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鳴
本月10日是區議會選舉投票日,這是第七屆區議會選舉,與前六屆不同的是,這是重塑區議會後的第一次選舉,因而具有里程碑意義。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非常忙碌,每次公開亮相,都呼籲每位選民積極投票。他表示,每位選民的一票都可以協助香港提升地區治理效能,協助貫徹良政善治,以及協助建設更美好的社區,提升市民的幸福感、獲得感。“李家超喊你去投票!”、“特區政府喊你去投票!”已經成為了社交網絡的熱詞。
筆者看到,為了令區選各項措施有序落實,選舉日的投票及點票過程暢順,特區政府的民政與青年事務局等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正積極籌備選舉工作,並做好安全預案和應變計劃,各項選舉工作正有條不紊、層序分明的展開。
時下,仍有人糾結於“直選議席少於往屆”,繼而質疑“民主成色不足”,對投票遲疑不決,這說明“腦子還沒轉過彎”。改革後的區議會是一個服務市民、為政府提供諮詢的平台,而不是政治紛爭的平台,如果陷於過往的思維定勢不能自拔,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依筆者之見,本次區選後,市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將大大增強,不妨從以下4個方面進行觀察。
職責清晰 重回正軌
此次區選明確了“區議會是幹甚麼的?”
這些年來,區議會逐步偏離了基本法97條的功能定位,出現了“功能異化”現象。回歸之初,區議會並不熱門,後來反中亂港勢力看到區議會“有油水可撈”,不斷空降社區角逐議席,逐漸將服務市民的平台,變成了“亂港平台”。
2019年的區選更是達到了極致,幾乎所有建制派候選人的辦事處都遭到暴力襲擊。在這樣氣氛下選舉出來的第六屆區議會,不可能熱心服務市民,許多議員對社區事務知之甚少,或根本不懂,也不屑於弄懂,整天醉心於“搞政治”,其言行已經嚴重“越軌”。
國安法實施後,特區政府要求區議會議員宣誓或簽署聲明,承諾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部分區議員置之不理,導致區議會長期處於“停擺”或“半停擺”狀態。
要麼“越軌”,要麼“停擺”,區議員長期不守本份,不能專心投入地區工作,不能有效處理居民訴求,從根子上講,是區議會功能異化所致。
此次區議會改革,明確了區議會的定位和職能定位,回歸基本法97條訂明的“服務”和“諮詢”功能。同時,通過改革區議員產生辦法,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此次參選的399名候選人全部通過資委會的資格審查。這些制度變革,從“入口”上確保了最終當選的區議員都是衝着服務市民而來的,而不是衝着“撈政治油水”而來的。
區議會職責清晰、重回正軌,區議員就不會三心二意,甚至假心假意。這是增強市民幸福感、獲得感的前提。
各方聯動 合力大增
此次區選明確了“區議會如何做事?”
從過往的情況看,區議會不僅不能專心服務社區,而且長期與政府不合拍,變成了一個“放空炮”的平台,而不是一個做實事的平台。久而久之,社區許多老大難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市民的訴求也無法及時上達政府。
此次區議會選舉將徹底改變這一狀況。其一,加強了政府部門與地區之間的銜接。由民政專員擔當區議會主席,把區議會和特區政府的民政青年局“接上頭”,這樣一來,每個地區的情況,民青局可及時掌握;民青局的惠民舉措也可直達區議會。其二,擴大了地區治理團隊。除區議會、地區“三會”(地區分區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之外,還增加了地區關愛隊。其三,強化地區治理架構,成立地區治理督導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主持,另外亦會成立地區治理專組。
以上3個變革,把各方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地區治理的合力。如果把地區治理的組織架構比喻一台機器,那麼,過往的運作狀況可以用“鬆鬆垮垮”來形容,運轉慢、節奏亂、能耗高,還有“散架”的風險。這次變革,使地區治理的組織架構更高效,服務市民具備強而有力的組織保障。
此次區選明確了“選什麼樣的人當區議員?”
