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蜀永 |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研究員

日軍在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中，犯下了無數慘絕人寰的戰爭罪行。本文根據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戰爭罪行審判」電子資料庫（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等文獻，對日軍在港殘殺戰俘及醫護人員，進行大規模掃蕩並拘捕、拷打、殘殺新界村民等纍纍罪行進行深入研究，將鮮血淋漓的真實歷史畫面公諸於眾，幫助讀者了解戰爭帶來的深重災難。

香港軍事法庭的建立

1941年12月8日，日軍開始攻擊香港。經過18天的戰爭，英軍於25日無條件投降。香港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暗無天日的淪陷時期，日軍在香港犯下了無數嚴重的戰爭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同盟國決定在遠東設立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甲級戰爭罪犯，乙級和丙級戰犯則交各國軍事法庭自行審判。日本戰犯分為兩大類別：第一類甲級戰犯屬於策劃和指揮侵略戰爭的人，第二類乙、丙級戰犯屬於違反公認戰爭法規的人，此類戰犯佔戰犯中的大多數。 

1946年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東京設立，專門審判日本甲級戰犯。與東京審判同步進行的還有在各受害國（中國、菲律賓、新加坡、緬甸、越南、蘇聯等）組成的軍事法庭，對乙、丙級日本戰犯進行審判。 

1946年7月，在約一萬名抗戰勝利後被拘留在港的日本人當中，239人被列為戰爭罪行疑犯，部分因證據不足而被遣返歸國，也有部分人被轉移到亞洲其他地方的軍事法庭。 

英國駐港陸軍司令根據皇室授權，在香港設立了4個審理戰爭罪行的軍事法庭，審理香港島、九龍、新界，以及發生在台灣、上海、惠州、日本和公海的案件。 

第一次審判涉及大嶼山銀礦灣慘案，開始於1946年3月28日。最後一次審判時間是1948年12月20日，涉及日軍在上海的大拘捕。香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延續了兩年零八個多月。 

香港軍事法庭審理的46宗案件當中，30宗案件在香港發生，案發地點橫跨港九、新界和離島等地。在受審的122名嫌犯中，21人被判死刑，2人被判終生監禁，85人被判半年至20年徒刑，14人被判無罪。 

2008年至2010年間，香港大學法律系外國學者林頓（Suzannah Linton）從英國國家檔案館的英國陸軍部檔案WO235中，整理出1946年至1948年間香港軍事法庭的法庭紀錄。香港大學圖書館將這一批檔案電子化，建立「香港戰爭罪行審判」電子資料庫（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以便公眾查閱。 

香港地方誌辦公室看到有關資訊後，決定利用這批檔案資料對香港淪陷期間日軍的戰爭罪行進行深入的研究。研究計劃得到香港夢周文教基金會資助，用時兩年得以完成。

日軍在香港的戰爭罪行

（一）香港日本憲兵隊架構 

1941年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宣布投降，次日，日軍第23軍司令官酒井隆中將即授命野間賢之助，以150名憲兵組成香港憲兵隊。 

1942年2月20日，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香港憲兵隊改由香港總督指揮。野間賢之助的部下除了150名憲兵之外，還包括250名輔助憲兵、2,500名華人憲查、500名印藉憲查和60至70名密偵。香港憲兵隊的大本營位於戰前的香港最高法院（日治時期被稱為香港憲兵隊本部），設有「庶務課」和「警務課」。庶務課下設「經理班」和「衞生班」，管理一般的行政事務。「警務課」則負責管理軍警、民警和各個地區憲兵隊「特高班」。香港憲兵隊轄下有五個地區憲兵隊，分別為香港島東地區憲兵隊、香港島西地區憲兵隊、九龍地區憲兵隊、新界地區憲兵隊和水上憲兵隊。各地區憲兵隊的架構與憲兵本部大致相同，均設有「庶務班」「警務班」及「特高班」等組織。在地區憲兵隊之下還有派駐不同地點的憲兵派遣隊和分駐所，管理香港不同地區。各地區憲兵隊均由一名隊長統領，他們都需要根據野間的指令執行任務，並要就管轄範圍內發生的事情定期向野間匯報。 

新界地區憲兵隊在日軍佔領香港後隨即成立，總部設於粉嶺安樂村，負責管轄新界的多個憲兵派遣隊。1942年8月，香港憲兵隊第一次改組，新界地區憲兵隊被裁撤，原有的管轄範圍交由九龍地區憲兵隊接收。同月，日軍成立上水憲兵派遣隊，當時僅為一個細小的組織，部址設於上水圍一處名為「西江園」的民宅。由於部址不敷應用，憲兵隊後來同時徵用一街之隔的舊上水警署。1945年2月，香港憲兵隊推行了第二次改組，上水憲兵派遣隊升格為上水地區憲兵隊，成為新界北各個憲兵派遣隊的總部。上水地區憲兵隊下設沙頭角憲兵派遣隊和元朗憲兵派遣隊，以及大埔憲兵分駐所和青山憲兵分駐所。稍後成立於深圳南頭的寶安憲兵派遣隊同樣由上水地區憲兵隊管轄，可見該隊的管轄範圍已延伸至香港邊界以外的一部分地區。  

