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 齊學理

舊石器時代，是人類史前史的第一篇章；距今一萬年左右，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人類文明如何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一直是考古學和人類學界長期不懈探索的重要課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河北尚義縣四台遺址，是近年冀西北地區發現的一處面積最大、保存較好、包含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遺存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它不僅填補了燕遼考古文化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而且通過豐富多元的文化遺存鮮活還原出遠古人類的生活圖景，是我國北方地區萬年文化史的實證。

從流動性棲居到定居村落形成

四台遺址位於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石井鄉四台蒙古營村南2千米山坡上，地屬蒙古高原南緣地帶，已探明面積約15萬平方米，是近年來河北省西北地區所挖掘發現的面積最大且出土文物保存完整的大型遺址。

四台遺址於2004年被發現，2015-2018年進行搶救性發掘，取得重要收穫。2020年起，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義縣文化廣電和旅遊局等單位對四台遺址持續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發掘。四台遺址目前已發掘面積1,700平方米，發掘房址40餘座，出土了陶、石、骨、貝類遺物800餘件。依據地層關係、出土遺物特徵、測年數據，考古人員將四台遺址文化遺存劃分為五組。

第一組文化遺存，距今10,400—10,000年左右。發現6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積7—10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長方形，穴壁極不規則，西北部深，東南部淺。地面四周高、中間低。灶多為偏向房址一側的地面灰燼堆積。柱洞大多圍繞穴壁分布。未發現門道。房址內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細石葉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動物骨骼等。打制石器有鋸齒刃刮削器、石球、舌型器、石鑽等。細石器多為錐狀細石核、細石葉，少量楔形石核，原料多為燧石、瑪瑙、石英岩等。磨制石器主要為研磨器，包括磨盤、磨棒(杵)等。陶器多為殘片，火候低、多夾砂或石英，陶色灰黑或灰褐色，紋飾有戳印的圓圈紋、折線紋、網格紋。骨器發現有骨管、骨針、骨簪、勺形器、骨角錐等。

第二組文化遺存，距今9,200—9,000年左右。發現4座半地穴式房址，面積8—12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長方形，穴壁不規則，西北部深，東南部淺。地面四周高、中間低。灶多為淺坑灶，位於房址中部。柱洞圍繞穴壁分布。未發現門道。房址內出土細石器、磨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動物骨骼等。細石器多為錐形石核、楔形石核與石葉，偶見鉛筆頭石核。磨制石器仍主要為磨盤、磨棒組合成的研磨器，另發現有石球與石鑽。陶器主要為板狀器，可分為帶花邊和素面兩大類。另有較多的骨針、骨錐、骨簪、勺形器、骨管等。

第三組文化遺存，距今7,600—7,400年左右。主要發現17座半地穴房址，面積8—12平方米，大體西北—東南向成排分布，平面近方形、長方形或圓角方形，形制規整，房間開始出現門道，房間中部分布有灶，灶內存在紅燒土堆積。有5座房址埋藏有人骨，多葬石鏟或石磨盤隨葬。其中，2020F2中發現埋藏在壁龕內的陶罐、6件石鏟及毛坯半成品、4件石磨盤及毛坯半成品以及大量與毛坯半成品岩性相同的碎石塊，表明該房址除了居住功能外，可能還存在石器工具加工和儲藏的功用。第三組房址內發現的陶器以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大口筒形罐為主；石器以石鏟、穿孔器、磨盤和磨棒（部分為頭部存在砸擊痕跡的啞鈴形磨棒）為代表的磨制石器為主，細石器和打制石器的數量在這一階段大大下降；石刃骨刀、玉玦、瑪瑙珠、貝飾也是這一時期所新發現的重要遺物。

第四組文化遺存，距今7,300—7,100年。發現房址10餘座半地穴式房址，房址面積開始增大，多為10—16平方米，平面近方形，形制規整，柱洞分布在四周，灶位於房址中央。房址內主要發現以石鏟、磨盤和磨棒為代表的磨制石器、麻點陶罐、制作精良的骨器和動物骨骼，細石器極少。從小平底筒形罐為代表的陶器上可以看出，四台遺址在這一時期已經與內蒙古東南部地區的裕民文化和興隆文化有了明顯交流。

第五組文化遺存，距今6,800—6,400年左右。目前尚未發現明確的遺跡。主要發現尖圜底罐，魚鱗紋、豎向長附加堆紋筒形罐等遺物。該類陶罐在國內的發現尚屬於首次，體現了與盛行在北方貝加爾湖地區卡林家河口尖圜底陶罐存在明顯的聯繫。

明確的半地穴性房屋、擺放有序的器物，表明北方的人類在距今一萬年左右已經開始創造宜居的生活。這些成組房址也是北方地區最早定居村落的實證，展現出人類生存方式從舊石器時代的狩獵採集流動性棲居到新石器時代早期逐漸定居的發展轉變。

從狩獵採集經濟到旱作農業起源

考古人員對四台遺址遺跡中出土的木炭、動物骨骼進行碳十四年代測定，獲得了15個萬年左右和10餘個9,000多年的系列測年數據，進一步推動遺址的精準測年、勾勒先民的生活細節。

在動物考古研究方面，四台遺址的動物骨骼初步鑒定有蚌、螺、蛙、魚、雉、鳥、鼢鼠、田鼠、野兔、刺蝟、犬、狼、熊、小型貓科、黃鼬、獾、梅花鹿、馬鹿、麅子、麂、野馬、野牛、野豬等，犬可能存在家養。這表明遺址周邊古環境為適宜野生動物生存的山地草原環境，有一定的河湖等水源，提示四台先民的生業模式以狩獵經濟為主，肉食來源主要為野鹿、野豬、野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類動物，魚類、鳥類和淡水貝類等也是其補充性肉食資源。

