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蜀永 |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研究員

香港淪陷期間，日本憲兵隊曾在蓮麻坑、荔枝窩村等地將灌水、火燙、「吊飛機」等酷刑加諸於無辜民眾身上，甚至將被捕平民無故斬首。為應對糧食不足的問題，日軍強迫市民「歸鄉」，將其任意拘捕並押解出境，無數人死於途中或淪為乞丐。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在港日軍製造了「銀礦灣慘案」，燒毀房屋、逮捕村民300多人並對其施予酷刑。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戰爭罪行審判」電子資料庫（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中的史料，詳實記載了日軍在香港犯下的這些慘絕人寰的戰爭罪行。

日軍濫施酷刑

在香港淪陷期間，日本憲兵隊經常濫施酷刑對付香港市民，包括灌水、火燙、電刑、夾棍、「吊飛機」、跪刑、鞭打、斬首等等，許多無辜的市民因而慘死。

1943年10月9日，沙頭角派遣隊前往蓮麻坑，將村內近70名村民拘捕，帶回沙頭角憲兵部拘留。三天后，當時的村長葉吉偉被帶到審問室拷問，指控蓮麻坑村村民匿藏遊擊隊員，另外又指村民協助九龍遊擊隊的活動，以及參與轟炸粉嶺發電站。葉吉偉否認這些控罪，日軍便指令憲查把葉吉偉縛在梯子上，使他無法動彈，又將一條水管放進他的鼻子裡，將水注入他的腹中，歷時約5分鐘之久。當葉吉偉被灌滿水後，日軍隨即踩在他的肚子上，讓他把水吐出來。日軍再次迫葉吉偉認罪，葉吉偉再次否認，結果又遭受第二輪水刑。葉吉偉離開審訊室時，已經無法正常走路。

1944年 9月，日軍曾對蓮麻坑村進行第二次大拘捕。日軍指控村民聯同遊擊隊盜取蓮麻坑礦山的炸藥。葉吉宏是一名61歲的老人，亦是當時蓮麻坑村的村長。他否認這些指控，日軍隨即用一根粗棍對他猛擊，期間不停威逼他認罪。葉吉宏被打五六次後，中島命令他跪在地上，並以一條鐵棍放在他雙膝拐彎處，命二人在左右兩端往下壓，持續了約10分鐘。葉吉宏極度痛苦，整個人趴在地上不能動彈。火燙也是一種很普遍的刑罰。一般是用香頭、煙頭燒灼受刑者的皮膚，有時也會使用點著的蠟燭、燒紅的鐵條、點著的汽油等。被燒之處往往是身體上最敏感的一些地方，如鼻孔、耳垂、肚臍、肛門、生殖器，女性則往往是乳頭部位。1944年6月1日，荔枝窩村村民曾務昌被押解往沙頭角憲兵部接受刑訊，憲兵指他屋內藏有遊擊隊隊員。他否認有關的指控，先被日軍施以水刑，再被鐵錘錘打其頭部，以致失去知覺。清醒後，日軍對他施以更殘酷的虐待，把他身上的衣服脫掉，並要求他躺在鋪了報紙的地上，然後再在其身上覆蓋幾張報紙。接著，點火燃點起報紙，以焚燒他的身體，他因此被燒傷，留下疤痕。1943年8月15日，一名憲查在沙頭角中英街21號的店鋪購買蛋糕，但拒絕付款，店內的夥計胡勇與他爭執，未想到竟招來殺身之禍。日軍拘捕胡勇，將其雙手反縛於屋外的一條鐵柱上，然後命人取出一具電池，將鋼線分別捆繞在胡勇的頸上、下身近小腹處及雙腳上，再將鋼線與連接電池的電線接駁，隨即通電，胡勇立即被電流刺激而大聲呼叫。胡勇被電擊時，身體發抖，面色蒼白。憲查隨後將水潑向胡勇，並用棍戳刺他的身體，發現他已氣絕身亡，便把其屍體棄置一角。

