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岳悅

1927年2月18日和19日，魯迅應邀連續兩日在上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演講，表達了對中國命運的關切和求變的信念。第一場演講題目是《無聲的中國》，翌日下午他再作第二場題為《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儘管他的浙江紹興口音很重，兩次演講都需由許廣平即時傳譯為粵語，但仍有逾600人把青年會禮堂擠得水洩不通。魯迅當年演講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位於上環必列者士街51號，禮堂和舞台還在，但已改做庇護工場。幸好，青年會正門入口的小牌匾上還刻有“1927年，著名中國作家魯迅曾於會所內演講”的字句。走進青年會大廳，左手邊的短牆上掛着一些簡介信息，似乎是希望給門口牌匾上短短的一句話做進一步註釋，雖是寥寥數句，總算在文化地圖上留下了痕跡。

赴上環演講 台下座無虛席

兩場短暫的演講，被譽為是香港新文學開端的催化劑。在盧瑋鑾教授（小思）編著的《香港文學散步》中，為此演講作出了生動描述，形容連續兩日演講都下着雨，但小禮堂依然座無虛席，眾人都“等待聆聽一個陌生的聲音”：“穿着淺灰色布長衫的中年人，用他濃厚紹興鄉音向台下的人講話——台下，幾乎全是聽不懂他的話的香港人，靠着另一個人的翻譯，專注地聆聽……”

魯迅講演《無聲的中國》時正是夜晚9點鐘，他先是鄭重感謝大雨仍來聽講的諸君，之後便直言：“……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

翌日，雨仍未停，下午時分，他的聲音又從禮堂小舞台上傳開：“……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覆地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對香港只有“淡薄”印象

短暫的香港一行只給魯迅留下了淡薄甚至惡劣的印象，他在《略談香港》一文中提到：“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閒走，演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卻了香港了……”他甚至已忘記自己到港時其實是2月，而非1月。他在文中還嘲諷了時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與香港大學教授賴際熙重振國粹的主張，可想而知，對魯迅的到來，港英當局千方百計地限制其影響，魯迅在文中提及，講座前“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企圖降低講座入座率，“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使得他慨嘆主持“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

更令魯迅意難平的是，他訪港期間遇上香港舉辦孔誕盛典，於是他離港後又寫了一篇《述香港恭祝聖誕》，銳評金文泰對華人“教導有方”。即使事隔五年，他還在編於1932年的《三閒集》序言中重提他眼中守舊閉塞的香港，痛斥當時中國的狀況：“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其實，《無聲的中國》已在當年的報上刊出了，但《老調子已經唱完》卻因故沒有刊出，因何之故，至今仍沒有定論。

魯迅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香港之行，是在1927年9月28日，他從廣州遷居上海時路過香港，僅隨身帶着幾隻書箱和衣箱，29日下午卻遭遇了華人警察上船“查關”的種種麻煩。根據他在《再談香港》一文中的記敘，之前兩次到港已視為“畏途”，此次事前已獲朋友告知警察“查關”的狀況：“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雖已有些心理準備，但實際情況卻比他所設想的混亂許多——他的書箱和衣箱皆被迫打開且弄亂，甚至是被毀壞，直到對方收了十元小洋才了結此事。茶房提醒他或是因為太瘦而被疑心是販鴉片的，他不由感慨：“我實在有些愕然。……鬍鬚的形狀，有國粹和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鬍子不要變灰色，又不要變紅色。至於為人不可太瘦，則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裡也未曾想到的。”

魯迅來港邀請人之爭

1927年1月，魯迅從廈門大學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由此便有了2月中旬應邀赴港演講一事，在《魯迅日記》中可找到這樣的紀錄，2月18日為：“雨。晨上小汽船，葉少泉、蘇秋寶、申君及廣平同行，午後抵香港，寓青年會。夜九時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廣平翻譯。”19日則為：“雨，下午演說，題為《老調子已經唱完》，廣平翻譯。”除此之外，別無他記，於是魯迅此次來港是赴誰人之邀約仍存爭議。

