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恒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員、博士

錢穆先生於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創始書院）所創建的新型書院制在亞洲獨樹一幟，而其融合中西、重視學生全人教育等辦學理念，也經後人代代相傳，推陳出新，延續至今。近年來，書院制在內地和港澳地區蓬勃興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在繼承這一精神的基礎上，將「學生為本」的育人系統與有中國特色的書院制不斷發揚光大。

談及新型書院制的建構，要歸功於錢穆先生對中西方大學教育制度的傳承與創新。錢穆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畢生從事教育事業，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在海內外產生巨大影響。1912年，年僅17歲的他便任鄉村小學教師。1922年後在廈門、無錫、蘇州等地任中學教師，1930至1949年歷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齊魯大學、華西大學、江南大學、華僑大學等多所高校的教授。

1949年，錢穆先生來到香港，與唐君毅、張丕介一同創辦了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創始書院），之後擔任校長達15年之久。新亞書院是亞洲第一間採用新型書院制辦學模式的大學，其目的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東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這一辦學模式既傳承了中國古代的書院方式，又融會了西方大學住宿學院的導師制，這是結合中國實際與時代要求對傳統書院制進行的重新建構，也是錢穆先生對中國教育制度作出的重要貢獻。關於新亞書院的辦學探索與實踐都收錄在錢穆先生的著作《新亞遺鐸》中。這一書院制育人模式，如今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一個品牌、兩個校園」中最顯著的特色。

新亞書院對中國古代書院及西方大學住宿學院的融會與創新

成為現代大學書院制的里程碑

據陳谷嘉、鄧洪波主編的《中國書院制度研究》介紹，書院在唐代指的是修書的場所。袁枚《隨園隨筆》中寫到，「書院之名，起於唐玄宗之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省外，為修書之地。」宋代以來，書院成為一種獨立的教育機構，有別於官學的教育系統，在中國的文化裡成為重要的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教育機構，如中國四大書院——應天書院、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均是千年聞名至今。楊福家在《博雅教育》一書中介紹，西方書院源起於法國的迪克斯-惠特書院（Dix-Huit，1180年建書院）及之後的巴黎大學，發展於英國的牛津大學（1249年建書院）及之後的劍橋大學和杜倫大學；美國哈佛大學（1914年建書院）、耶魯大學（1918年建書院）等常春藤聯校也先後建立起了書院制，是對西歐書院制的模仿、繼承與發展。紐曼在《大學之理想》中稱讚這種住宿學院制度，「當一大群敏銳、開放、富有同情心、善於觀察的年輕人聚在一起，就算沒有老師，他們也一定互相學習，他們之間的交談，就是對每個人的講座，他們能學習到新的思想、與己不同的判別和行動的原則。」

錢穆先生創辦新亞書院倡導求學與做人齊頭並進、融通合一的教育理念，融合中西方教育制度，培養具備中華文化素養、了解世界文化、能真正為國家建設所用的人才。他在1949年10月新亞書院的開學禮上演講時說，「我們的大學教育是有其歷史傳統的，不能隨便抄襲別人家的制度。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最好莫過於書院制度。」同時強調，「要具備中國文化的知識，同時也要了解世界各種文化。要發揮中國文化，也要溝通東西不同的文化。」新亞書院的書院制模式推陳出新、融合中西，在實踐中完善，具有以下特徵。

1.實踐全人教育。錢穆先生把育人放在第一位。他說，「新亞書院是一所純粹為教育事業而創設的學校，它絕對沒有任何其他背景，亦絕不作其他任何活動。學校的希望，主要在學生們身上。學校的責任，主要也在學生們身上。」新亞書院的校訓「明誠」二字，所謂「明」，是要你明白人情，明白事理。所謂「誠」，則是不虛偽、不欺詐、誠誠實實，照你所明白的直直落落去做。「明誠」二字兼顧了為學、做人兩方面。《新亞學規》第一條開宗明義：「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第二條進而闡明：「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他在每逢開學及畢業的訓詞中均強調要學生學做人，而且是學做一個中國人。他通過現代的課程體系落實以育人為中心的辦學理念。《新亞學規》第十四條規定，「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現代的大學教育是課程中心的。我們的書院精神是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的。」

2.推行導師制。新亞書院一方面傳承了中國古代書院的師徒制，另一方面吸納了西方大學的學術導師制，兼顧學生的生活與學業。錢穆先生要求學生們各自認定一位至兩位導師，在生活上與導師密切聯繫、在精神上與導師互相契洽，即以導師之全人格及其生平學問之整個體系為學生作親切之指導。這一導師制度促成了新亞書院的良好校風：同學師生之間能親密相處如一家庭，這不僅是一種限於日常相處的家庭，更是一個學術氣氛濃厚的家庭。香港中文大學麥繼強教授在新亞書院從事教學研究30年，他認為新亞書院的特色是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其一便是師徒關係：老師對學生的關顧，是全方位的，這種中國式的師徒關係，是一生持續的。