跪刑則是令受刑者在各種尖銳的硬物上，跪上數小時之久，不准動一動，稍動便遭鞭子毒打。1944年6月8日，市民吳勤被日軍拘捕到西區憲兵部，囚禁了40多日。他不僅被鞭打及灌水，還被命令跪在鋪滿螺絲釘的地上。日軍將一重物置於他的大腿上，施加壓力，之後更逼他在螺絲釘上行走，使他受盡痛楚。拔指甲等也是日本憲兵常常使用的刑罰。南華莆村村民林瑞祺不但被憲兵懷疑是遊擊隊員，而且由於他是大學生，加上香港當時又處於港英政府管治，故此日軍認為他必定與英軍成員有聯繫，指控他不協助日軍，因而在審問期間他被施以更為殘暴的酷刑。憲兵用鋤頭擊打他的背部，導致其背部被割傷流血及發炎，傷口深處更可見骨。他的十隻手指被刀尖從指甲底中插入，右腿亦有受傷。他未有因此而承認有關控罪，日軍遂對他施以毒打及灌水刑，更把他吊在一條鐵柱上，再在下方點燃報紙，焚燒他的雙腳。他被扣留28日後終獲釋放，但當時已無法自行走路，需由家人抬返村內，最終於回家後2個多月後死亡。「吊飛機」又稱「放飛機」，是一種將受刑者懸空吊起的酷刑。將受刑者雙手和雙足分南北兩個方向用繩子綁著，懸空吊起，拷問時南北兩方各站立一名日軍，手上拿著一條大木棍，將受刑者在半空中推來推去，受刑者手足被縛在淩空蕩來蕩去，有如放飛機一樣，因此稱為「吊飛機」。

徐貴是水上憲兵隊的一名低級憲查。1944年年中，他和妻子被逮捕至九龍城憲兵部，因日本人懷疑他們與深水埗集中營英軍戰俘有秘密聯繫。徐貴被逮捕的那一天，三名憲兵對他拳打腳踢，並使用高爾夫球棍和警棍向他猛打，他被連續毆打了至少45分鐘。徐貴的頭顱被警棍猛敲，之後再被猛力撞到牆上，經過一番折磨，徐貴在被審問過後已經站也站不穩。接下來的數天，徐貴幾乎天天都被帶去審問，每一次都要被日本人痛打，還被多次「吊飛機」和灌水。他本來是一個健康的年輕人，在被使用酷刑之後變得十分虛弱，被囚一周之後他已經失去自理能力。

更令人髮指的是，在1943年9月8日至1945年8月15日期間，九龍地區憲兵隊曾多次濫用酷刑，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將被捕平民帶到京士柏公園斬首。1944年6月8日，市民陳勝被日軍逮捕，被拘留在九龍地區憲兵部近三個月時間。被捕一個多月後的一天，他曾看見日軍腰懸佩劍，攜帶十字鎬和泥鏟，從囚室中帶走7名被捕平民。日軍將他們的雙手反綁背後，押上貨車。這些被捕者的共同點是全部十分瘦弱，臉部浮腫。其他被捕者詢問憲兵將他們帶到哪裡，憲兵直接回答他們將被帶去斬首。在一至兩個小時後，憲兵返回九龍地區憲兵部，陳勝看見他們的衣服、十字鎬和泥鏟都帶有泥土，但就再沒有看到那7名被捕者。據說這7名被捕者被日軍指控在大埔派發反日傳單。他們否認指控，並且在沒有經過正式審訊的情況下，憲兵還是決定將他們斬首。不久之後，日軍又將九龍地區憲兵部內一名經常因疼痛而發出叫聲、可能患病的被捕者帶往斬首，手法與上次一模一樣。

強迫歸鄉的人間慘劇

日軍攻佔香港後，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糧食不足。香港生產的糧食有限，雖然戰前香港政府貯存了足夠的糧食，但都陸續被日軍調往前線用作軍糧，剩餘的糧食不足以維持香港180萬人口的生計。為解決糧荒，日本人便打算將大量人口遷離香港，強迫他們回鄉，務求使香港人口減至50萬，以減輕對糧食及其他物資的消耗。

歸鄉政策實施初期，日軍只是勸諭市民自願撤離，但未能達至預期成效。憲兵早於1942年年中開始在街上抓捕平民，再用船隻將他們運返至廣東各地。到了1944年底至1945年初，拘捕更嚴厲地執行，憲兵在街上用繩圍捕市民，無論被捕者是否有職業或衣著是否光鮮，都一概囚於難民營，等候遣返。

