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鳴
時下，香港發展的外部環境不容樂觀，主要是來自美國、西方的打壓圍堵；但若將之歸咎於《港區國安法》，是何其糊塗，何其錯誤！
維護國家安全 乃大是大非問題
“修例風波”的慘痛教訓不能忘記，也不應忘記。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更不能“傷疤”還未完全癒合就忘了痛。
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容不得半點認識上的糊塗和言行上的錯誤。前一段時間，香港社會有些人妄談什麼“國安泛化”。對此，本人早前刊發〈炒作“國安泛化”可以休矣！〉一文，引來個別人的不悅，將嚴肅思想辯論當作個人意氣之爭，甚至對本人作出人身攻擊，實在令人遺憾、令人氣憤！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這不僅包括打擊犯罪的責任，也包括輿論宣傳的責任。
本人針對“國安泛化”的錯誤觀念和模糊認識撰文批駁，並非是跟誰過不去，也不是要與誰“爭霸”；而是想提醒人們透過現象看本質，莫引香港入歧途。
倘愛國愛港力量把重點放在“謀人”而不是“謀事”上，以個人好惡取代理性辨析，那豈不是令親者痛仇者快？為了維護愛國陣營的團結，本人也不會對個別人作回擊；惟事關大是大非的道理必須再申明，這是愛國愛港陣營應有的責任擔當，也是必須堅守的底線！
需破除三大認識誤區
時下香港表面平靜，卻暗藏隱憂。在香港，把維護國家安全與維護香港國際地位對立起來的論調，並非個例，且有一定市場。一些市民在維護國家安全的認識上，存在三大誤區。
其一，認為有國安法對不法分子已經形成威懾，維護國安不必“大聲說出來”。豈不知，國安法不僅訂明打擊犯罪，還訂明香港居民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香港特區政府進行國家安全宣傳教育的責任。因此，公職人員提醒人們遵守國安法，這是盡責，也是關愛。
其二，認為現在香港的外部環境不好，是因為實施了國安法。從表面上看，國安法令美國、西方對香港的敵意倍增，有因果關係。但試想，美國、西方早已公布對華遏制戰略，香港對國家發展如此重要，若無國安法，香港就會“變天”。當然，我們必須積極團結爭取某些西方人士，惟國家安全一刻都不能鬆。
其三，認為既然有國安法了，就無必要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殊不知，國安法訂明4項罪行，但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行至少有7項，維護國安的漏洞並未完全補上。再說，23條立法是香港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豈能長期置之不理！
必須指出，維護國家安全與維護香港國際地位，從不矛盾。回歸至今，中央在港僅安裝了一道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盜門”而已，香港其他制度均沒有改變。
中央千方百計支持香港做強傳統優勢、發揮特殊作用，比如中央不僅支持香港鞏固“老四中心”，還支持建設“新四中心”；中央不僅支持香港參與各類國際經濟合作組織，還支持香港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要說“並行不悖”，中央早就這麼做了。
須釐清“一國”與“兩制”內在邏輯
有些人在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認識模糊，是因為長期存在“對立思維”，習慣於把“一國”與“兩制”對立起來。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
從法理上講，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源於中央授權。“一國”是根和源，“兩制”是枝和葉，不是平起平坐，更不是相互對立。從實踐來看，反中亂港勢力以“兩制”之別，挑戰“一國”之同，搞得人心撕裂、社會動盪，教訓十分深刻。把“一國”與“兩制”對立起來，何其糊塗！何其錯誤！
對立思維不消除，則香港的隱患並未排除，一有風吹草動，街頭暴力還有可能捲土重來。因此，維護國家安全僅靠法律手段是不夠的，還需要輿論引導，釐清一國兩制的內在邏輯。這也正是本人孜孜以求的。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年4月來港考察調研，他在香港特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3”開幕典禮致辭指出：“我們相信，愛國愛港力量作為守護香港的中堅力量，一定會全心全意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這是大家的責任，也是大家的榮光。”
這是傳達中央對愛國愛港力量的殷切希望、高度信賴和現實要求。愛國愛港力量不應辜負厚望，特別是應積極消除香港社會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模糊觀念和錯誤認識。
2021年全國兩會，全國政協給我頒發“全國政協委員優秀履職獎”的評語寫到：“這是一位在香港輿論鬥爭一線踐行使命擔當的政協委員，‘反對派不斷威脅我，可我不怕。’因為背後是偉大的祖國；這是一位用190多篇政論文章強力輸出主流價值觀的政協委員，‘要讓愛國愛港的正義之聲深入人心’，因為愛國愛港是他永遠的初心。”
這是對我的激勵和鞭策。我將一如既往地為愛國愛港主動發聲，義不容辭，義無反顧！
（作者係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及客座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來源：《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