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RI: A Public Product for the World’s People
文|中國外交學院外籍副教授、意大利洛倫佐·德·美第奇-马里斯特学院國際研究所教授 法比奧.馬西莫.帕蘭迪
譯|本刊記者 楊晨
從“親仁善鄰”“兼濟天下”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到“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外交始終秉承獨立自主、合作共贏。作為屬於世界人民的公共產品,十年間,“一帶一路”倡議一路走來,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世界貢獻了一系列中國理念和中國主張。
“一帶一路”倡議的普遍觀點與具體事實
究竟什麼是“一帶一路”倡議——它是為人所熟知的新絲綢之路嗎?首先我們需要注意到的是,“一帶一路”倡議涵蓋了迄今為止最大的投資計劃,由跨越洲際的陸海雙線組成。2013年,中國首次提出此項倡議並開始了接下來的發展歷程。
基於該倡議的地理和經濟規模以及其不可避免的地緣政治影響,許多學者和評論人士不免提出一系列問題,例如:“一帶一路”倡議是所謂的“中國擴張主義”的地緣戰略工具嗎?還是中國與西方相互競爭的地緣政治槓桿?抑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馬歇爾計劃相提並論?又或者說,它是一個為世界人民提供的、與以往不同但最終有益於全球的政治和文化建設方案?
儘管許多西方民眾對“一帶一路”倡議抱持不信任的態度,但過去十年,世界對這一倡議的興趣與日俱增,因為“一帶一路”聚焦的重點始終是全球範圍內地域與地域間在陸路、海洋和航空幾大方面互聯互通的發展。
這項宏大的投資規劃可以被視作加強全球合作、促進多邊主義的新提議,從而為解決貧困、不平等發展、衝突、環境惡化和全球治理等最緊迫的全球性問題提供了新的應對機會。這並不是一項援助計劃,也不是為了所謂的地緣政治競爭而提出的設想。
將“一帶一路”倡議與“馬歇爾計劃”作比較的行為至少是具有誤導性的。有許多論據可以證明這兩者之間並不具有可比性,譬如所投入資金的數量(“一帶一路”倡議迄今為止已投入約一萬億美元,馬歇爾計劃的資金投入為幾百億美元)以及地域規模。“一帶一路”倡議並不像馬歇爾計劃那樣僅僅局限於軍事盟國之間,而是始終向全世界所有國家開放。
真誠的中國外交與不實的“模因理論”
過去幾十年,中國將物質基礎建設作為自身的發展戰略,並憑此使“一帶一路”成為一項同時具備現實可行性和未來吸引力的倡議。中國國內經濟的成功本身便為我們描繪出正確理解“一帶一路”倡議的真正內涵所需的必要前提。
我們還需要考慮許多其他根本性的要素來認識這一由中國所提出的倡議的歷史獨特性:這主要體現在該方案的多極性內涵以及其中所蘊涵的中國原則、中國價值和其雄心勃勃的目標上。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上,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兩大宗旨:一是構建以合作共贏和相互信任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係;二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事實上,中國的全球性規劃提議基於一系列從中國人的外交文化中借鑒而來的傳統原則,包括合作共贏、相互尊重和平等對話。這些原則集中代表了具中國特色的一種與以往不同的全球化理念的核心,也是“一帶一路”倡議誕生和持續發展運行的背景。無論如何,考慮到馬歇爾計劃有限的地域規模和其以地緣戰略為前提的布局,“一帶一路”倡議與其並沒有任何相似性。
過去幾年中,對“一帶一路”倡議最常見的批評之一便是與所謂的“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相關。此種說法是印度一間智庫提出的模因,2017年在一篇哈佛大學的學生論文中又重新被提出。從那時起,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問題以一種相當怪異的方式,成為中國為世界帶來的這一新倡議的結果,而不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金融主導的後果。
