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至22日，第14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在港舉行，延安革命紀念館黨委書記、館長劉妮在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演講全文如下：

在近現代以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延安時期（1935年10月-1948年3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從低潮走向高潮，實現歷史性轉變，走向勝利的關鍵時期。在中華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重大關頭，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使命，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和思想創新，吸引廣大青年接近馬克思主義，走上追求真理的革命道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立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等藝術教育機構，重視美學價值與社會價值，培育了一大批堅持守正創新的革命藝術家，創作了無數與國運、與時代、與黨的任務、與人民生活緊密相連的經典藝術佳作，直接轉化為強大的社會動員力，至今在中國文藝史上熠熠生輝，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來自於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成為新中國文藝的班底，他們帶着深厚的延安情懷和延安紅色藝術的靚麗底色，繼承發揚延安精神和延安文藝傳統，繼續用藝術教育與藝術創作服務社會主義建設，依然發揮服務時代，引領時代的典範示範角色。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探索新時代藝術教育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如何走好長征路，延安時期紅色藝術教育的成功實踐和積累的經驗值得認真回顧與總結，在延安道路中尋找答案，砥礪藝術初心，賡續紅色血脈，讓藝術教育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旅程中續寫新篇章。

一、賡續為民族復興的藝術理想

二十世紀初，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時代。列強入侵，山河破碎，一批年輕的被稱為“人類上層”的知識分子首先覺醒，發出時代的啼聲，用藝術作為武器喚醒中國。蔡元培、蕭友梅等仁人誌士遠赴西方尋求文化救國的真諦，期望屬於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早日到來。魯迅先生棄醫從文，在《吶喊·自序》中呼喊“拯救國人的精神，首推文藝”，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左翼文藝運動領袖，影響了一代文藝新青年的成長，發揮了喚醒中國的旗幟作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有志青年集體為時代吶喊。

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歷經二萬五千里長徵勝利到達陝北，但是卻遇到了內憂外患、民族危機的更大困難。1936年11月，四面處敵的中共中央在陝北的窯洞裡成立中國文藝協會，發出“文武都來”的民族復興號角。以理論的思考、文藝實踐的頂層設計，開啟了用文藝組織中國的新的偉大歷程。作家丁玲一篇《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恰似“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筆桿子鋒芒畢露，革命文藝初顯光彩。 埃德加·斯諾，一位來自美國的青年記者，用實事求是的報道精神，寫成紀實文學《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讓代表中國未來的正義之聲首次走向世界，有志青年的目光被吸引在中國的大西北。

七七事變爆發後，延安再次吸引世界。延安不僅成為抗日戰爭的政治指揮中心，更是一座散發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藝古城。四萬多懷抱救國理想的進步青年齊聚延安，建立百餘個文化單位、藝術教育機構。開放的視角，抗日的激情，民主的聖地，延安成為新文化的殿堂，抗日的歌聲響徹寰宇。

1938年，身為全中國唯一，也是同時期全世界唯一的文學、藝術綜合藝術教育機構——魯藝，在延安創立。魯藝的創立，讓世界為之一振，延安迅速成為中國青年，全世界文藝青年的古城，大批來自於海內外的成名的詩人、劇作家、詩人、漫畫家、木刻家、雕塑家，以及愛國青年雲集在延安為民族救亡發聲，《抗大校歌》《延安頌》《黃河大合唱》《南泥灣》《白毛女》等無數傳達着爭取民族解放的主旋律佳作，從延安傳向大江南北。經典作品大多透過香港這文化樞紐走向世界，為中國凝聚精神、匯聚力量。1941年6月10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歡迎科學藝術人才》的社論，明確指出：“隨着抗戰以來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繼失去，以及國內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漲，大後方的文化陣地已顯得一片荒涼，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為全國文化的活躍的心臟。”

恩格斯曾說，一個民族的理論思維就是一個民族的希望。1942年，在那個風雲激盪，青春淬煉的紅色五月，毛澤東以高超的理論智慧，高瞻遠矚地釐清了“文藝與革命”、“文藝與政治”、“文藝與時代”等科學邏輯關係，首次提出了文藝為人民的劃時代科學論斷，為新中國文藝奠定了不朽的基石。憑藉着這種來自於人民，還給人民的人民文藝精神，來自於延安的文藝力量將千瘡百孔的舊中國唱出了一個新中國，並繼續在新中國的土地上耕耘着一座又一座的藝術高峰。

