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出身基層的經濟及教育政策學者，周文港議員基於過去兩年政策研究成果，在立法會積極倡議和推動事關人口及人才、北部都會區、建造專才供應、通過放寬居屋二手市場的按揭保證期來促進向上流動、打造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等多項重要措施，為落實國家對香港定位、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獻計獻策。

文｜周文港

二十大報告和習近平總書記去年“七一”視察香港重要講話，既為香港未來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亦指引了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工作路向，可謂高屋建瓴、舉足輕重。習近平總書記就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提出四點希望：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共同維護和諧穩定，這足見國家對現屆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寄予厚望，一方面期盼消除香港長久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另一方面堅定不移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使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找準自身的定位。筆者就此提出多個想法和意見，本文特別分享三項可以立竿見影、對增強香港發展動能、排解民生憂難的建議。

放寬二手居屋按揭保證期

盤活居屋交易市場

4月下旬，房屋局回覆筆者有關“活化居者有其屋計劃第二市場”書面質詢並提供數據，顯示近年“白居二”（即“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房委會允許申請者以“白表資格”及免補地價方式買入較私樓便宜的免補地價二手居屋，幫助中低收入家庭置業）的申請宗數甚高，但成功交易個案極低，引證“居屋第二市場計劃”及其供應顯然出現結構性收縮問題，亟需及時改善。倘若任由當前情況持續下去，隨着大量居屋單位日漸老化，不少未補地價的二手居屋單位將會、甚至已經無法在市場上售出，“居屋第二市場”儼如冰封，幾乎形同虛設。

筆者認為，“白居二”市場成交持續不振的核心原因，在於現行房委會為居屋單位所提供的“30年按揭還款保證期”（房委會就居屋單位提供的按揭貸款保證期，由首次轉讓起計最長為30年），確實約束了居屋、尤其是樓齡較高的居屋單位的轉讓機會。縱使特區政府屢次重申，房委會並無規定有關還款期必須與貸款保證期同時結束，惟理想與現實相反，有關措施已直接影響買家向銀行或財務機構申請“白居二”的按揭年期和比率，以致“樓齡愈高，供款期愈短”，又或“拉長供款期，又通過不了壓力測試”，同樣情況亦適用於一般“綠表”買家（公屋居民申請買居屋，沒有入息限額，但成功申請后需將現居公屋交還給房署）。

目前市場上約九成居屋單位已超過20年樓齡，再細分的話，在35.2萬個居屋單位中，有31.3萬個（89%）樓齡達20年以上，當中31年或以上的更佔4成。舉例來說，心儀居屋的樓齡已經高達或超過20、甚或是30年，銀行幾乎甚至根本不可能批出合理的按揭年期（只得10年以下），結果嚴重影響二手居屋交易。

筆者建議，將未補地價二手居屋按揭保證期，由“30年減樓齡”（即“30年按揭還款保證期”）放寬至“60年減樓齡”，釋放二手居屋資源，促使更多“白居二”青年準買家和公屋“綠表”戶免去財務壓力測試，協助他們在合理的財政負擔下成功“上車”，一圓置業夢，提升整體的生活質素。根據推算，如果11.7萬個“白居二”申請人或者每次新居屋申請者當中的大約兩成都獲得“60年減樓齡”的按揭保證期的話，至少2.34萬個相關公屋單位將獲得釋放。若然這樣，將會間接協助最基層市民儘快入住公屋，減少公營房屋建屋成本，並同時增加“居屋第二市場”交易所衍生的印花稅收入。

事實上，香港長期未償還按揭貸款的拖欠比率，根據金管局資料顯示，僅有0.05%至0.07%的極低水平，過去12個月的銀行按揭貸款撇賬率更為0；加上樓價已進入整固期，“60年減樓齡”措施雖延長政府擔保期，惟相信對公共財政的影響極低，不會因為延長按揭保證期而影響公共財政健康發展。反而維持現有做法，即大幅鎖死二手居屋及公屋流轉，只會令覓地建屋的成本大增。

撤銷資助院校非本地學生限額

有效吸納留學生生源

香港正遭遇少子化危機，惟現時本地的高等教育體制，受制於早年港英殖民思維和民粹主義的影響，對吸引外來青年來港就讀職業專才和高等教育課程，設下了重重壁壘與限制。舉例來說，8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可透過超額收生形式錄取非本地學生，但相關非本地學生人數總數就不能超過核准公帑資助學士學額總數的額外20% ；自資專上院校開設的全日制經本地評審的自資本地副學位、學士學位和研究院修課及研究課程取錄海外學生不設限制，但取錄副學位及學士學位（包括銜接學位）課程的內地、澳門、台灣學生人數，則不能多於上學年相關課程總學生人數的額外10%。

