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積極踐行全球文明倡議 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為主題的2023中華文化國際傳播論壇近日在北京舉行。原文化部部長、“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王蒙，與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等文化界人士參加了本屆論壇，從不同角度暢談關於推動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認識與體會。

文｜ 本刊記者 馮琳

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淵源和驅動力

王蒙從中國歷史與中華文明傳統視角出發，論述了“中國式的現代化與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

1840年，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陷入了深重的國家、民族、社會、經濟、文化危機。中國的仁人志士、中國人民最後選擇通過人民革命改天換地，救國救民。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曾經是一個複雜與艱難的過程，西方的左翼思想、民族主義與工聯主義思潮曾對現代化和發展的提法提出過許多的質疑和批評。面對中國的現代化與世界經濟貿易關係的全球化，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是義無反顧的、堅決的。

王蒙指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創造了全新的歷史，這表明在走向發展和現代化的道路的時候，中國的態度是堅決和勇敢的，是善於學習和創造的，善於消化與結合本國的優良傳統，和本國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傳統以及保持清醒的智慧。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克服現代化發展帶來的發展中國家的認同危機，能夠在迅速發展的同時保持穩定、保持傳統，同時實現本國文化與社會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在6月2日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以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個關鍵詞對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精準提煉和系統總結。在王蒙看來，習總書記關於中華文明五個方面突出特性的宣示，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淵源和驅動力所在。

王蒙詳細闡釋道，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表現了中華文明的韌性、實踐性、有效性與自我修復調整的能力，中華文明的創造性、包容性表現了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不斷更新與發展進步的活力不斷迸發。“我們見賢思齊，善於學習，能夠接受並消化人類的一切先進文化成果。”他舉例稱，20世紀，西方政要布熱津斯基、基辛格、撒切爾夫人對於蘇聯和東歐改革非常不看好，但是無不看好中國的改革開放，認為中國有自己的文化適應能力和汲取消化能力，這並非偶然。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表現了中國傳統整體性與凝聚力，還體現了中華文明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得民心和得天下的合一。文化的統一性表現為天性、人性、教化、文化、天道、世道的統一，表現為修、齊、治、平及道德自律與家國治理的合一。

和平性是一個現代人類文明的主題與原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王蒙指出，這是一種文化立國的理想主義，“我們可以說中國強調的是權力的合道性，合道性包含了合理性、合禮性，還有合民心性的理論，是民為貴的思想。中國國家觀念的文化內涵十分重要，對於中國來說國家不僅僅是一個權力，而且是一種文化。”

道是中國文化中一個無所不包的概念，亦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之一。在王蒙的形容下，道是自然與社會六合之內的高度總結與抽象化，是世界的起源與歸宿，是終極性的神性概念，是中國的概念之神，是玄而又玄、眾妙之門，是定義權威、評價權威的法則和基本規律，即使是被稱為天子的封建皇帝，其權威仍然受到道的評估。

從和平性延伸出的合道性，王蒙認為這是中國的一種政治理想主義，是文化與權力的引領。“君子之道是文明之道、禮儀之道，中是準確，庸是正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做事正常準確，小人做事胡鬧添亂。”對於人間諸事的具體操作，中國傳統提倡的正是君子之道與中庸之道。

“我們古代的哲人、聖賢都是反對戰爭的，但是認為國家不能夠不擁有一定的實力。”王蒙說，荀子主張一個諸侯國家必須擁有戰備、武備等硬實力，但更重要的是王道、仁政、親民、重老，珍惜農事、彬彬有禮的軟實力；孟子提出“不嗜殺者能一之”；老子認為戰爭的勝利要用喪禮儀式來處理，還提出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王蒙表示，中國對現代化道路、模式多樣性與自主性的理解以及建立合作共贏關係的提出，是面對世界變局的擔當與合理的認知，對於人類文明發展與進步具有重要貢獻。

文化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覺得文化交流，首先就是要走出去，要請進來，人請進來，文化才能交流起來。”莫言以通俗易懂的大白話繪聲繪色地講述起他所感悟的文化交流之旅。

莫言與好友曾一年之內四赴日本，尋訪唐代高僧鑒真當年在日本為傳播中華文化做出的豐功偉績。在京都和奈良，莫言看到了很多仿我國唐朝式建築，他憶起當年自己曾在浙江一座寺廟裡看到過類似建築。“我問方丈，你們廟裡面的建築怎麼這麼像日本的建築？他說，你恰恰說錯了，這個建築確實是我們從日本借鑒過來的，但這個建築就是當年鑒真東渡時帶過去的，當年日本是學習和仿建了我們唐朝的建築並在日本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建築風格。人家也不是完全照搬，也融入了日本民族很多建築藝術、文化、審美觀念。現在我們再從日本把這個建築學回來也沒有完全照搬，我們又把我們中國當下的一些審美觀念和建築方面的一些藝術融合進去。”莫言感受到，文化交流會在來來往往間產生新的藝術，交流的過程也會創新。