二、賡續藝術與政治統一的教育方針

抗戰時期的延安，是培育新時代人才的大熔爐。高等教育、幹部教育、在職幹部教育與國民教育，本着教育為長期的戰爭服務、教育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的奮鬥目標，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實施了廣泛而深入的全局教育運動。魯藝作為延安建立的50餘所中高等教育機構之一，之所以成為藝術經典的殿堂和培育藝術家的搖籃，很重要的關鍵，就是實施了藝術教育與政治教育相統一的教育方針。1939年經中宣部草擬，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的魯藝教育方針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立場，在新中國新文藝運動的歷史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新時代的文藝理論與實際，訓練適合今天抗戰需要的大批藝術幹部。團結與培養新時代的藝術人才，使魯藝成為實現中共文藝政策的堡壘與核心。”魯藝的藝術人才培養，要使學員從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中 獲得正確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樹立具有遠大理想，具有豐富生活經驗和良好藝術技巧的一派工作者為目標，使他們具有堅定不移，刻苦奮鬥的品質。1940年毛澤東主席為魯藝題寫“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進一步鼓勵藝術家將來自於抗戰現實生活的感動，融入到藝術創作中，進一步倡導藝術創作與政治需要相統一的藝術風尚。1941年，魯藝推出十條《藝術工作公約》，注重藝術家作風、品德的修養教育，將人文精神的培育作為培育藝術家的首要目的，實現以藝傳道，以美化人的馬克思主義藝術論具體實踐。《藝術工作公約》同期發表於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內容如下：

一、不違反新民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

二、不違反民族的大眾的立場。

三、不違反藝術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

四、不對黑暗寬容；對新社會之弱點，須加積極批評與匡正。

五、不流於輕浮作風，低級趣味。

六、不間斷創作與研究的工作。

七、不輕視藝術的組織工作。

八、不滿足自己的即使是最大的成功；不輕視別人的即使最小的努力。

九、不報宗派之見；不作無原則的意氣之爭。

十、不放鬆藝術中一切不良傾向的批判。

緣此，魯藝在課程配備上也是藝術與政治教育並重，但不主張將政治教育機械地、呆板地、生硬地套在藝術領域中，而是透過學習使學員懂得政治與藝術的關係。藝術家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必須具有政治的修養，即從藝術上培養人才，從政治上提升人才，這是延安紅色藝術教育成功的命脈。

留法歸國的音樂家冼星海在延安不到兩年的時間裡，發現了藝術家不可或缺的政治修養。他說“我發現了音樂上許多的問題過去不能解決的，在社會科學的理論上竟得到解答如音樂與抗戰、音樂與人類解放等等問題”於是，他開始如飢似渴地研讀馬列理論，也鼓勵學生學習。1940年他在赴莫斯科途中致信妻子，也是他的學生錢韻玲：“政治的基礎是每個藝術人才必須具備的”“一切學習都先以政治課為基礎，尤其是要熱心於馬列主義，不要嫌它乏味。假如你不弄通馬列主義，你的藝術造詣就是有限的，請你接受我的忠告話”。1939年春天，在中華民族生死塗炭的關鍵時期，代表全民族怒吼的時代最強音《黃河大合唱》在延安橫空出世，廣為傳唱，教育了成千上萬的華夏青年加入民族抗戰的洪流，也影響了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偉大勝利進程。一曲《黃河》高度概括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也是冼星海為中華民族復興，用音符寫下的信念、信仰和信心。冼星海譜寫經典的過程正是他從愛國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轉變的過程，《黃河大合唱》創作之後，他就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由黨的朋友成為黨的一員，並在入黨日記中寫下：“今天是我入黨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榮的一天。希望能改變我的思想和人生觀，去為無產階級的音樂來奮鬥！”所以，是思想上的收穫帶來了藝術創作上的高峰，迎來了他音樂人生的巔峰。“抗戰時期，全世界的藝術界都注意中國，尤其在新音樂發展方面。他們稱我們的民族是‘歌詠民族‘，因為根據我們抗戰歌詠的普遍和發生了作用的原故”大凡來到延安的成名大家和藝術青年都在延安找到了藝術的航向，一個個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噴湧而出，成就了留史存世的經典作品。