這種“模因理論”認為,中國試圖將發展中國家套入債務網,從而獲得全球戰略利益和資產。然而事實上,指責中國的一些西方國家恰恰就是那些在過去七十年中,對全球南方的去殖民化國家實施了不折不扣的“債務陷阱”的國家,他們的目的是壓制這些國家,確保它們服從美國及其最親密盟友的利益。
用事實說話 “一帶一路”倡議與友好中國形象
縱觀當代文獻,我們可以清楚判斷出關於中國的指控是前後矛盾的。在發展中國家看來,中國既不是威脅者,亦不是新的殖民者。為此,我們不妨簡要列舉一些相關證據,打破“債務陷阱”模因下對中國形象的刻板認知。
世界各國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則,與中國進行協商合作,獲得來自中國的新增貸款或是大額貸款,其中包括委內瑞拉和安哥拉等提供石油出口的國家。就委內瑞拉的情況而言,由於石油危機和美國的制裁,它已無法再向中國提供石油。儘管如此,中國並沒有放棄與委內瑞拉保持合作關係,而是實行債務重組,繼續以現金進行購買,從而接受暫時的損失來源,而不是對陷入困境的合作夥伴怒目而視。
2018年,非洲國家的外債中只有20%是來自中國的債務,其餘的80%主要來自從屬於西方金融體系(巴黎俱樂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多邊機構和私人部門)的公共和私人機構投資者。因此,即使債務陷阱真的存在,也不應歸咎於“一帶一路”倡議。
斯里蘭卡備受爭議的漢班托塔港於2007年由當地政府開始建設,起初需要得到中國公司的援助,並於2009年從中國獲得貸款。2017年,雙方達成協議,中國繼續提供貸款並購得漢班托塔港口70%的股份,合作得以繼續進行。然而,斯里蘭卡政府所需的資金是用來償還已到期的與其他國際投資者的債務,而不是同中國的債務。2019年,中國在斯里蘭卡外債中所佔份額為10%,與日本所佔份額相近。此外,中國在過去幾年降低了利率,延長了還款時間,為減少中國所佔的債務財產份額直至債務清零提供了條件。
最後,獨立調查研究機構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和非洲晴雨表證實,非洲人民對與中國合作的新形式達成了廣泛共識,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融資、新的投資機會、信用准入、新的發展計劃等。
以上是一些實際例證,明確證實“債務陷阱”這一模因的不實之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表示,“債務陷阱”是“美式謊言外交”的又一例證。
(原文為英文,經本刊記者編譯。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3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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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 A Public Product for the World’s People
文|中國外交學院外籍副教授、意大利洛倫佐·德·美第奇-马里斯特学院國際研究所教授 法比奧.馬西莫.帕蘭迪
譯|本刊記者 楊晨
從“親仁善鄰”“兼濟天下”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到“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外交始終秉承獨立自主、合作共贏。作為屬於世界人民的公共產品,十年間,“一帶一路”倡議一路走來,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世界貢獻了一系列中國理念和中國主張。
“一帶一路”倡議的普遍觀點與具體事實
究竟什麼是“一帶一路”倡議——它是為人所熟知的新絲綢之路嗎?首先我們需要注意到的是,“一帶一路”倡議涵蓋了迄今為止最大的投資計劃,由跨越洲際的陸海雙線組成。2013年,中國首次提出此項倡議並開始了接下來的發展歷程。
基於該倡議的地理和經濟規模以及其不可避免的地緣政治影響,許多學者和評論人士不免提出一系列問題,例如:“一帶一路”倡議是所謂的“中國擴張主義”的地緣戰略工具嗎?還是中國與西方相互競爭的地緣政治槓桿?抑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馬歇爾計劃相提並論?又或者說,它是一個為世界人民提供的、與以往不同但最終有益於全球的政治和文化建設方案?
