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修泽

中國的對外開放具有四個方面的特性。第一是地域上的協調性，這既與對國內政治形勢的把握有關，也有實施國際戰略的考量。第二是開放對象上的全球性，即中國的開放範圍是全方位的，也是有針對性的。第三是對改革進程的倒逼性，我們要學會利用對外開放的倒逼性推進自身改革的進程。第四是開放的遞進性，一方面表現在由“五個流”的政策性開放向“制度型開放”遞進，另一方面表現在制度型開放本身也有一個遞進的過程。

在改革開放40周年時，筆者曾結合自己的學術研究，發表了《中國改革40年若干規律性問題認識》一文。現在，筆者結合自己的學術探討實踐，再談幾點有關中國對外開放特性的體會。

一、國內開放地域的“協調性”

我國陸地面積約960萬平方公里，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各有特色，而且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一直致力於構建多民族命運共同體。在對外開放中，怎麼協調地區之間的關係？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戰略問題，而且還要有政治方面對國家安全穩定的考量。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率先實行“沿海開放”戰略，包括創辦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這是正確的戰略抉擇，筆者也參與了其中的研究過程。1983年春，筆者到深圳調研期間，在對蛇口工業區的考察中發現：蛇口在政治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運行模式上，則採取類似於香港的市場經濟模式，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模式相結合的一個試驗。隨後，筆者寫了一篇調查報告——《蛇口工業區開發建設的基本經驗及其啓示》，被《經濟日報》選為1984年“莫干山會議”重點刊發的論文之一。也正是在1984年這次“莫干山會議”上，筆者和“對外開放組”的朋友一起，提出了“沿海開放先導論”和“開放倒逼改革論”。總之，沿海開放無疑是開放的重點，也是開放的必然的過程。但此後在對西部地區的調查中，筆者認識到問題的複雜性。複雜性在哪裡？源於在調查研究中得出的新看法：如果單純實行沿海地區對外開放戰略，有可能形成外向型的沿海經濟和內向型的內地經濟不協調的局面。這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地域上會產生不良後果。爲了避免由於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而可能使中國陷入新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境地，筆者和戈曉宇在1988年提出了“四沿（沿海、沿江、沿邊、沿線）——滲透型”開放戰略。1988年5月，新華社《瞭望》周刊對這一戰略的要點進行了報道，並在編者按語中指出：四沿開放戰略，“對中央的沿海開放戰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補充和修正意見”。當年《改革與戰略》雜誌也刊發了反映這一戰略構想的文章《論“四沿——滲透型”開放戰略》。而後，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報告正式寫入了“東部沿海地區要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開放沿邊地區”“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的戰略，並一直施行。2018年12月，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40年來，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地試、勇敢地改，……從興辦深圳等經濟特區、沿海沿邊沿江沿線和內陸中心城市對外開放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共建‘一帶一路’、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謀劃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成功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使改革開放成為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徵、最壯麗的氣象”。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談到“四沿”時，為什麼把“沿邊”放在“沿江”前面？筆者思考，這裡的戰略考慮，一則與國內政治形勢有關。“沿邊”，主要聚焦於西北、西南和東北地區。主要問題是，東西之間、南北之間的地區發展分化有所凸顯。沿海沿江地區創新要素快速聚集，而西北、西南和東北的“沿邊”地區發展相對滯後，甚至其部分地區面臨較大困難。而這些地區又是少數民族聚集地區，“穩邊”問題突出，需要有相應的“治邊”方略。二是與國際大戰略也有關係。中國陸地邊界線2.28萬公裡，毗鄰14個國家，包括朝鮮、俄羅斯、蒙古、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老撾和越南。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極其重要。中國的外交戰略格局——“周邊是首要”一語，點出了問題的關鍵。再說，為什麼把“沿江”放在“沿邊”後面？有什麼戰略考慮？沿江地區這一帶有什麼新情況？其實，在沿江經濟帶中，除上游雲南、貴州等地之外，總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本身就屬於發達地區，但這並不意味着忽視長江經濟帶，下一步還要繼續推進其高質量發展。

總之，中央新提的“四沿”戰略，涉及地域的“協調性”問題，值得大家一起深悟。

二、對外開放對象的“全球性”

中國對外開放的基調是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筆者在2015年出版的《人本型結構論》一書中指出：“一帶一路”實質是“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潮流”。