歸鄉政策的原意是疏散無以為生的居民，以舒緩糧食不足的壓力，但執行起來卻變成任意拘捕居民並押解出境的暴行。許多香港市民於歸鄉途中遭遇家人離散、饑餓、疾病、被搶劫等厄運，最後難逃一死。發展到後來，有些更倒霉的市民被遺棄於荒島或海上等死。日軍甚至在途中將老弱病殘的居民斬殺，或者推落至海中淹死。歸鄉之路變成了死亡之路。

1942年農曆四月初四中午，歐蓮、曾茂庭夫婦二人正在吃午餐，突然一批憲兵及印籍憲查進入其家中，將二人拘捕，次日運往西環登船。當時被運往西環者共有近萬人。啟程時19艘船由一火船拖領。開行不久，即遇上風暴。當時憲兵在火船上，由於火船抵擋不住強大風浪，憲兵於是斬纜自逃。剩下的19艘船唯有在海面飄流，其中多艘沉沒。歐蓮二人所乘之船船頭破裂，大量海水湧入船身，致多人死亡。船隻漂流四日四夜後，始遇一火船「金星」到場施救。當時海上只餘下三艘船，船上有不少屍體。火船把船隻拖行至一山邊，再由漁船把難民接駁上岸。據船夫指，上岸地點名為「半天雲」。上岸後各人沿路而行，有些人因過於饑餓已經無法走動，只有留在沙灘上等死。早前已有另一批難民流落至此地，因此岸上遍布屍體，臭氣熏天。1944年12月某日下午三時，市民莊娣在山邊檢拾柴枝，突然有數名憲兵及憲查將她拘捕，並用刺刀刺傷她的背部。同時被捕者還有三名老婦人，均被控執拾樹枝。四人後被帶至北角難民營。兩星期後，被囚人數已有近四百人，憲兵於是強迫眾人登上一船。船隻啟動，船上難民均不知所去何處。24小時後，船隻停航。所有難民被帶到船面。日本憲兵從眾人中挑選出身體健壯者，並將殘弱及患病之人留下，留下的人被逐一用刀斬殺推落大海，共有70人之多。餘下人士被命令登上一艘帆船，帶至岸邊，上岸後始知該地名為「平海」。莊娣徒步走到惠州，淪為乞丐。螺洲島是一個無人居住的荒涼海島，位於香港島東南部鶴咀半島和蒲台島之間。1944年7月，憲兵用兩艘船將數百名難民送往此島，遺棄於島上後隨即離去。雖然螺洲島與對岸的島嶼僅一水之隔，但流水湍急，即使擅長泳術者亦難以渡過，有部分難民為求生存，唯有冒險一試，可惜他們多已饑餓無力，最終多人溺斃。留在孤島上的人，由於缺乏糧食，只好將死者身上的肉切下來食，免於餓死。在島上，求救慘叫之聲不絕於耳，以至聲音隨風送至對岸的鶴咀村，但村內漁民不敢前往拯救。因為當時鶴咀村及赤柱均設有日本憲兵部，若漁民把難民救回村內，必為憲兵知悉，會對施救者處以斬首之刑。難民最終都相繼死去，屍體遍布於岸邊的石頭之間，有的被大浪沖走，有的被人吃掉。1945年4月，有漁民登上螺洲島，發現在海濱暴露著很多人骨殘骸。

銀礦灣慘案

1945年8月19日至8月26日，在日本已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大嶼山銀礦灣地區發生了一系列慘絕人寰的事件。日軍藉口搜索遊擊隊，將約300名鄉民逮捕，當地的商鋪、民居被洗劫。11名村民慘遭殺害，傷者不計其數，多間房屋被縱火焚毀。

抗日戰爭後期，隨著日本在戰場上節節敗退，日軍被迫採取守勢，加緊構築防禦工事。自1945年2月21日起，大約80名日軍被派駐大嶼山，目的是在銀礦灣至汲水門之間，大嶼山東北部的山岳地帶，挖掘地道和防空洞，以抵禦盟軍可能的海空攻擊。