儘管許多西方民眾對“一帶一路”倡議抱持不信任的態度,但過去十年,世界對這一倡議的興趣與日俱增,因為“一帶一路”聚焦的重點始終是全球範圍內地域與地域間在陸路、海洋和航空幾大方面互聯互通的發展。
這項宏大的投資規劃可以被視作加強全球合作、促進多邊主義的新提議,從而為解決貧困、不平等發展、衝突、環境惡化和全球治理等最緊迫的全球性問題提供了新的應對機會。這並不是一項援助計劃,也不是為了所謂的地緣政治競爭而提出的設想。
將“一帶一路”倡議與“馬歇爾計劃”作比較的行為至少是具有誤導性的。有許多論據可以證明這兩者之間並不具有可比性,譬如所投入資金的數量(“一帶一路”倡議迄今為止已投入約一萬億美元,馬歇爾計劃的資金投入為幾百億美元)以及地域規模。“一帶一路”倡議並不像馬歇爾計劃那樣僅僅局限於軍事盟國之間,而是始終向全世界所有國家開放。
真誠的中國外交與不實的“模因理論”
過去幾十年,中國將物質基礎建設作為自身的發展戰略,並憑此使“一帶一路”成為一項同時具備現實可行性和未來吸引力的倡議。中國國內經濟的成功本身便為我們描繪出正確理解“一帶一路”倡議的真正內涵所需的必要前提。
我們還需要考慮許多其他根本性的要素來認識這一由中國所提出的倡議的歷史獨特性:這主要體現在該方案的多極性內涵以及其中所蘊涵的中國原則、中國價值和其雄心勃勃的目標上。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上,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兩大宗旨:一是構建以合作共贏和相互信任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係;二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事實上,中國的全球性規劃提議基於一系列從中國人的外交文化中借鑒而來的傳統原則,包括合作共贏、相互尊重和平等對話。這些原則集中代表了具中國特色的一種與以往不同的全球化理念的核心,也是“一帶一路”倡議誕生和持續發展運行的背景。無論如何,考慮到馬歇爾計劃有限的地域規模和其以地緣戰略為前提的布局,“一帶一路”倡議與其並沒有任何相似性。
過去幾年中,對“一帶一路”倡議最常見的批評之一便是與所謂的“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相關。此種說法是印度一間智庫提出的模因,2017年在一篇哈佛大學的學生論文中又重新被提出。從那時起,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問題以一種相當怪異的方式,成為中國為世界帶來的這一新倡議的結果,而不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金融主導的後果。
這種“模因理論”認為,中國試圖將發展中國家套入債務網,從而獲得全球戰略利益和資產。然而事實上,指責中國的一些西方國家恰恰就是那些在過去七十年中,對全球南方的去殖民化國家實施了不折不扣的“債務陷阱”的國家,他們的目的是壓制這些國家,確保它們服從美國及其最親密盟友的利益。
用事實說話 “一帶一路”倡議與友好中國形象
縱觀當代文獻,我們可以清楚判斷出關於中國的指控是前後矛盾的。在發展中國家看來,中國既不是威脅者,亦不是新的殖民者。為此,我們不妨簡要列舉一些相關證據,打破“債務陷阱”模因下對中國形象的刻板認知。
世界各國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則,與中國進行協商合作,獲得來自中國的新增貸款或是大額貸款,其中包括委內瑞拉和安哥拉等提供石油出口的國家。就委內瑞拉的情況而言,由於石油危機和美國的制裁,它已無法再向中國提供石油。儘管如此,中國並沒有放棄與委內瑞拉保持合作關係,而是實行債務重組,繼續以現金進行購買,從而接受暫時的損失來源,而不是對陷入困境的合作夥伴怒目而視。
2018年,非洲國家的外債中只有20%是來自中國的債務,其餘的80%主要來自從屬於西方金融體系(巴黎俱樂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多邊機構和私人部門)的公共和私人機構投資者。因此,即使債務陷阱真的存在,也不應歸咎於“一帶一路”倡議。
斯里蘭卡備受爭議的漢班托塔港於2007年由當地政府開始建設,起初需要得到中國公司的援助,並於2009年從中國獲得貸款。2017年,雙方達成協議,中國繼續提供貸款並購得漢班托塔港口70%的股份,合作得以繼續進行。然而,斯里蘭卡政府所需的資金是用來償還已到期的與其他國際投資者的債務,而不是同中國的債務。2019年,中國在斯里蘭卡外債中所佔份額為10%,與日本所佔份額相近。此外,中國在過去幾年降低了利率,延長了還款時間,為減少中國所佔的債務財產份額直至債務清零提供了條件。
最後,獨立調查研究機構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和非洲晴雨表證實,非洲人民對與中國合作的新形式達成了廣泛共識,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融資、新的投資機會、信用准入、新的發展計劃等。
以上是一些實際例證,明確證實“債務陷阱”這一模因的不實之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表示,“債務陷阱”是“美式謊言外交”的又一例證。
(原文為英文,經本刊記者編譯。標題為編者所擬,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3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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