3.傳承中華文化。錢穆先生創辦新亞書院的使命所在是傳承中華文化，「本院向來注重中國文化，我們是中國人，將來當然也須為自己的國家社會服務。先能認清自己的目標，將來才能對社會有所貢獻。」《新亞書院五年發展計劃草案節錄》寫到：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既要植根傳統中國文化，又要關心當代社會發展。儘管新亞書院辦學艱難時期得到來自耶魯大學等資源支持，但錢穆先生申明任何外部的支持都不能干預學校的辦學宗旨。錢穆先生有一次在歡迎雅禮協會（耶魯大學）代表的講詞中講到，西方的宗教團體或社會團體，派人到中國來辦學校，拿錢到中國來支持這類事業，這是我們最習見的中西文化合作方式。很多中國青年在這類學校裡接受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洗禮，他們對於中國的貢獻誠然是很大的。他認為，在這一方式下辦起來的學校，是純粹西方式的學校，學生們對中國傳統的固有文化卻很少有認識，有時甚至很錯誤地反對自己的文化。這一點對中國近代思想的影響是非常有問題的。新亞書院對中華文化的傳承至今都很重視，黃乃正院士（2002年至2010年7月任新亞書院院長）說：「新亞書院不僅培養本校學子，更在社會上發揮弘揚中國文化的作用。」

4.實施通識教育。錢穆先生心中的新亞教育理想，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教育之理想。新亞倡導的不僅是研求學問之所，還當學做有趣人。人生不是單調的、呆板的，而是活潑有趣的，富有人情味的，學校應開展人格教育和審美教育。為此錢穆先生把通識教育擺在課程建設的重要地位。他說，「本書院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新亞學規》第十九條規定，「健全的生活應該包括勞作的興趣，與藝術的修養。」他認為，我們的教育宗旨，不僅建立在傳授學生們以某項必備的知識上，同時我們更注重在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理想上。新亞書院的通識教育將知識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同時兼顧，會通合一。

5.注重培養國際交流能力。錢穆先生十分注重國際交流。他說，中國要現代化，就必須學習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中國人不能關著門做中國人。中國人必得站在世界的立場上來做一個人。錢穆先生在題為《變動中的進步》一文中指出：「我希望大家在求學期中，努力打好中文與英文、及其他外文的基礎。凡進入新亞任何一系的同學，必修中文與英文各兩年。一個現代的中國青年，國文要好，外文也要好。即便是通識教育，必須同時兼顧西方的文化接受。」

錢穆先生創辦新亞書院是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的一面旗幟，他將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與西方的現代教育制度有機結合起來，並融會了中國與西方的人文主義精神。這一新制度的誕生「起初是艱辛的」，正如新亞書院校歌所寫：「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睏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這是新亞書院師生每一個人的心聲。正是錢穆先生率一眾學者在艱險中奮進，在睏乏中多情，才有了獨特嶄新的現代大學的書院制。

香港中文大學對書院制的改革發展使書院制成為大學內部

以「學生為本」的育人系統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將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三所書院合而為一組，建成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和中國文化因此在香港獲得明確地位。香港中文大學從此成為亞洲第一間採用書院制的大學。在成立之初，香港中文大學採取的是邦聯體制管理模式，三所書院分布在香港（聯合書院）、九龍（新亞書院）、新界（崇基書院）三個不同的地方。新亞書院肩負對中華文化傳承及青年學子培養的重擔，崇基書院糅合基督教傳統與西方人文精神，聯合書院也抱著為香港本地學子提供優質教育的理念。大學則由書院和大學本部組成，本部的功能在於統籌、協調，以及直接負責學位考試、學位頒授，及研究院、研究所的工作，申請和接受政府資助也屬本部職權。但每所成員書院都是一獨立法人團體，各自有完整的行政架構和教學功能。

首任校長李卓敏先生強調，香港中文大學不是英國式、中國式或者美國式大學，而要成為國際大學。它是「唯一一所由中國學者自己創辦，並且秉承中國文化和教育理念的大學」。李卓敏校長親自創建並領導中國文化研究所7年之久，為研究生提出格言「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這一格言可以指學習研究的觀念與方法，亦可以指學習研究題材，後來上升為香港中文大學的辦學目標，引領著一代一代的中大人在學術人生道路上精進。