日軍的行動引起港九大隊大嶼山中隊的注意。5月7日，抗日遊擊隊在牛牯塱附近的山嶺成功伏擊日軍，殺死1名日軍軍官和4名士兵。8月19日下午2時40分，日軍在涌口灘軍營與抗日遊擊隊交火，雙方激戰接近一小時。日軍將遊擊隊擊退，並展開進一步的報復行動。

日軍在涌口村、白銀鄉、大地塘、鹿地塘、田寮等地搜捕遊擊隊。日軍行動時，白銀鄉村民樊福被迫逃往深山。日軍收隊離去後，樊福趕回家，發現臥床養病的妻子橫屍在離門約10英尺處，腹部有一個大黑痕，相信是被日軍重擊打死。

日軍前往白銀鄉途中，闖入米業殷商楊瑞生大宅「奕園」。大宅內一位名叫任有的女傭過度受驚，打算逃回自己的房間躲起來，日軍對她開槍射擊，使她頓時斃命。日軍還擊傷了楊瑞生只有5歲的女兒。女童右額慘遭槍傷，左胸亦受到傷害。

當時整個銀礦灣地區僅有500多名居民，但被日軍逮捕的就有接近300人。日軍隊長岸保夫指揮日軍對鄉民用刑。岸保夫以柴枝重擊當地長老曾壽、林福的頭顱和背部，但他們始終沒有供出遊擊隊的下落。岸保夫命令士兵在沙灘上接近橫塘河處挖掘一個小坑，再將曾、林二人押至坑邊，將他們捆綁起來，蒙上雙眼。晚上7時左右，岸保夫手執軍刀，親自對曾壽和林福行刑。他們二人身首異處，屍首被草草推入坑中掩埋了事。曾壽和林福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斬首後，日軍開始審問銀礦灣鄉民，將所有被捕的男性村民全都縛起來，施用槌柄敲打、灌海水等刑罰，迫使他們承認自己是遊擊隊的一分子。

8月20日，被拘留了一整個晚上的銀礦灣鄉民開始被陸續釋放，當中以長者、婦女和小孩為主。沒有被日軍釋放的人，主要是在事發時途經涌口村的外來鄉民，或居住於靠近山嶺地帶的鄉民。日軍認為他們特別可疑，覺得他們與遊擊隊有關，不但沒有將他們釋放，還把他們綁在涌口灘游泳棚的柱子上，懸起來在烈日下曝曬。

8月21日晚上，日軍突然指控十數名鄉民中的蘇保華是遊擊隊員，曾參與8月19日的戰鬥；又以梁東昌的茶樓「招待陌生人」為由，認定他與遊擊隊有關連。結果，松本長三郎親自下令，由內田軍曹將蘇保華和梁東昌二人斬首。

8月22日，岸保夫率領20多名日軍前往牛牯塱村，尋找失蹤的兩名日本兵，並企圖抓捕該村村長和全數村民。村民紛紛跑上山躲避。日軍抵達牛牯塱村後，隨即抓到未能逃脫的村民林贊，將他拖到村中的空地毆打。毆打之後，士兵用槍瞄準林贊的右胸，一擊使他斃命。村民林令嬌的父親林權失去蹤影，生死未卜。兩天之後，牛牯塱村民接到其他銀礦灣鄉民通知，才知道林權已經伏屍於涌口灘上。日軍一口咬定林權是遊擊隊成員，岸保夫在游泳棚前將其斬首。8月23日，岸保夫率領日軍第二次掃蕩牛牯塱村。由於日軍來勢洶洶，牛牯塱村民再一次避走山嶺，村內只剩下年邁老弱的村民。日軍進村後一無所獲，縱火焚毀村內20間房屋。8月26日，駐大嶼山日軍從梅窩撤退，餘下的被捕村民才重獲自由，「銀礦灣慘案」才告一段落。

本文披露的只是英國陸軍部檔案中香港日軍戰爭罪行的一部分。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利用英國檔案資料進行深入研究，是為了將歷史真相公諸於眾，讓大家了解戰爭帶來的深重災難。希望有關各國人民以史為鑒，制止日本重新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為亞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作出貢獻。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3年11-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