日本的憲兵分為兩類，在國內的稱為「敕令憲兵」，主要的責任是維護軍紀，同時也有對平民進行思想控制的責任；在國外各作戰區的稱為「軍令憲兵」，直屬派遣軍總司令官，其職責是保障軍隊安全、防止反戰宣傳、對付遊擊作戰、檢舉可疑分子，亦潛入敵方收集情報、暗殺或從事恐怖活動。「軍令憲兵」的職權顯然要大得多。香港憲兵隊即屬於「軍令憲兵」。淪陷期間，日軍對香港實施的是軍事管制，主要靠憲兵隊進行。憲兵隊可以說是權傾一切。日軍在香港的戰爭罪行，大部分與憲兵有關。

（二）日軍濫殺戰俘 

1941年12月，日軍在進攻香港的過程中，在西灣山高射炮站、筲箕灣慈幼會修院、黃泥涌峽、淺水灣等地，使用殘酷的手段攻擊、殺害失去戰鬥能力的被捕戰俘和醫護人員，犯下嚴重的戰爭罪行。 

1941年12月25日早上6時左右，日軍闖進當時英軍用作戰地醫院的聖士提反書院，隨即展開殘酷的大屠殺。聖士提反戰地醫院由軍醫伯南克上校（Col. Black）主理，他與另一名軍醫雲妮上尉（Capt. Whitney）以及7名護士，一同照顧被送到醫院的傷兵。在慘案發生前，超過200名傷兵被集中在書院的大禮堂接受治療。在臨時病床上的傷兵，大多都傷得臥床不起，他們手無寸鐵，有的只是綁在頭上的繃帶和用以固定斷骨的夾板。縱使學校的塔樓上高懸著鮮明的紅色十字旗，外牆又漆上碩大的紅色十字標誌，依然無法阻止日軍大開殺戒。 

日軍闖進禮堂後，二話不說，每看見一張病床，都用刺刀狠狠地捅下去，大量躺臥在病床上的傷兵就這樣被刺死。伯南克上校和雲妮上尉嘗試跟日軍說明情況，指出聖士提反書院是一間戰地醫院，要求日軍停止屠殺，但兩人都被日軍冷血地殺害。     

可以走動的傷兵和醫院職員被搜身之後，最初都被一同送到儲物室。伊莉沙伯·費度（Elizabeth A. Fidoe）是戰地醫院的一名護士長，與兩名護士和數個傷兵被帶到獨立的房間。不幸的事情在入夜時候發生，兩名日兵進入房間，命令她們站立起來，貫首徹尾地看著她們半個小時，隨即帶走其中一名護士。不久之後，日軍回來把她們帶到一間小書房。這一間書房內有5名華人婦女，地上有床鋪，書房外還有一間小浴室。日兵就這樣來來回回，逐一將書房內的女性帶到浴室強姦。後來，一名日兵藉口要替傷兵包紮，要帶走其中一名護士。護士們都知道此行凶多吉少，於是堅持要跟她走在一起。數人被帶到另一個房間之後，日軍隨即強姦她們。守在門外配有刺刀的日兵不斷呼喚其他士兵進來發洩獸欲。幾位護士後來被帶回書房，但日軍的獸行在這一個晚上重複發生。 

其他被俘虜傷兵的遭遇也頗為淒慘。被困期間，他們再次被日軍搜身。日軍的目標顯然不是搜出武器或危險品，而是這些傷兵身上的財物──手錶、戒指和金錢等都被日軍搶走。每隔半個小時左右，都會有傷兵被抓到走廊處決。加拿大兵軒達臣（E. J. Henderson）和麥凱（Mackay）先後被日兵強行拉走，大家聽到他們發出的淒厲叫聲，但沒有看到他們回來。 

史超域·伯格（Stewart D. Begg）是香港義勇防衛軍的士官長，伯格太太在聖士提反書院戰地醫院擔任護士。12月26日早上，他前來尋找妻子，看到的卻是伯格太太與另外兩位護士史密夫太太（Mrs. Smith）和畢斯頓太太（Mrs. Buxton）的屍體被擺放在一起，三人的屍體都是赤裸的，只以一張毛毯覆蓋。巴萊特上尉（Captain James Barnett）是加拿大軍的隨軍牧師，他在12月26日早上獲准察看戰地醫院劫難過後的慘況。原本充滿傷兵的大禮堂共有約70人被刺死在床上，向日軍抗議的伯南克上校和雲妮上尉的屍體殘缺不全、支離破碎。橫屍於走廊和樓梯的麥凱和軒達臣，雙眼、耳朵和舌頭均被切走，犯罪手法極為兇殘。

