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鳴
再過十五天，行政長官李家超將發表任內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首份《施政報告》實施得如何呢？
令人頗感開心的是，上周有一重要新聞發布，首批20家重點企業與特區政府簽署合作協議，將在香港投資超過300億元，創造10000個就業機會。這些企業分別來自生命健康科學、人工智能、數據科學、金融科技、先進製造以及新能源策略產業，包括華為、聯想、美團、阿斯利康等巨型或大型企業。這些企業全部落地後，將為香港創科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本屆政府首份《施政報告》把“創新科技”作為重點產業，把中央期待的“打造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作為重點內容。此後，特區政府公布了《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指明四大發展方向。短短一年時間，香港的科創發展已經“破局”，折射出“有為政府”的成色喜人。
創科落後是香港之痛
香港回歸後，首屆特區政府就提出建設“數碼港”，然而由於種種原因，一再擱淺。到後來，反中亂港勢力攪局更甚，特區政府關於設立創科局的議案，在立法會被擱置數年才最終通過。由於政府沒有專門的機構推動創科發展，香港的創科發展舉步維艱。
放眼昔日的“亞洲四小龍”，香港是唯一缺乏高科技和高增值產業作為支柱的經濟體。香港繼製造業和服務業兩次轉型之後，未完成以知識經濟和創新型經濟為核心的第三次轉型。
再與一河之隔的深圳相比，香港的創科發展被遠遠甩在身後。其中，深圳兩家科技巨頭企業值得關注，一個是做人工智能的商湯科技，另一個是做無人機的大疆創新。前者的創始人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後者的創始人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為什麼香港的創科人才最終在深圳“開花結果”呢？此事讓人不得不檢視香港的創科發展環境。
事實上，從創科發展的條件看，香港擁有明顯的科研優勢：香港有5間大學名列全球百強，擁有國家“兩院”院士逾40人，擁有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6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分中心、28所與世界級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的創新研發實驗室⋯⋯但香港的優勢主要體現在最上游的基礎研究和最下游的上市集資，“從試驗室到生產線”這一步很難跨越。這是香港創科發展之痛！
客觀地講，香港在創科發展上的優勢和短板，人們都看得很清楚。多年來，並非缺少發現問題的眼睛，而是缺少解決問題的決心和手段。企業作為市場競爭的主體，熱中於投資熟悉的金融業和賺錢穩當的地產業，不願意冒風險去搞創新科技；政府長期奉行“積極不干預”原則，不能痛下決心推動創科發展，一屆又一屆，一年又一年，蹉跎歲月，令人惋惜！
“當家人”扛起主體責任
去年“七一”，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要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
“當家人”、“第一責任人”、“有為政府”，這些關鍵詞發人深思，振聾發聵！再次明確了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角色定位。這個角色定位具有堅實的法理依據。香港基本法明確了“三權分置，司法獨立，行政主導，行政長官代表特區向中央負總責”政治制度。所謂“負總責”，就是要做“當家人”；所謂“行政主導”，就是要打造“有為政府”。中央希望新一屆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一改“守成政府”的作風，積極主動，勇於擔當，務實篤行，追趕跨越，再也不能瞻前顧後，得過且過。
顯然，李家超和新一屆特區政府官員深刻領悟到習主席重要講話的深意。李家超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就鮮明地提出“建設有為政府”，其中，在兩個方向發力。一是在增強發展動能方面，提出“搶企業”、“搶人才”，成立由司長級官員帶領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人才服務窗口”，在各駐內地辦事處和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設立“招商引才專組”，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等等。二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由行政長官擔任組長，三位司長任副組長，從四大領域進行督導。
“當家人”也是“帶頭人”。新一屆政府上任不久，李家超就帶領政府部門負責人拜訪科技部等中央部委，爭取惠港政策；帶領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到訪廣州、深圳等地參觀科技企業，實地感受“科技改變生活”；帶領政府官員和企業界人士出訪中東和東南亞的多個國家，尋求創科發展領域的合作機遇。
“有為政府”需要有一批“有為官員”。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牽頭引進重點企業，四處奔波，殫精竭慮；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局長麥美娟一再深入“夢工場”，傾聽年輕創業者的心聲，排憂解難，不遺餘力；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牽頭“創科產業發展委員會”，為把本港創新科技發展的“藍圖”變為“施工圖”，勞心勞力，夜以繼日。整個政府團隊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感、責任心推進發展。
“破局”靠的是實幹
李家超提出“以結果為目標”。那麼，在創科發展方面，一年來的結果如何呢？應該說成效不錯，已經“破局”。
為引進創科企業來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至今已接觸了超過200家企業，預計年底將增加至300家，這些企業有不少是市值或估值過百億元的創科企業，在人工智能、大數據、機械人、醫療和生命健康領域擁有行內前沿技術。
為吸引重點企業落戶香港，特區政府善於換位思考，綜合施策。在諮詢環節，成立“引進重點企業諮詢委員會”，由相關業界和社會領袖組成，就整體策略提供意見；在投資環節，特區政府設立300億元的“共同投資基金”，參與企業的項目投資；在政策環節，特區政府為企業制定涵蓋土地、稅務和財政等方面的措施，量身訂造企業落戶計劃；在用地環節，近期為企業提供河套科技園區作為發展平台，並大力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遠期為企業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在生活服務環節，為企業提供“一站式”配套服務，比如申請簽證、子女教育安排，等等。
為激勵產學研協作，特區政府推出100億元的“產學研1+計劃”，以配對形式資助不少於100個有潛質成為初創企業的大學研發團隊，支持把優秀科研成果商品化。
為解決創科人才“住房難”，特區政府邀請科技園公司在科學園附近建造創科人才住宿設施，並且在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科園提供住宿空間。
這一系列務實做法，充分關照了企業的需求，可謂“服務全覆蓋”。香港還是那個香港，事情還是那件事情，幹與不幹大不一樣，實幹與虛幹大不一樣，小幹與大幹也大不一樣。俯下身子務實幹，才能亮點頻閃見實效。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十分關心香港的創科發展，他今年4月來港考察調研，行程覆蓋了香港整個創新鏈條，包括基礎研究環節的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以及科技轉化環節的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科技產業發展環節的香港科技園。夏寶龍多次說：“我們相信，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其管治團隊一定能夠擔起治理香港的主體責任。”
如今，透過香港創科發展的亮點，可以看出特區政府沒有辜負中央的厚望和市民的期待，“有為政府”的成色十足！
（作者係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