莫言還考察了日本的戲劇，特別是寶塚歌舞劇。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寶塚歌劇團，是在全日本乃至世界都享有盛名的大型舞台表演團體。寶塚歌劇團雲集了一批才藝貌出眾的年輕女性，大量劇作裡面的男性角色也都由女演員來扮演，既有陽剛之氣也有女子之柔美，由此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日本藝術和審美趣味。

“我們聽不懂他們說什麼，但是我們感受到了這個舞台的開放性和舞台的活力，感受到了寶塚歌舞是把全世界的歌劇、舞劇、歌舞藝術都拿過來為它所用，然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寶塚風格。”莫言觀看了很多場演出，“這個戲劇跟我們中國京劇很相似，而且學習了很多京劇的東西，從服裝道具以及舞台上很多東西，都跟我們京劇是相似的，大量道具裡直接把我們唐詩宋詞作為背景放上去了。”

日本之行令莫言遙想到，早在盛唐時期日本就開始了對中華文明的學習，並且上千年來一直延續不斷。當時日本向中國大量派送遣唐使，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跨過驚濤駭浪來到中國，把中國文化帶回日本，但是帶回去後沒有照搬，而是根據日本獨特的地理環境、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加以改造，最終形成了當今日本藝術文化的諸多特色。反過來看，這兩年我們到日本學習，也可以從中尋找到我們的過去。

莫言感慨，文化交流確實是雙方的、互相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作為一名作家，他幾十年來還親身經歷和感受了中國文學對外輸出、翻譯交流的過程。

莫言談到，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外國翻譯家對中國文學的關注與政治密切相關。中國哪一部小說引起了爭論、受到了一些批評或者是反映了某些政治運動，往往會最先受到外國漢學家的關注而被翻譯過去，這是中國文學對外輸出的初始階段。

下一階段與電影相關，包括莫言的小說《紅高粱》被改編成了電影，蘇童的小說《妻妾成群》也被改編成了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還有一批作家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後在西方上映並獲得西方電影節獎項。於是引起了外國翻譯家的注意，這才找來原著小說進行翻譯。

與之相比，莫言欣喜地看到，最近幾十年來，隨著一些年輕漢學家的成長，他們對於要翻譯的文學作品的判斷越來越回歸文學的本來意義，已經關注到了文學的品質和共同價值。因此近年來被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除了數量上比過去大大增多，在品質上也有了很大提高。莫言指出，中國當代文學毫無疑問已經是世界文學的重要構成部分，或者說中國作家的作品在世界文學版圖上已經有了重要位置。

在莫言看來，文學為什麼能夠被翻譯，是源於它的共同價值，也是基於人類文明共同體的基礎。好比俄羅斯偉大作家托爾斯泰寫的《戰爭與和平》與蘇聯時期偉大作家肖洛霍夫所著《靜靜的頓河》，這兩位作者的政治面貌、信仰追求都很不一樣，但兩部作品都是俄羅斯文學的經典，也是世界文學的經典。“為什麼這樣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作家所寫的作品都會成為世界文學的經典？就是因為這兩部作品裡面反映了人類的共同價值。為什麼我們中國的讀者讀了這樣的作品都會被感動？也是因為這個作品包含了人類的共同價值，人的命運、人的情感、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以及對於邪惡醜陋的仇恨或者是恐懼等等。”莫言認為，只有反映了人類本質的文學作品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莫言表示，作家在參與世界文化的交流過程中，首先要堅守的一點是要把作品寫好，要向使作品具備被世界認可的一種價值方向努力。“當然，我們不是為了被翻譯而寫作，我們也不是為了被其他國家的讀者閱讀而寫作。作家為什麼寫作有很多答案，但是我想作家為了自己的內心寫作是每一個作家都不會反對的。作家為了讀者而寫作也是大家都認同的，你心裡面有讀者，然後充分表達自己的內心，表達自己的價值觀念，如果你的內心需求、價值觀念跟大多數人民的內心需求和價值觀念是一致的，那麼你的作品就具有了廣泛的代表性。”

什麼樣的作品才能被廣泛傳播？被世界所認可？莫言說，毫無疑問是精品，文學創作要有精品意識。不久前，他在莎士比亞的故鄉——英國斯特拉特福鎮看到了街心公園裡佇立著一座由江西省撫州市政府建的牡丹亭，也看到市政廳和莎士比亞舊居裡皆立有被譽為“東方莎士比亞”的湯顯祖塑像。

這樣一種文化的交流和比較令莫言印象深刻，他說，湯顯祖一輩子寫下了“臨川四夢”，但最出名的還是《牡丹亭》，也就是說湯顯祖憑一部《牡丹亭》揚名了四百年。“這對於我們既是鼓勵也是啟示，我們不要貪多求大，我們還是要寫得好一點，寫得精一點，為了中國的文學、中國的文化能夠被更多人所接受而盡自己的微薄之力。”莫言說。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3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