在植物考古研究上，通過對遺址地層剖面的花粉組合情況進行分析，發現距今10,500—10,200年之間，四台遺址周邊發育以蒿屬為主的草原植被，氣候相對乾旱，先民可能採集苔蒿屬、草屬、蓼屬、禾本科等種子；而距今8,000—7,000年之間，櫟屬等喬木花粉含量最高，氣候溫暖濕潤，發育森林—草原植被，先民採集一些喬木類果實。特別是在第三組遺存中發現了數量較多的橡子皮殼，並且發現有碳化的粟與黍，結合另發現了大量的石磨盤、磨棒等加工類和石鏟等翻土類工具，器物上殘留的澱粉粒，說明了馴化粟、黍的存在，表明距今7,600年前後，該地的古人已經開始馴化農業，是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的最新實證。

考古人員綜合動植物考古和石器工具研究成果，推測四台遺址先民的生業經濟情況為：四台先民在第一組和第二組遺存階段是以狩獵採集經濟為主；第三組時期雖然仍處於狩獵採集經濟，粟黍利用比重上升，植食性食物加工行為頻繁；到了第四、五組時期，粟黍在食物中佔有較高的比例，肉類食物在日常生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舊石器時代的人們依賴狩獵為生，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生存方式逐漸轉向開發利用原來沒有或忽視的植物資源。四台遺址中粟、黍碳化顆粒及陶器、碾磨石器等的發現，說明在這一時期，人類經過長期摸索，已認識到粟黍類等農作物具有種植、儲藏和食用價值，粟黍類等農業種植或已趨於成熟。這是人類對植物資源強化利用的體現，也是先民不斷調整技術形態適應農業新環境的體現。出土的陶器，還意味著蒸煮食物出現，除燒烤熟食製品外，還增加了熟食物品的種類，說明人類飲食結構發生了變化，同樣促進了農業的產生和發展。

在溫潤的氣候與多樣的動植物資源環境下，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已經基本掌握日常的勞作生活以及基本的生產方式，過著樸素怡然的生活……四台遺址的先民們敬畏自然、頑強生活，這正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踔厲奮進的精神特質，這恰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斷發展壯大的文化基因。在四台遺址抽絲剝繭的考古旅程中，他們曾經生活、勞作的場景徐徐呈現，也令今人得以踏尋先民歷史足跡、探索中華文明源流。

我國北方地區萬年文化史的實證

四台遺址文化遺存文化特徵明確、文化面貌獨特，地層關係清晰、測年數據連續，房址結構和出土陶器、石器特徵也都體現出連續發展的過程。它們與周邊發現的同時期文化遺存考古學文化內涵明顯不同。考古人員推斷此為本地區前所未見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初步判定為一支全新的考古學文化——四台文化，為我國北方新石器時代中期考古學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元素。遺址不同時期的多文化交流與互動，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收並蓄、綿延不斷的重要基因，更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體現。

房址中發現的舌形兩面器、楔形細石核、錐狀細石核以及大量細石葉與工具，繼承發展自泥河灣盆地一萬餘年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統，表現出文化與人群的連續性，為我國北方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而且最直接的證據。

陶器壓印紋飾中的類“之”字紋、網格紋、窩點紋等文化因素，在西遼河流域興隆窪文化、太行山東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均得到延續和發展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紋等紋飾的源頭之一。這一發現突破了以往我國北方區域考古學文化的認識，為燕山南北和西遼河流域找到了共同的文化根源，將兩大區域更緊密地聯繫起來，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該地區後續考古學文化譜系即史前社會發展演變奠定了基礎。

出土的尖圜底罐，在國內目前已知的材料中僅此一件，但其與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卡林加河口、葉尼塞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器形、紋飾、製法十分相似，顯示出四台先民與更遠的北方文化互動與交流，對早期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研究提供了新證據。

內蒙古高原位於陰山山脈之北、大興安嶺以西，與河北毗鄰，南緣已到達張家口壩上地區。歷史上，張家口是東部沿海文化和西部內陸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與南部農耕文化交匯之處，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稱之為文化交匯的“三岔口”。著名的萬里茶路中，張家口以北有東、中、西三條路線，從張家口出發，遠可抵烏蘭巴托、西伯利亞。清代李桂仁在《明清時代我國北方的國際運輸線——張庫商道》中說：“這條商道作為貿易之途，大約在漢唐時代已經開始。出現茶的貿易，大約不晚於宋元時代。”從張家口陽原泥河灣盆地和內蒙古高原考古調查及考古發現看，張家口以北地區這條人類通道，可以追溯到萬年前或者更早。透過四台遺址的尖圜底罐，足以想見來自於貝加爾湖的一些民族不斷沿著這條通道南下，抵達內蒙古高原地區，與生活在附近的人們交流融合，留下了獨具特色的生活遺跡遺物。

總而言之，四台遺址考古發現填補了燕遼考古文化區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為舊新石器時期過渡、農業起源、文化譜系、人類群體從流動性向定居形態轉變、草原絲綢之路形成與發展等一系列重大課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和實物證據，是我國北方地區萬年文化史的實證，為探討中華文明的起源過程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下一步，考古人員將繼續對四台遺址本體進行發掘，開展聚落結構、年代分期、文化面貌、動物、植物、環境、地學等考古研究，進而持續開展華北北部農業起源研究以及舊—新石器時期過渡動力機制研究，解鎖更多文明的秘密。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文中圖片均由國家文物局提供，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3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