從過往的情況看,區議員為民辦事的能力整體上不強。市民猶記得,在第5波疫情來襲的時候,香港缺醫少藥,各種物資都十分匱乏。內地支援香港的大批物資抵港後堆積如山,卻無法及時送到市民手中。後來只有通過民間團體、義工去包裝派發。區議會在派發物資上幾乎全部缺位,更別說籌集物資、支援感染市民了。這足以說明,選擇靠譜的人是何等重要!
什麼樣的議員才算靠譜呢?此次採取“委任+間選+直選”的辦法十分巧妙,是從3個角度選人。
其一,委任區議員突出專業度。地區治理與香港整體治理是一個統一體,不能割裂,必須合拍,如果“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最終受損的是市民。委任議員主要是擁有專業背景的人士,他們貢獻專業知識,避免區議員執着經營選區,忽略整體地區利益。他們可以讓地區“這一區塊”與某個專業領域“這一條綫”對接,從而為地區解決難題,也提升整個香港的治理水平。
議員“換血” 做事靠譜
其二,間選議員突出配合度。區議會設176個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席,由“三會”成員進行間接選舉產生。“三會”成員長期服務社區,非常熟悉社區事務。什麼樣的人最適合服務社區?他們的意見最權威。同時,區議會和地區“三會”協同工作,區議員與“三會”成員的配合度很重要。“內行選內行”,選出的人定然差不了。
其三,直選議員突出認受度。區議會設88個直選議席,由地區選民直接投票選舉。地區選民是區議會的服務對象,每個地區選民的訴求不同,對區議員的要求也就有不同之處。誰最適合擔任本地區的區議員呢?選民的認可度很重要。“服務對象選人”,選出的人認受度高。
以上“三度”疊加,可保證選出靠譜的議員,區議會服務市民的整體能力將大大提升。
監察機制 預防“懶政”
此次區選明確了“如何監督區議員?”
從過往的情況看,某些候選人參選時說得天花亂墜,當選後若不給市民辦實事或亂辦事,市民拿其沒辦法。只有等到下一屆不投他的票,讓其灰溜溜的下台。但這太耽誤時間了,也是無奈之舉。
本次重塑區議會,設立了履職監察制度。市民可在區議員任期內監督其履職情況。據民青局局長麥美娟介紹,當民青局局長收到區議會主席投訴、或區議會動議後,會透過監察委員會進行調查。民青局局長可按調查結果及建議,對有關區議員作出處理。若區議員對調查結果不滿,可向政務司司長提出上訴。此外,民青局將制定公開的行政指引,說明區議員應有的表現,以及列出負面行為清單,具體說明哪些行為或構成展開調查的理由。
履職監察制度的設立,可有效解決議員“懶政”、“怠政”問題,確保了“靠譜的議員”要在任期內必須一直靠譜;一旦做事不靠譜,就會受處罰。有科學的制度監督區議員,服務市民質量有保障。
綜上所述,區議會職能回歸,地區治理力量增強,區議員素質提升,針對區議員的履職監察制度落地,將形成了一個服務市民的保障體系。這足以令人相信本次區選後,市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將大大增強。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年4月來港考察調研,在“4·15”香港特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3”開幕典禮上的致辭中,他發出振聾發聵的“四問”,“試問,我們還能允許香港再亂起來嗎?還能允許‘港獨’、‘黑暴’、‘攬炒’再橫行嗎?還能允許‘修例風波’那種慘狀再上演嗎?還能允許區議會再被反中亂港分子操弄,成為禍害香港的‘柱腳’嗎?不能,絕對不能允許!”
區議員變成禍害香港的“柱腳”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香港的地區治理必將日益完善,市民的幸福指數必將不斷攀升。選民們,為了美好社區,為了幸福未來,也為了民生福祉,“12·10”投下自己的鄭重一票吧!