如今，翻開近現代藝術百科全書，那些光彪史冊的無數經典和經典的創作者，大都出自同一個地方——延安。延安時期的藝術教育與創作關乎“技”，更關乎於“道”。蔡若虹先生在晚年回顧魯藝的藝術教育時曾說：“魯藝從來不出廢品！”

三、賡續貫穿始終的藝術創新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會議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兩個結合’是我們成功的最大法寶。”延安道路成功地實踐了“兩個結合”。抗戰時期的延安是一個開放、多元、包容的文化聖地，她集納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在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進程中，樹立起耀眼的豐碑，一系列歷史性的開拓與創新見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光輝歷程。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全會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中國革命走入國際主義與民族形式相結合的發展道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指導下，藝術教育與創作堅持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堅持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使延安浩瀚如煙的藝術創作族譜中，幾乎找不到雷同的美術構圖、雷同的音樂旋律和雷同的文學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有不同的處理，展現出創作者善於發揮和創造的才能，每一件作品都在超越以往。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認為熟悉歐洲音樂技巧的東方作曲家，但他沒有被外來形式所俘虜，而是讓自己的民族風格佔有外國形式。1941年春，他在莫斯科將延安創作的簡譜《黃河大合唱》，用了歐洲最先進的配器法譜成交響大合唱《黃河》，面對國際社會對《黃河》這一驕世的成績時，他說“我是用全中國的旋律寫成的”。用外來形式表現中國東西，沒有留下任何複製“外來”的痕跡，以冼星海為首，後來延安出現了無數個“冼星海”，西方話劇中國化、莎士比亞戲劇中國化，馬雅可夫斯基詩風民族化，在傳統與現代、國際與民族相互碰撞中，也走了同樣的藝術創新之路。

1945年，魯藝創作中國民族新歌劇的開山之作《白毛女》，以莎士比亞西洋戲劇形式，提取中國民間戲曲、民歌、小調等元素並加以創新。一上演，不僅由藝術作品轉化為強大的社會動員力，而且其強烈的民族藝術風格與思想性，迅速走後紅，被改編成不同的藝術形式在世界各個國家上演、出版，成為中外文藝史上罕見的藝術創新。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團就率先上演芭蕾版《白毛女》，至今還是保留的經典劇目。

魯藝師生從學習西方到擺脫西方，魯藝木刻版畫也秉承魯迅先生的“讓木刻回國”的文化情懷，在延安的土地上實現了從陰刻到陽刻、從國際化到民族化、大眾化的根本轉變。這些具有鮮明的理論品格和學術高度，寫滿了中國精彩的作品，篇幅隨小，但其高度集中的政治性、思想性與藝術性，至今佔據世界藝術巔峰，熠熠生輝。

2022年10月27日，黨的二十大閉幕不到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程從北京前往陝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並發表重要講話：“延安是一本永遠讀不完的書。”“在延安時期形成和發揚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培育形成的以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為主要內容的延安精神，是黨的寶貴精神財富，要代代傳承下去。”延安時期形成的紅色藝術經典不僅是革命史詩的恢弘篇章，也是凝結抗戰精神、延安精神等中國精神譜系的重要藝術載體。

綜述，延安時期，為民族復興而努力的藝術教育，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學習外來先進文化不留痕跡，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深度結合，進行創造性發展和創造性轉換，以抗戰和建國為需要，以立德樹人、振奮與組織國民精神為目標，發揮了以藝傳道、以文化人的先鋒作用，在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中國精神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從歷史軌跡中總結歷史規律，堅定肩負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使命，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旅程上，延安模版、延安經驗意義猶在。

延安時期的紅色藝術教育及其產生的紅色經典，正如列寧所說的：“托爾斯泰去世了，但是在他的遺產裡，都有着沒有成為過去而屬於未來的東西”。新時代、新任務、新使命，讓我們肩負偉大文化使命，把《黃河大合唱》唱進新時代！為新時代譜出《黃河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