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屠海鳴

上周行政長官李家超根據《區議會條例》，委任179位人士為第七屆區議會議員。對於這份名單，有人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焦點數據是地區“三會”成員146人，佔82%；關愛隊成員111人，佔62%；教育界人士20人，佔1成多；無政黨背景人士90人，超過半數。

李家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新一屆區議會更具代表性、更有地區聯繫、更專業，不再是以往破壞性、泛政治化、只顧個人政治利益，背叛地區利益、香港利益，甚至國家利益的區議會。李家超表示，新一屆區議會為社區帶來能力出色、背景多元的區議員，區議員可憑自身所長、專業知識、經驗、背景等，優勢互補，發揮協同效應。

第七屆區議會議員由直選、間選、委任和當然議員組成，其中委任議員179人，在470人的區議會中佔38%，作用舉足輕重。

那麼，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特區政府有甚麼意圖呢？筆者認為，以下3點非常明確。

高度重疊 利提高工作效能

對於委任區議員中，地區“三會”成員和地區關愛隊成員佔比較高，坊間爭議不少。有人認為這樣以來，參與地區治理的還是那些人，不利於民意上達。

這個觀點看似有一定道理，但評判任何事情，都必須將其放在當時當地的具體實際中去審視，如果脫離實際，得出來的結論是沒有意義的。

改善地區治理，是提升香港整體治理水平的一個重要板塊。第六屆區議會直選席位多、選民投票率也達到了回歸以來的最高，但區議會的工作成效如何呢？到頭來處於“癱瘓”和“半癱瘓”狀態。為了彌補地區治理的不足，特區政府不得不成立地區關愛隊，承擔了服務市民的很多職能。

第六屆區議會的工作狀態暴露出一個突出問題，區議會不能總是與政府鬧彆扭，必須與政府具有很高的配合度，才能把民生實事辦好。第七屆區議會需要解決最大問題正是“配合度”。那麼，誰與政府的配合度最高呢？

第一當屬地區“三會”。地區“三會”成員長期紮根社區，從事實實在在的工作，原本就沒有“政治野心”，在過往“泛政治化”的背景下，盡管某些反中亂港分子煽動仇恨，搞得人心撕裂，但地區“三會”極大多數成員始終堅守本份，專注社區服務，不參與政治爭鬥。這正是當下地區治理最需要的。

第二當屬地區關愛隊。關愛隊成立時間不長，但在香港第5波疫情襲來的艱難時刻，勇於擔當，衝在一綫。市民猶記得，當內地援港物資抵達後，一邊是救災物資在碼頭堆積如山，一邊是市民缺醫少藥、缺食少糧。地區關愛隊主動作為，盡其所能，與許多社團組織共同努力，把救災應急物資送達千家萬戶。

兵不在多，而在於精。將不在於多，而在於謀。當下，區議會最需要的是專注社區服務的實幹家，而不是誇誇其談的“大話精”。因此，委任議員與地區“三會”成員、關愛隊成員高度重疊，有利於推動區議會回歸基本法所規定的“服務”和“諮詢”職能，提升地區治理的效能。

青睞專業人士 破解民生難題

在委任議員當中，20人具有教育界背景，佔11%。當中15人現職中小學或幼稚園，多人是校長。除了教育界，委任議員當中，還有商界、法律界、醫學界、漁農界、旅遊界、慈善團體及社團。民青局局長麥美娟在介紹這些委任議員時，多次強調他們階層、界別及專業“分布均衡”、“充分體現了五光十色”。

社區事務千頭萬緒，每一件事看起來都是小事，解決起來似乎難度也不大，但滙聚到一起，就是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從千萬件小事當中，梳理出帶有普遍性、傾向性的問題，分析輕重緩急，權衡利弊得失，找準解決問題的角度、時機、分寸，很多問題必須從根子解決，才能事半功倍，一勞永逸。

現時，香港地區治理中有一個不好的現象，發現問題的人多，解決問題的人少；說“政府不行”的人多，“協助政府做到行”的人少。在有些人看來，區議員的主要職責是收集市民訴求，將其反映給政府。至於問題怎樣解決，是政府的事情，與區議員沒有多大關係。這樣的認識是偏頗的。區議員不能成為“二傳手”，他們既要善於發現問題，還要善於解決問題。