同時，在書中特別寫道，“對‘一帶一路’的理解，筆者有‘四個不只’：第一，從歷史淵源來說，‘一帶一路’不只是中國人的創造，而是亞歐人民共同的創造；第二，從路線來說，‘一帶一路’不只是一條線，而是多條線，往北、往南、往西、往東；第三，從目的地來說，不光是亞洲，還到非洲、歐洲、澳洲；第四，從活動內容來說，不只是做貿易，而且包括人文社會的交流。總之，它不是中國一國的‘獨唱’”。

很有意思的是，這裡講了“往北、往南、往西、往東”全方位開放，涉及中國對外開放對象的“全球性”問題。從中國東西南北四個對外開放範圍來說，既是全方位的，也是有針對性的。

向東——主要對着日本主導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成員國，以及美國這樣的太平洋沿岸國家，還包括其他“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

向西——主要對着“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成員），進而推進到西亞和歐洲。

向南——主要針對“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特別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成員國以及非洲國家等。

向北——2023年9月7日，中央領導在黑龍江召開的東北振興座談會上，提出了“向北開放”。這是國家基於國內外形勢新變化而作出的新的戰略部署。

如何抓住有利時機推動向北開放？在“2018東北振興論壇——改革開放40周年與東北振興”會議上，筆者針對東北提出過幾條建議。2023年9月25日，在“2023中國企業家太陽島年會”上，筆者又提出了《關於黑龍江省暨哈爾濱向北開放的八條建議》。這裡一併作出總結：

（1）在新的形勢下，東北可提出建設“中國向北開放的新高地”的戰略。其中，東北四個大城市——哈爾濱、長春、瀋陽、大連可定位為“中國向北開放新高地的先行區”。

（2）完善東北“三橫三縱”的骨架通道，與“三橫三縱”銜接，還應重點拓展沿邊口岸。

（3）研究建設綏芬河直達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的“同軌鐵路”，以便更好發揮後者的內貿轉口基地作用。

（4）建議吉林向國家申請並經國際磋商，打通圖們江“出海口”。根據歷史上的條約，中國是具有“圖們江口出海權”的，現在是爭取利用這個出海口的時機了。

（5）欲打造東北向北開放新高地，必須同時打造東北“要素流動新窪地”。這兩者是一體的。首先在國內，進而在國際上，形成資本、土地（包括地上下資源）、勞動力、技術、管理、數據等各種要素向東北流動的“新窪地”，或者說成為要素流動的“樞紐地”。

三、開放對改革的“倒逼性”

（一）基於中國改革動力系統的研究：中國改革的兩種方式

一種是“內源性改革”。比如1978年安徽小崗村的“大包幹”，是誰發起了這一改革？不是自上而下推動的，而是18戶農民於1978年11月24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一個月）私下開會決定的結果。再如，20世紀70年代末，浙江溫州人冒着所謂“搞資本主義活動”的風險，“走街串巷經商”，奔向“市場”，是誰組織的？也是群眾自發組織起來的。這些都是人民的創造。所以，筆者曾寫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改革的總發動機”。領導改革的高明之處，在於“從群眾中來，集中智慧，再到群眾中去”。筆者把這種改革稱為“內源性改革”。中國改革要靠“內源性”，這是改革的第一動力。另外一種是“外源性改革”。改革開放45年以來，我們實際上已有過四次大的倒逼性改革。第一波：20世紀80年代初期，成立深圳等經濟特區。1984年春節前，鄧小平在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辦深圳經濟特區不只是創造深圳一市的輝煌，而是試圖“殺出一條血路來”，以開放倒逼整個國家改革。第二波：20世紀90年代初期，浦東開發開放。標誌着倒逼性改革已經推進到長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一線。第三波：2001年，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實質是市場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則。按照加入WTO的承諾及其規則，中國修改了3000多條法律法規，連帶出台了一系列有力度的改革舉措，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一波開放倒逼改革的浪潮。第四波：2018年中央提出“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同時提出更深刻的“制度型開放”。這應該是中國更高水平的開放。對於下一步“制度型開放”倒逼對象問題，筆者建議分成兩個層次來研究：在人民群眾（包括基層幹部）當中，迄今仍然蘊藏着很大的改革主動性，他們是有“內源性”改革積極性的，對他們來講不好說“倒逼改革”的問題；但是，對於某些不思改革的利益相關方來講，確實有個“倒逼”的問題。總之，筆者認為，在中國，內源性改革與倒逼性改革是同時存在的，我們應學會發揮這兩種改革動力的作用。（二）加入CPTPP：開放倒逼改革的新機遇2021年9月，中國政府已正式提出申請加入CPTPP。CPTPP的規則是一個國際經濟貿易的“黃金規則”“黃金標準”，從根本上來說，CPTPP的規則導向與中國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正因為CPTPP的規則標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具有一致性，所以中國政府才提出加入的申請。遺憾的是，2023年7月16日，在CPTPP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中國未能被批准加入。