使香港中文大學的管理體制跨入新紀元的，主要是《富爾敦報告書》。該報告最重要的建議是界定了大學與書院的關係。該報告書廓清了書院角色在於提供「學生為本」的教學，協助學生在思想、德行和個人方面的發展。這包括提供同宿設施、關顧和輔導服務、緊密的師生交往，以及培養學生之間情誼的社交和體育活動。這種獨特的制度延續至今，既通過正式的教與學傳遞知識，也鼓勵學生探索自我，兩者相輔相成，是香港中文大學有別於香港其他大學的特點。1976年香港立法局通過了《香港中文大學法案》，明確大學負責「學科為本」的教學，書院負責「學生為本」的教學。到1978年10月馬臨正式接第二任大學校長時，大學的改組和重新整合大體完成。自此大學內分工更為明確：書院除了充實、管理和運用本身基金、資源之外，主要負責學生生活以及導修；大學則直接負責全部行政和教學、研究工作。這樣，大學建立了一個更集中、更有效率的組織。

第五任校長金耀基先生說：大學「學科為本」的教學顯然側重同學知性之發展，書院「學生為本」的教學則毋寧更於「全人教育」上著眼著力。但書院存在之理由必須體現於它在大學之教育中有「增值」之能量。學生跟書院的關係密切，歸屬感隨年月有增無減，以致畢業多年的校友自我介紹時，還總是先報書院名號，再報學系。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出席新亞書院六十周年活動發表演講時說：「作為新亞人，我們都受過中國文化的薰陶，有知識分子的良知與道德堅持。」

如今，書院制是香港中文大學最鮮明的辦學特色，除原創校時的新亞、崇基、聯合三間書院外，還有逸夫、善衡、晨興、和聲、伍宜孫、敬文共九間書院，各書院還承擔有自身的全人教育學分課程。這一書院制模式不單在香港，更在亞洲各地獨領風騷。近年來，書院制在內地和港澳地區蓬勃興起，復旦大學（2005年）、西安交通大學（2006年）、澳門大學（2010年）、清華大學（2014年）等先後成立書院。據初步統計，截止2017年7月，內地有47所高校共成立137間書院。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對書院制的傳承發揚

使其成為自主培養國際化人才的重要依託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於2014年3月經國家教育部批准，參照中外合作辦學條例而設立。其辦學使命是傳承香港中文大學的國際化辦學理念、優良學術傳統、以及全人教育理念和書院制模式，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命，以創建一所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學為己任，致力於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中華傳統和社會擔當的創新型國際化高層次人才。近十年來，創校校長徐揚生院士滿懷一腔熱血，帶領團隊艱苦創業，持續增強大學的辦學實力和創新能力，實現了快速高質量發展，被稱之為「踐行『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書院制是自主培養國際化人才的重要平台依託，目前已建有逸夫、學勤、思廷、祥波、道揚、厚含及第七書院共七所書院。每座書院既有中國傳統的門廊院落風格，又有嶺南地區半開放式的樓群特色，可容納1,200至2,400人不等。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書院制在繼承香港中文大學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夯實書院的硬件與軟件，更好地服務於全人教育、通識教育及促進國際化，具有以下顯著特徵：一是書院有完善的組織管理架構，書院內設的董事會、院務委員會、管理委員會及各類活動、獎懲等各專職委員會，管理體制、機制完備。二是書院有健全並活躍的導師網絡，每間書院聘有一名專職院長，每棟樓有一戶舍監入住，每一樓層有一名導師入住，他們把育人作為第一職責；除包括一同在書院入住的院長、舍監、導師，書院還有學術導師網絡。各書院均呈現中國傳統大家庭式生活，被師生形象地稱為「書院是媽媽，學院是爸爸，學生在雙親家庭裡成長」。三是各書院功能房設施齊備，如多功能會議廳、研討室、自習室、書畫室、舞蹈排練房、琴房、健身房、茶藝室、靜思齋等等，洗衣房、廚房等生活設施也一應齊全。四是各書院有一套非形式的全人教育課程，以非形式教育模式，提供多元的課外活動和社會服務機會，幫助學生培養多種技能。如定期舉辦各類特色課程及豐富多彩的活動，激發學生創新精神、挖掘學生成長潛力、培養學生領導力和領袖氣質。五是書院助力學生建立寬廣的人脈及學術網絡，書院打破了學院和專業的界限，安排不同學科和文化背景的學生在同一個書院乃至同一個宿舍共同學習生活，為學生提供跨學科、多文化的交流平台和多元的全人教育環境，學生也因此能夠建立國際化的學術及人脈網絡。

實際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整個校園本身就是一間超大型書院，一千多名國際學者與萬餘名師生同在食堂就餐，同在校園社區居住。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根據其發展戰略，將進一步發揚書院制在全人教育中的功能，努力成為我國書院制大學中走在前列、幹在實處的示範者和引領者，把有中國特色的書院制育人模式發揚光大。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11-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