當下香港積累的民生難題不少，人們已經反覆討論了很多年，解決難題的進度和效果仍不夠理想，現在最缺的不是發現問題的人，而是破解難題的人。界別及專業人士對所處領域的問題認識深刻，能夠提出有價值的建議和意見，也能配合政府為民辦實事，委任議員當中有許多專業人士，正是這個道理。

事實上，界別及專業人士對地區治理當中的問題有不少真知灼見。比如，此次獲任西貢區議員的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校長兼新界校長會主席邱少雄日前對媒體表示，不少區內家長傾向於安排子女升讀區外學校，盼將學校特色推廣至區內外家長。又比如，此次獲委任沙田區議員的培僑書院副校長王惠成向媒體表示，現時教育局推展愛國教育，數量充足惟質素有待改善，國家的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若要學生關心國家，首先一定要從文化入手，冀進入區議會後改善愛國教育的方式及主題。

淡化政治色彩 專注為民服務

在委任區議員當中，有90名無政黨背景，佔比超過了一半。這一變化的用意十分明顯，那就是淡化政治色彩，專注為民服務。

“區議會”這個概念長期被外人誤讀，一些不了解香港政治體制的人總是把它當成“真議會”。事實上，區議會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非政權區域組織，負責提供“諮詢”與“服務”。以往，區議會在具體運作中偏離了正確軌道，愈走愈遠，到2019年更發展成了“亂港平台”。

時至今日，仍有人從政治角度解讀區議會。比如把區議員分為建制派人士和“泛民”人士，解讀有多少上屆“落敗”的區議員此次“復活”，等等。其實區議會已經重塑，把這一屆的數據與往屆相比，毫無可比性。

重塑區議員旨在糾偏、糾錯，必然要淡化區議會的政治色彩，突出“服務”和“諮詢”功能。委任議員當中有超過一半的人沒有政黨背景，正是這個道理。

眾所周知，具有政黨背景的人士，背後有政黨支撑，會獲得很多資源，無論是直選還是間選都佔優勢，但還有許多非常優秀、又是特別需要的人才，因無政黨背景，而在選舉過程中盡顯弱勢。擴大無政黨背景的委任議員份額，增強了區議會的包容性，吸引更多能做實事的人進入區議會，這種安排科學合理。

比如，在委任議員當中，大約有20人不屬於任何政黨，卻有同鄉社團背景。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同鄉社團在香港的地區治理中發揮着重要作用，特別是在關鍵時刻，其作用更加凸顯。無論是沙士疫情期間，還是新冠疫情期間，抑或是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同鄉社團在服務市民、穩定人心、扶貧濟困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覷。

又比如，在委任議員名單中有少數族裔，包括香港尼泊爾協會顧問Aruna Gurung、羅定邦中學副校長利哲宏（Rizwan Ullah）。由於人脈和資源有限，他們很難透過選舉渠道勝出，但改善地區治理，少數族裔不能缺席，透過委任渠道擔任區議員，則令他們有一席之地。

整體來看，委任議員名單體現了政府改善地區治理的新思路，那就是突出“服務”與“諮詢”兩大重點，注重界別及專業人士的作用，淡化政治色彩，關照在選舉中處於弱勢的群體。

無論是直選、間選的區議員，還是委任、當然當選的區議員，新一屆區議會將設履職監察機制，讓市民能監督區議員在工作中是否盡職盡責，以及有無作出違反區議員職能的行為。為此，麥美娟一再強調新一任區議員要時刻把“為市民服務”的理念放在心上，不要辜負市民的信任。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談到香港特區的新選制時，多次強調新選舉制度不僅全面落實了“愛國者治港”，而且具有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參與性、公平競爭性，是一個好制度。

現在，從區議會選舉當中也可以看到“愛國者治港”得到全面落實，代表性、包容性、參與性、競爭性都得到充分體現。這其中，“直選+間選+委任+當然議員”的模式科學合理，而“委任議員”這個板塊發揮了明確導向和拾遺補缺的重要作用。

（作者係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來源：香港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