

香港在過去4年經歷了多重衝擊，簡單來說就是遇到了“兩隻黑天鵝”和“兩頭灰犀牛”。黑天鵝之一是2019年的“修例風波”事件，這場動亂對香港的社會有很大的衝擊，隨着國安法出台，香港開始了由亂轉治新的歷程，但是社會層面創傷的撫平還需要一段時間。另外一個黑天鵝事件就是在全球範圍內造成巨大衝擊的新冠疫情，其中香港應對疫情的經歷又很特殊。香港由於特殊的體制、機制原因，既要與海外聯通開放，也要做好與內地的協同往來，要在中西方兩種疫情防控模式之間做出很艱難的平衡，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當前疫情影響雖逐漸弱化，但是其對產業鏈形成的衝擊、對人們生活帶來的影響、對香港與國際關係造成的影響仍存，恢復還需要一個過程。

除上述兩隻黑天鵝外，還有兩頭灰犀牛。所謂“灰犀牛”，通常用來比喻已知其存在，但並不知其何時暴發的風險。該類風險一般早有預兆，但沒有被充分重視，或在濃霧之中、或在深水之下、或在觸發事件之後，便可能會突然浮現出來。灰犀牛之一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兩個大國的博弈，這頭灰犀牛從2018年開始到現在愈演愈烈。灰犀牛之二就是中國經濟的周期性調整，一個長期高速發展的經濟體總有調整的時刻，現在我們正在經歷這樣一個時刻。在兩隻黑天鵝、兩頭灰犀牛的衝擊疊加之下，當前香港遇到了特殊的困難，傷了元氣，少了人氣，也損了心氣。那麼，未來的香港會是什麼樣呢？

香港曾經是中國的一顆明珠。在殖民時期、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在中國的轉型巨變中均作出特殊貢獻。辛亥革命在香港進行策劃、組織與經費籌集，孫中山是港大的第一屆畢業生；抗戰初期香港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很多海內外的人才回到香港報效祖國；朝鮮戰爭時期，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封鎖，是香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橋樑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又承擔了前所未有的歷史責任，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深圳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毗鄰香港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歷史節點，在中美博弈、逆全球化擡頭、中國經濟周期性調整的背景下，香港還會一如既往起到重要作用嗎？這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回答的重要問題。

我初步分析，香港行！香港總能在中國的特殊時期發揮特殊作用，未來也一樣。大概1945年到1952年期間，香港的人口由1945年的60萬人，增加至1952年的280萬人，這期間香港每年約增加30萬人口，這每年新增的30萬人口其實是後來香港成為四小龍一個重要的基礎，這些流入的人口不僅帶來了勞動力，還帶來了建設資本。隨着中國開啓改革開放，香港的工業北移，香港又遇到新的發展機會，依靠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企業的融資，香港逐漸成長為世界金融中心，實際上也是全球投資中國的窗口。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機遇下，香港迎來了飛速發展，但是也造成了自身產業結構的畸形，嚴重依賴金融及貿易物流產業，產業結構較為單一。

無論是美國過去提出的“脫鉤”還是現在提出的“去風險”戰略，都不改中美博弈的基調。現在西方已經把香港和中國內地完全劃在一個標準裡面，香港承擔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礎條件正在發生變化。在“底線思維+極限思維”的框架下，未來香港還會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嗎？除去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還會是什麼呢？撥開迷霧看本質，我認為香港依然是一個很有價值的香港，甚至是一個更有價值的香港，其價值來源於香港的“一國兩制”，來源於特殊時期國家發展賦予香港的責任和機遇，祖國所需，香港所為！