現在的問題是，在提出申請但未能“入群”後，是心灰氣餒，還是振作精神、積極努力？筆者建議，應該採取後者的態度，現在應提前模擬、推演加入CPTPP對中國國內的影響及相應的改革步驟，以切實推進上文所述的倒逼性改革。

（三）倒逼改革的幾大方面

CPTPP的文本，共30章，涉及投資等六大領域，它在一些新的領域和議題上制定了新的規則。分析其中條款，結合CPTPP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的情況及中國的現實，建議突出抓這樣幾個問題：

1.關於國企改革，特別是某些補貼問題為什麼應重視這個呢？因為CPTPP對國有企業制定了一些新的規則，如：加強信息透明度，提供對企業非商業援助程度的信息；政府對國有企業提供的非商業援助，不得損害其他成員及其產業的利益。所謂“非商業援助”主要指針對國有企業的補貼。CPTPP這方面的規則與WTO的《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相比，約束的範圍更大（其第七次會議特別提到“某些行業補貼”問題），這就需要加快現有的國有企業改革。2.關於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的隱性壁壘問題CPTPP要求規範競爭條件和手段，減少市場壁壘，使成員企業處於平等競爭地位。對外資來說，中國現在仍存在比較復雜的行政審批流程，反映了營商環境存在的問題。在這個方面我國改革尚需加快進程，按照“競爭中性”的原則，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包括國際化的營商環境）。3.保護知識產權問題CPTPP對知識產權的規定大幅超越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的範圍和水平。如：擴大知識產權保護範圍；延長知識產權保護期。應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特別是對國內國外要一視同仁。

此外，還有勞工權益問題、環境保護等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存在改革的空間。我們要學會利用對外開放的倒逼性推進改革進程。

四、對外開放的“遞進性”

中國的體制改革，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沒有採取國際上所說的“激進主義的大爆炸”模式，而是採取一種“漸進式”方式。這樣做，雖然在推進過程中兩種體制博弈的時間比較長，而且潛藏着“復歸”的可能性，但是，總的來說，“漸進式”改革是值得肯定的。那麼，中國的對外開放如何呢？這裡筆者提出一個“遞進性”命題。

（一）由“五個流”的政策性開放，向“制度型開放”遞進

前些年，我們國家主要進行的是“五個流開放”，即商品流、資金流、人才流、技術流、信息流的開放。45年來，在商品流通、資金流動、人才交流、技術交流和信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五個流”除人才以外，都有物質承擔者，人才也有實體承擔者。但從機制角度研究，前些年這“五個流”開放的層面，尚屬於“政策性開放”。

現在需要研究的是，這“五個流”的“政策性開放”潛力挖盡了沒有？筆者認為，潛力仍未挖盡，還要繼續“挖”。與此同時，“邊挖邊升”，由“政策性開放”向“制度型開放”提升。這是新階段對外開放的主要着力點。

（二）制度型開放，本身也有一個遞進的過程 “制度型開放”的內涵是什麼？實際涉及的是當今世界在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中一系列“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這是當代人類的共同文明、“黃金規範”。而對於我國來說，能將開放“一步到位”嗎？客觀說，不能，必然有個“遞進性”的過程。這種“遞進性”，一方面表現在“橫向”上，在相關領域的廣度方面，“逐步擴大”；另一方面表現在“縱向”上，在瞄準國際通行的“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的高度方面，“逐步提升”。有個現實的例子：現在海南正在建設自由貿易港，筆者總的觀點是，視野要開闊，不應僅僅着眼於海南島這個小格局，應該從整個中國乃至於全世界這個大格局來把握。撇開政治層面，僅從經濟角度而言，海南自貿港的發展應該借鑑香港市場經濟的一些做法和經驗，實行類似香港自貿港的管理模式。拿海南2025年“封關運作”一事來說，是要“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問題是“二線”應設在哪裡？現在似乎“二線”要在海南島本身，而且據悉已經或即將在海南建設若干“二線”監管大樓，即把“島”封起來。理想格局應該是這樣的嗎？當然，“一線放開、二線管住”是新生事物，在內地實施沒有經驗，可以試。但是從學習香港自由貿易的管理模式來說，“二線”問題需要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說，海南自貿港學香港，是否也有個“遞進性”過程，逐步提升呢？中國的對外開放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內容極其豐富，上文僅僅是結合自己的學術實踐，談了個人的幾點體會。望與學術界研究改革開放的同仁切磋、交流。

來源：《學術界》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