(作者係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文章原刊於《信報》,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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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屠海鳴
本月10日是區議會選舉投票日,這是第七屆區議會選舉,與前六屆不同的是,這是重塑區議會後的第一次選舉,因而具有里程碑意義。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非常忙碌,每次公開亮相,都呼籲每位選民積極投票。他表示,每位選民的一票都可以協助香港提升地區治理效能,協助貫徹良政善治,以及協助建設更美好的社區,提升市民的幸福感、獲得感。“李家超喊你去投票!”、“特區政府喊你去投票!”已經成為了社交網絡的熱詞。
筆者看到,為了令區選各項措施有序落實,選舉日的投票及點票過程暢順,特區政府的民政與青年事務局等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正積極籌備選舉工作,並做好安全預案和應變計劃,各項選舉工作正有條不紊、層序分明的展開。
時下,仍有人糾結於“直選議席少於往屆”,繼而質疑“民主成色不足”,對投票遲疑不決,這說明“腦子還沒轉過彎”。改革後的區議會是一個服務市民、為政府提供諮詢的平台,而不是政治紛爭的平台,如果陷於過往的思維定勢不能自拔,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依筆者之見,本次區選後,市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將大大增強,不妨從以下4個方面進行觀察。
職責清晰 重回正軌
此次區選明確了“區議會是幹甚麼的?”
這些年來,區議會逐步偏離了基本法97條的功能定位,出現了“功能異化”現象。回歸之初,區議會並不熱門,後來反中亂港勢力看到區議會“有油水可撈”,不斷空降社區角逐議席,逐漸將服務市民的平台,變成了“亂港平台”。
2019年的區選更是達到了極致,幾乎所有建制派候選人的辦事處都遭到暴力襲擊。在這樣氣氛下選舉出來的第六屆區議會,不可能熱心服務市民,許多議員對社區事務知之甚少,或根本不懂,也不屑於弄懂,整天醉心於“搞政治”,其言行已經嚴重“越軌”。
國安法實施後,特區政府要求區議會議員宣誓或簽署聲明,承諾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部分區議員置之不理,導致區議會長期處於“停擺”或“半停擺”狀態。
要麼“越軌”,要麼“停擺”,區議員長期不守本份,不能專心投入地區工作,不能有效處理居民訴求,從根子上講,是區議會功能異化所致。
此次區議會改革,明確了區議會的定位和職能定位,回歸基本法97條訂明的“服務”和“諮詢”功能。同時,通過改革區議員產生辦法,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此次參選的399名候選人全部通過資委會的資格審查。這些制度變革,從“入口”上確保了最終當選的區議員都是衝着服務市民而來的,而不是衝着“撈政治油水”而來的。
區議會職責清晰、重回正軌,區議員就不會三心二意,甚至假心假意。這是增強市民幸福感、獲得感的前提。
各方聯動 合力大增
此次區選明確了“區議會如何做事?”
從過往的情況看,區議會不僅不能專心服務社區,而且長期與政府不合拍,變成了一個“放空炮”的平台,而不是一個做實事的平台。久而久之,社區許多老大難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市民的訴求也無法及時上達政府。
此次區議會選舉將徹底改變這一狀況。其一,加強了政府部門與地區之間的銜接。由民政專員擔當區議會主席,把區議會和特區政府的民政青年局“接上頭”,這樣一來,每個地區的情況,民青局可及時掌握;民青局的惠民舉措也可直達區議會。其二,擴大了地區治理團隊。除區議會、地區“三會”(地區分區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之外,還增加了地區關愛隊。其三,強化地區治理架構,成立地區治理督導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主持,另外亦會成立地區治理專組。
以上3個變革,把各方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地區治理的合力。如果把地區治理的組織架構比喻一台機器,那麼,過往的運作狀況可以用“鬆鬆垮垮”來形容,運轉慢、節奏亂、能耗高,還有“散架”的風險。這次變革,使地區治理的組織架構更高效,服務市民具備強而有力的組織保障。
此次區選明確了“選什麼樣的人當區議員?”