　　曾記錄過魯迅演講以及與魯迅通信過的劉隨，1981年9月曾在《文匯報》刊登《魯迅赴港演講瑣記》一文，文中提到：“時正在香港大學教學的黃新彥博士，出於對魯迅的景仰，也希望魯迅來香港打破文壇上的沉寂空氣，以推動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因此以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主動邀請魯迅前來講學。魯迅於二月十八日午後抵達香港，同來的還有許廣平。……負責出面接待的除了黃新彥博士，還有黃之棟先生和我。”值得一提的是，劉隨還在文中透露了邀請方在魯迅開講前與其的對話，稱當時香港文壇頗冷落，文學藝術活動如萬籟無聲，一些青年人對此很有感慨，便與魯迅談及香港這種文壇上的荒涼現狀，並埋怨環境太差，稱之為“沙漠之區”。魯迅當時頗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種估計未免太頹唐了，表示自己相信將來的香港是不會成為文化上的“沙漠之區”，並說：“就是沙漠也不要緊的，沙漠也是可以變的！”這番話令劉隨印象深刻，也從中可見魯迅對香港的殷切期望。

另一邊，1993年，慶祝香港大學建校80周年的《一枝一葉總關情》文集出版，收錄趙今聲的《八十八歲自述》，提及他以《大光報》名義邀請魯迅赴港講演。主編劉蜀永後來發現劉隨《瑣記》一文，與趙今聲的說法大相逕庭，於是通過書信訪談寫成《趙今聲教授談魯迅訪港經過》，並先後於《香港文學》及《魯迅研究》刊登。文中趙今聲稱魯迅是他邀請，並由他一人主理其事。趙今聲當年畢業後任《大光報》社外編輯，因緣際會認識了魯迅的友人葉少泉，再由葉少泉牽線促成了魯迅演講一事。

九十六年前，究竟是何人何機構當年邀請魯迅來港演講，已無從再查證，畢竟即使是當事人，筆述也未必完全準確。

魯迅在香港已“深入民心”

2019年適逢五四運動100周年，國史教育中心列出五位和五四運動有關的風雲人物，作為年度中史人物候選人，包括蔡元培、陳獨秀、魯迅、顧維鈞和胡適，由中小學生及小部分公眾人士合共約2.5萬人投票，結果魯迅壓倒其餘四人勝出，可見魯迅在香港早已“深入民心”。同年4月，香港孫中山紀念館舉行“動與醒：五四新文化運動”展覽，透過81組珍貴文物和文獻檔案，回顧這場展現愛國精神和民族意識的運動，及其對近代中國發展的影響和重要意義，其中的重點展品包括魯迅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的初版本。

而旨在發掘並培養優秀的青少年文學創作者的“魯迅青少年文學獎”也從2021年開始增設香港賽區，今年第十四屆比賽全港共收到1,300份參賽作品，其中有153位選手經評選後參加決賽比拚。有參賽學生認為魯迅的文章具個人色彩，情感表達清晰，閱讀魯迅的文章令自己學習到不少寫作技巧。

魯迅當年以刀般的鋒利筆觸，直剖中國國情和文化現象，即使是在1936年逝世後，他的文章和語錄也常被人借來作為武器參與政治鬥爭，現代人當然可以批評魯迅，但若以“敏感”之由而建議大規模在圖書館下架他的著作，是否有“老調子”仍未唱完之嫌？如今，香港早已不再是文化上的“沙漠之區”，若魯迅在生如今再訪香港，或許會寫下《三談香港》，一改淡薄印象，為香港日新月異的變化而欣慰。

特寫：魯迅橫眉冷對下的溫情一面

在很多人的心中，魯迅是冰冷而堅硬的，他總是橫眉怒對那些千夫所指的敵人，他的文章也如“投槍”和“匕首”般等待給敵人致命一擊，當抽離吶喊者的身份，他在生活中又是個真實且富溫情的男人。當魯迅在香港的講演完結後，便回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與好友許壽裳和紅顏許廣平搬入白雲樓26號，二人為他忙碌的生活增添了些許陽光。在廣州的時日終是短暫，1927年10月，魯迅與許廣平攜手共赴上海。在上海，魯迅不僅結識了內山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並與其結下了長達十年的深厚友情，他也有了自己與許廣平的愛情結晶——周海嬰，即意為在上海出生的嬰兒。

當二人世界成為三口之家，魯迅將自己一生中最細膩的愛與溫情都毫無保留地給了海嬰，並寫下小詩：“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滿篇充滿他對孩子的愛和內心隱含的柔情。而在《魯迅書簡·致母親》等筆記中，也常見到魯迅記錄海嬰言行的段落，以及他付出心血的深愛。

來源：大公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