極限思維下，全球華人資本在西方是不安全的，華人科學家、高端人才在西方也是不安全的，他們希望迴歸中國，到中國來開展科學研究、成就事業，那麼有什麼地方是更適合他們施展才華、發揮作用的呢？考慮其長期以來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香港是一個重要的選項。但是香港有條件吸納那麼多科學家嗎？現在沒有，但是未來我相信香港可以做到，因為有祖國強大的後盾、有靠近深圳的優越位置、有大灣區的結構性需求，這是香港的潛力所在和動力源泉。當前香港的人口約為733萬，深圳的人口是1766萬，香港約佔深圳人口的41.5%；但是香港的土地是1113.76平方公里，深圳是1997.47平方公里，香港佔深圳土地的比例是55.75%，意味着深圳的人口密度比香港還要高，如果再加上海洋面積，那麼香港佔深圳土地面積約為87.65%，但人口只有41.5%，香港北部都會區的規劃面積達到了300平方公里，而深圳特區線內只有320平方公里，如此相比，未來香港還有很大的潛力和空間進行布局。再例如在資本領域，即便經歷了如此大的產業調整和外部衝擊，香港本地的銀行體系和財團受到的損失仍相對較小，可見香港是非常穩健的。

“一國兩制”之下韌性強、潛力大的香港能夠發揮什麼作用呢？香港還有什麼優勢可以挖掘呢？我認為香港有能力在教育、科技兩個領域裡面起到重要作用。

首先是教育領域。2023年QS排名前100名大學中，香港擁有5所，科研實力雄厚，當然香港的大學也有很多不足，香港大學QS排名也不及新加坡國立大學，但是我覺得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脫鉤”的背景下，我們需要國際化人才，需要通過全英文的語境去培養人才，這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教育體系中可以得到實現。我在內地及香港均有過高校任教的經歷，就個人感受而言，我覺得這兩個體制是非常不一樣的，我們需要香港這樣的教育體系。香港現在的高校生人數只有約30萬人，佔其人口比重在4%左右，而武漢和廣州高校生人數佔常住人口比重均在8%以上，如果僅考慮廣州、武漢城區人口（均約為700萬），那麼這一比例將進一步提高。與廣州、武漢等教育重鎮相比，香港的高校在校生人數佔比偏低，且香港的大學老師60歲就要退休，如果我們把在校生比例提高，就能吸納更多的國際人才，包括更多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科學家來香港工作，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中國需要更多這樣的高端人才，香港也可以吸納更多的科學家。此外，教育在香港是一個產業，現在每個碩士研究生的培養費用，收費大概是35萬到40萬港元，現在申請與錄取的人數之比大概是10:1，從全球高校申錄比例來看，香港的錄取率也是低的，希望來港讀書的學子人數較多。若高校擴招30萬研究生，則每年可收學費超過1000億港元，加上衣食住行消費，是個可觀的市場。可以說，未來香港教育行業的發展潛力還是很大的。

另外一個是科技產業。香港現在不是一個科技城市，也不是一個工業城市。但是香港有條件發展科創產業，香港跟深圳一樣有着背靠祖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內地也有強大的製造業基礎，在此基數上，香港具備吸納大型科技企業的條件，同時更重要的是爲了吸納全世界的華人科學家，香港的稅收低，產權清晰，企業上市比較容易，再加上熟悉的語言環境、網絡環境、教育環境，以及相對便利的國際交流環境，對於來港工作、定居的高端人才來說，香港有很大的吸引力。

香港發展科創產業是否會削弱深圳？我覺得不會。在推進大灣區發展的過程中，要看到香港與深圳各有優勢，既要有自然分工，也要有科學布局，更要有良性競爭。香港如果有更前沿的國際上的科學技術研發，深圳也就有更好的、更進一步的深度開發和應用，還有直接對接國內的廣大市場，這兩個城市是完全雙贏的。我不太贊成說如果深圳的華為、比亞迪、騰訊有一部分研發中心去了香港就影響到了深圳。我認為需做到應深盡深（應該在深圳的在深圳），應港盡港（應該在香港的在香港），形成良性的競爭格局。

整體而言，我覺得大灣區歸根結底的優勢是因為有香港，香港最重要、最根本的優勢是“一國兩制”。在這個意義上看，大灣區是一個優勢的轉換之地，也是一個優勢的再造之地。我也相信香港和大灣區一定會在這場大變局的歷史大考中交出美麗的答卷，也一定會譜寫新時期的中華民族復興的壯麗歷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