從過往的情況看,區議員為民辦事的能力整體上不強。市民猶記得,在第5波疫情來襲的時候,香港缺醫少藥,各種物資都十分匱乏。內地支援香港的大批物資抵港後堆積如山,卻無法及時送到市民手中。後來只有通過民間團體、義工去包裝派發。區議會在派發物資上幾乎全部缺位,更別說籌集物資、支援感染市民了。這足以說明,選擇靠譜的人是何等重要!
什麼樣的議員才算靠譜呢?此次採取“委任+間選+直選”的辦法十分巧妙,是從3個角度選人。
其一,委任區議員突出專業度。地區治理與香港整體治理是一個統一體,不能割裂,必須合拍,如果“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最終受損的是市民。委任議員主要是擁有專業背景的人士,他們貢獻專業知識,避免區議員執着經營選區,忽略整體地區利益。他們可以讓地區“這一區塊”與某個專業領域“這一條綫”對接,從而為地區解決難題,也提升整個香港的治理水平。
議員“換血” 做事靠譜
其二,間選議員突出配合度。區議會設176個地區委員會界別議席,由“三會”成員進行間接選舉產生。“三會”成員長期服務社區,非常熟悉社區事務。什麼樣的人最適合服務社區?他們的意見最權威。同時,區議會和地區“三會”協同工作,區議員與“三會”成員的配合度很重要。“內行選內行”,選出的人定然差不了。
其三,直選議員突出認受度。區議會設88個直選議席,由地區選民直接投票選舉。地區選民是區議會的服務對象,每個地區選民的訴求不同,對區議員的要求也就有不同之處。誰最適合擔任本地區的區議員呢?選民的認可度很重要。“服務對象選人”,選出的人認受度高。
以上“三度”疊加,可保證選出靠譜的議員,區議會服務市民的整體能力將大大提升。
監察機制 預防“懶政”
此次區選明確了“如何監督區議員?”
從過往的情況看,某些候選人參選時說得天花亂墜,當選後若不給市民辦實事或亂辦事,市民拿其沒辦法。只有等到下一屆不投他的票,讓其灰溜溜的下台。但這太耽誤時間了,也是無奈之舉。
本次重塑區議會,設立了履職監察制度。市民可在區議員任期內監督其履職情況。據民青局局長麥美娟介紹,當民青局局長收到區議會主席投訴、或區議會動議後,會透過監察委員會進行調查。民青局局長可按調查結果及建議,對有關區議員作出處理。若區議員對調查結果不滿,可向政務司司長提出上訴。此外,民青局將制定公開的行政指引,說明區議員應有的表現,以及列出負面行為清單,具體說明哪些行為或構成展開調查的理由。
履職監察制度的設立,可有效解決議員“懶政”、“怠政”問題,確保了“靠譜的議員”要在任期內必須一直靠譜;一旦做事不靠譜,就會受處罰。有科學的制度監督區議員,服務市民質量有保障。
綜上所述,區議會職能回歸,地區治理力量增強,區議員素質提升,針對區議員的履職監察制度落地,將形成了一個服務市民的保障體系。這足以令人相信本次區選後,市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將大大增強。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年4月來港考察調研,在“4·15”香港特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3”開幕典禮上的致辭中,他發出振聾發聵的“四問”,“試問,我們還能允許香港再亂起來嗎?還能允許‘港獨’、‘黑暴’、‘攬炒’再橫行嗎?還能允許‘修例風波’那種慘狀再上演嗎?還能允許區議會再被反中亂港分子操弄,成為禍害香港的‘柱腳’嗎?不能,絕對不能允許!”
區議員變成禍害香港的“柱腳”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香港的地區治理必將日益完善,市民的幸福指數必將不斷攀升。選民們,為了美好社區,為了幸福未來,也為了民生福祉,“12·10”投下自己的鄭重一票吧!
(作者係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文章原刊於《信報》,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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