（三）日軍的大規模掃蕩和拘捕行動 

香港淪陷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港九獨立大隊為對抗日軍入侵，在新界展開了遊擊戰。亦有英軍在遊擊隊和香港居民的協助下，從日軍的集中營逃亡。為了清剿遊擊隊，日軍經常在新界進行大規模的掃蕩，拘捕大批村民，施用酷刑迫使他們供出有關遊擊隊的情報。許多村民寧願遭受皮肉之苦，也絕不出賣遊擊隊，更有不少村民因此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1944年9月，九龍地區憲兵隊台籍翻譯林台宜在西貢被遊擊隊俘虜。日本憲兵因此對西貢的黃毛應、大藍湖、界咸、蠔涌、大洞及南圍等村莊進行大規模的抓捕。憲兵認為西貢界咸村是遊擊隊的據點，因此9月26日該村有不少村民被捕。村民李業、尹新奇、劉牛、劉甯、謝佑芳等五人被憲兵虐打致死。村長謝恩亦被日軍抓捕，審問期間，他被打至口吐鮮血及白沫，左臂骨被打斷，斷骨更插穿皮膚，露出皮外。他難抵受傷帶來的痛楚，最終在2小時後死亡。 

黃毛應村是港九獨立大隊的一個活動據點。1944年11月7日，黃毛應村民鄧戊奎、鄧福、鄧寅發、鄧安、鄧新奎、鄧三秀、鄧石水等被日軍逮捕，並被帶到村口的教堂進行審問。鄧戊奎回答黃毛應村附近沒有遊擊隊，隨即被日軍連番掌嘴，並用竹桿打至跌倒地上。日軍踩著鄧戊奎的四肢和腹部，又用竹桿猛插進他的口裡。之後他再被日軍懸掛在教堂的樑柱「吊飛機」。日軍還拿來一堆雜草，在鄧戊奎下方放火焚燒。他全力掙扎，令縛著他的繩子斷掉，人從高處跌落下來之後，日軍再次毆打他，並重新將他吊起來放火焚燒。前後重複5次，歷時半個小時。鄧戊奎的雙腿被燒傷，一度無法走動。與他一同被捕的村民同樣遭到憲兵縱火焚燒和施以酷刑。經歷一輪折磨後，鄧福的脊骨嚴重受傷，鄧安被嚴重燒傷，其後更因而死亡。

1944年3月，大埔憲兵派遣隊的2名印籍憲查被遊擊隊抓走。5月，屬於該隊的元州哨站受到遊擊隊襲擊，而且被放火燒為灰燼。10月左右，該隊的一名傳譯員亦被人捉走。日軍因而在大埔周圍展開圍捕。 

1944年12月28日，大埔南華莆村民鄭保、鄭貴、林華、林僑惠、林寵錫、林瑞祺、林僑章等被拘捕到大埔憲兵部審問，受到嚴刑拷問。鄭保是南華莆村村長，審問期間，他除了被施以灌水刑外，還被日軍用磚頭擊傷腿部，使他雙腳流血。日軍還用電線綁住他的腳拇趾，拖拉移動，百般折磨。返回囚室後，他告訴被捕的村民不能承認是遊擊隊員，否則整個村都會被日軍殺滅。翌日，鄭保再次被審訊折磨，並於十數天后去世，遺體被日軍丟棄在林村河旁。 

1945年6月16日，九龍地區憲兵隊在元朗八鄉附近採取行動，拘捕遊擊隊隊員。日軍先拘捕了上村的村長杜月強，再到村民范國良家中，搜查他的住所，並把二人帶到蓮花地村。日軍指控范國良私藏槍支，並懷疑他窩藏共產黨軍人，而杜月強被指是遊擊隊隊員。日軍向杜月強灌水，並用秤砣錘擊他的雙手，強迫他認罪。日軍把他的雙手綁起，帶到屋外庭院準備處決。  

此時范國良也被命令走到屋外，日軍用槍柄擊打他的背部，並放軍犬咬他的頸部及手臂，連衣服也被撕破。此時，一名日軍用刀指向他的喉嚨，另外兩名日軍分別用槍對準他，並用力踩他的腹部，迫使他認罪。他否認控罪，三名日軍再次跳到他的身上，踩踏他的身體。他最終暈倒。

為了殺一儆百，日軍之後勒令在場村民排列成一行，觀看杜月強被斬首的過程。一名日軍用一把長刀，把杜月強的頭砍下,並向其屍體連開六、七槍，鮮血不斷流淌出來。約兩小時後，范國良才恢復意識。當時日軍已經離去。他已被折磨得無法站立，只見杜月強的屍體在其附近。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9-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