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剛
“數字經濟發展新機遇峰會”4日在香港舉行，峰會圍繞推動本港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巧合的是，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4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專家座談會，深入探討粵港澳大灣區下一步的融合發展以及港澳與廣東的進一步合作。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去年12月25日發布《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三年行動計劃》之後，粵港澳大灣區深入融合發展，必將駛向可期可待的快車道。
大灣區融合發展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習主席對灣區融合發展作出了高瞻遠矚的規劃，明確提出了“一點兩地”，也就是說，粵港澳大灣區要成為中國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其中，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引擎與動力就在於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規劃，讓創新科技成為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驅動力。
近年來，中央及地方政府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及其對各行各業經濟持續發展的驅動作用，國內5G算力總規模等多項指標位居全球前列，超過300個城市啟動千兆寬頻建設；在2022年國內數字經濟規模已經達到50.2萬億元；單是去年首10個月雲端運算大數據等新型企業，實現收入3,000多億元人民幣。內地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顯示在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由高速增長轉向穩定勻速發展的新階段，數字經濟將會保持超常的發展速度，並引領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特別是深圳數字經濟持續領跑全球，也為香港特區大力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創造了無限機遇與可能。
在內地積極發展數字經濟的帶動下，特區政府積極響應習主席的號召與中央的部署，去年12月，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協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共同制定發布了《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明確提出大灣區協同發展跨境數據流通，推動香港創新科技驅動的可持續高質量發展。關鍵在於，香港特區如何充分發揮“兩制”優勢，善作善成，敢於作為，做好做深做細做實做強數字經濟，激活大灣區內數據經濟協調發展。
在數字經濟的持續發展及其對整體社會經濟有利好加持的客觀現實面前，香港的數字經濟發展明顯落後於大灣區的廣州、深圳，甚至落後於東莞及惠州。這也變相使得“一國兩制”的優勢未能得到充分發揮，也使得香港未來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缺乏強而有力的驅動力。隨着大灣區數字經濟進入高質量和高增長的階段，特別是近鄰深圳特區數字經濟對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強大驅動，在深圳跨境電商移動支付適用範圍持續擴大惠及香港，推動灣區數據鏈化，加速灣區數據庫建設，破除灣區數據跨境流通的障礙，構建灣區融合發展的數字經濟大市場，已經成為香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三年行動計劃》明確提出，經過三年努力，粵港澳大灣區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營商環境制度體系基本建立，共商共建共享體制機制運作更加順暢，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充分釋放，市場互聯互通水平顯著提升，在全球範圍集聚和配置各類資源要素的能力明顯增強，營商環境國際競爭力居全球前列。實現三年行動計劃的目標的關鍵，就在於推動灣區數據共融共享及無障礙流通，首先是商務政務、醫療安老數據的共融共享。
就香港特區積極參與國際國內雙循環、充分發揮橋樑中介作用而言，將會為更多中小企業提供進入國際市場的便捷路徑，在促進全球貿易增長的同時，能後將香港無縫對接國際大市場，並將香港納入國際市場供應鏈當中，並能夠據此為更多國內企業搭橋鋪路，推動國內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參與國際市場整合及產業分工。正因為如此，香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必須首先推動大灣區數據鏈的無縫對接，在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數字經濟高峰會致辭時表示，如何有效保障數據安全、處理數據使用帶來的法律和道德問題、數字化社會成本，如導致人工智能對現有工作崗位的衝擊等，都是重要和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確保數據安全迅捷傳輸，就能“讓數據字濟開上更快車道。”
香港具有全球一流的高等教育群與高科技研發實力，又具有聯通國際市場的現實的數據網絡需求，同時又具有對接內地人工智能、大數據、醫療、康養等產業發展的市場便利，更加具有適應內地數字經濟發展的兩制優勢的數據鏈空間，發展數字經濟具有天時地利的“兩制”優勢，可謂正當其時。
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香港將要建設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與創科中心，通過八大中心建設，肩負起在各相關產業數字經濟銜接內地與全球的重大使命，通過發展數字經濟，強化粵港澳大灣區社會經濟融合發展，在共同發展中助力強國建設。這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構建灣區暢通無阻的數據鏈數據庫，在灣區數據融合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區位及制度優勢，先試先行，積極參與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探索利用數字數據鏈接國內國際大循環市場的有效機制，為更多的國內企業借船下海，搭橋鋪路，拓展國際市場。
為此，要提升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的密切協作，用數字經濟提升實體經濟的發展質量，用數字經濟改善市民的生活質量與水平；建立健全並規範數字經濟發展的機理機制，培育數字經濟的規範化的法治環境，在發展過程中強化數字經濟的安全，特別是杜絕對國家安全及發展利益的潛在不利影響與漏洞，確保數字經濟能夠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強勁助推劑。
“講好數字經濟發展的中國故事，提出數字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發出數字領域合作的中國聲音”，需要探索“兩制”下的香港數字經濟的融合發展機制，這更是香港助力強國建設的義不容辭的發展責任。
藉助數字經濟加速大灣區社會經濟要素的流通，是大灣區融合發展的當然選擇。在融合發展的過程中，勢必會遇到各種制度性機制性的阻滯。夏寶龍主任在昨日的講話中就特別指出，香港可以積極主動向相關專業主管部門溝通，中央港澳辦會積極提供支持，特別是積極幫助一些決策中可能需要衝破現有的政策的藩籬。有中央的助力與推動，數字經濟驅動的大灣區融合發展必然會可持續更繁榮。
（作者為香港立法會議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