雖然教育局今年較早時間放寬其中3所自資大學的限額，惟這次只是惠及個別院校，且杯水車薪，以一所約1,000人的院校為例，增加額外一成，只涉及每年額外增收約100名內地生；何況，只給3所院校額外增撥一成的比例，恐怕加劇行業內汰弱留強，壓縮業界發展，並不符合香港整體經濟和人口發展的大趨勢所需。

其實，境外自資學生來港就讀，因他們需自費修讀課程，且往往比本地生的學費高出許多，如果計及留學生在香港的其他消費開支等間接的經濟貢獻，不但不會對政府的公帑開支造成影響，對政府財政收入、乃至香港整體經濟的影響絕對是正面的；而且，當愈來愈多境外學生來港學習和定居，正好與香港生活服務、文藝、消閒娛樂等經濟活動相輔相成，彼此間產生協同效應，有利於增強發展動能。

面對人口和生源大幅度下降，而且可見的未來20年（從現時低出生人口數字可以看到）均會一直減少的情況下，在不影響本地學生修讀公帑資助學士學位的情況下，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教育局尤其需要切實摒除過去受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牽制，儘快容許非本地學生（尤其內地、澳門及台灣學生）自費來港就學，善用香港國際化、現代化的高質素高等教育資源，持續強化本地教育生態環境，補足香港人才及人力資源配備，亦同時能夠全面落實二十大報告提出的“科教興國”、“人才支撐”等總體教育戰略，貢獻“中國式現代化”總目標，值得特區政府付諸實行。

採取“先貨後人”形式

逐步落實“兩地一檢”措施

6月上旬，包括筆者在內的一眾“G19”議員（“G19”為第七屆立法會18位議員組成的議員協作平台，成員包括9位功能界別議員及9位選舉委員會界別議員，召集人為謝偉銓議員，兩名副召集人為姚柏良議員及簡慧敏議員）同事出訪澳門，親身體驗了“合作查驗，一次放行”（亦稱為“兩地一檢”）的高效和便捷。根據當時經歷，筆者由澳門經青茂口岸前往珠海，只須在一個大廳、排一次隊、用一張證件、集中接受一次檢查，便完成兩地出入境手續，人均通關時間約20至30秒，可同時疏導通關人流和提升口岸運作效率，更會大大節省兩地通關公務員數目，帶來無可估量的機遇。

根據特區政府規劃，現時正積極研究於新皇崗口岸等推行“兩地一檢”。但是筆者認為，如果特區政府能夠從現成、而且疫情過後客流量不斷增加的高鐵西九龍站，以及諸如港珠澳大橋口岸、香園圍口岸入手，繼而再將成功經驗輻射開去，相信屆時帶來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更大。

更何況，長期以來，香港是內地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和境外融資平台，亦是內地最大的境外投資目的地，擔當起國家“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雙向服務平台。有研究指出，港珠澳大橋建成後，香港與珠江西岸之間的距離平均縮短41%，兩地運輸時間和成本平均分別減少39%和34%；同時，珠海正積極打造物流園區，位於珠海機場側的“珠海空港國際智慧物流園”和位於港珠澳大橋珠海延長線末端的“粵港澳物流園”，各佔地超過10萬平方米，全面投入運作後，預計每年可分別處理數十萬噸的進出口貨物，可作為香港物流的後勤用地，紓緩香港貨倉租金高昂和供應不足的問題。因此，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加強與珠海在發展跨境電商及物流上的合作，利用好港珠澳大橋開通所帶來的契機，爭取中央同意逐步落實“兩地一檢”，並採取“先貨後人”的形式推行，共同打造跨境電商的產業鏈和生態圈，產生協同效應，鞏固甚至擴大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和物流樞紐地位。

以上建議，筆者希望能協助特區政府密切掌握社會脈搏，攻堅克難，共同開闢香港更美好未來，不辜負習近平總書記的殷切期望，正面回應香港市民的所思所盼。

（作者係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紫荊研究院副院長、香港教育大學協理副校長，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3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