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斌
1月13日,台灣地區大選於晚上10點公布了選票結果。是次台灣地區選舉是自2000年以來,首次出現勢均力敵的多組候選人大戰,藍、綠、白三方爭鋒相對,攻防激烈,分分合合,其中包括民進黨的前台南市長賴清德,國民黨的現任新北市長侯友誼以及民眾黨的前任台北市長柯文哲。最終,民進黨以558萬票勝出,得票率為40.1%,其候選人賴清德、蕭美琴當選台灣地區正、副領導人。台灣地區民意代表選舉113個席次中,國民黨獲得52席,民進黨51席,台灣民眾黨8席,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者2席。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陳斌華當晚就台灣地區選舉結果表示:“這次台灣地區兩項選舉結果顯示,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島內主流民意。台灣是中國的台灣。這次選舉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改變不了兩岸同胞走近走親、越走越親的共同願望,更阻擋不了祖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的大勢。”
台灣地區的直選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40年代末、即在調整地方行政區劃分以及推行地方自治後,開始進行地方行政首長的選舉和建立各級地方的“民意機構”。1949年8月15日,台灣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會”,通過制定且實施《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等法規,開始推動地方自治和“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長”等直接選舉。據悉,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除了台灣“省長”和台北、高雄兩個“直轄市市長”外,其餘各個縣市的“縣、市長”都已陸續實現直接選舉。然而 ,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中後期,台灣爆發了一系列反對國民黨獨裁和操縱選舉的事件後,國民黨當局被迫改革選舉制度。1986年,由反對派人士組成的民主進步黨(民進黨)正式成立,使得台灣選舉出現了政黨競爭局面。1990年,李登輝當選第八任領導人後,在其任職期間,台灣“立法院”通過了“省縣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1996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和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合併舉行,這是台灣地區領導人的第一次直選,這次直選直接影響了台灣的政治生態,2000年,民進黨的陳水扁、呂秀蓮勝選,台灣選舉再次進入了新的紛亂局面。
台灣直選民主的數十年實踐到底給台灣地區帶來了什麼?從台灣社會的整體來看,台灣民眾對選舉的態度已有明顯轉變即從以前的狂熱參與到現在對於選舉的相對冷漠,尤其是台灣民眾發現,所謂的“直選民主”並不能真正解決社會現存的民生難題。從今年投票的人數統計上來看,“2024選民總人數只比2020年選民總人數增加了19萬人,是近5屆大選總人數增加最少的一屆。2020年台灣選民總人數為1931萬人,2024年選民總人數為1950萬人。”更值得註意的是,“2024年選舉20歲到29歲的投票人數共284.9萬人,比上屆2020年選舉的311.9萬,少了約27萬人。”即便是在今屆“首投族”增加了102萬人數的情況下,今年的投票率還低於2020年的數字,僅為69%。其次,四年一次大選,讓各路政客在選票的高低輸贏中“狂歡”,全然忘記了民生之需,民意之急,距離“選賢與能”的理想愈走愈遠。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台灣選民(尤其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普遍表示,他們更為渴望看到的是關注台灣人自身需求的選舉,目前台灣社會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與此同時,房價上漲、收入增長緩慢以及青年職業前景黯淡,都使得台灣民眾對於兩大主流政黨表示失望。特別是在疫情之後,“台灣地區的2023年的年度代表字是‘缺’,反映出長期以來,台灣民眾對‘五缺’(缺地、缺水、缺電、缺才、缺工)的憂慮。”直選民主沒有帶來補“缺”的希望,反而將社會的人心和民眾的所需作為了政治籌碼,成為黨派競選撕裂的“骰子”和“棋子”。
台灣的直選民主看似“民主”和“平等”,但本質上是各政黨的“利益博弈”和“政治操作”。為了勝選,各路候選人鍾情舉辦大型群眾集會,利用極度煽情的口號,刺激選民,製造恐慌,使得“選舉”成為了民眾口中的“選戰”。其次,直選常常淪為金錢的競選遊戲,買票、拜票的現象絡繹不絕,金錢開道,左右逢源。不少候選人接受財團和企業的“政治獻金”,上任後則為之“投李報桃”,在“民主”的旗幟下,大搞錢權交易。與此同時,黑惡勢力滲透選舉,“武鬥”時有發生,暴力騷擾對手,皆是台灣直選見怪不怪的亂象。2004年,兩顆子彈改變了當年大選的結果,陳水扁“順勢”爬桿得志。更為致命的是,台灣直選在政治權貴們的過度操作和謀劃下,變得煽情、暴戾、充滿着高漲的對抗情緒,尤其是民進黨不斷製造省籍和族群矛盾,拿着“統獨”大做文章,滋生了民粹主義的極端情緒。2023年12月3日,民進黨賴清德在台北競選總部造勢活動上,就靠着一張“抗中牌”,便對藍、白營進行了各種批評,他不需要政見,只需要“反中”。這種無腦的情緒拉票,則成為操縱民調的最簡單方式,不需要政治能力,只需要政治立場,為反對而反對。更為諷刺的是,今屆的民進黨當選,實際上僅得了島內40%民眾的支持,而剩下的60%民眾對之並無好感,甚至無法認同其理念,這種直選既不能保證了多數人的意願,反而使得少數勢力堂而皇之得勢,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正如國台辦所言,這次以40%民意而當選的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廣泛台灣的真實意願。
倘若“直選民主”確實如部分台灣民眾所理解的,具有一定的形式上的民主性,那麼全民直選又如何保證參選人的基本素質,從而實現真正的實質民主?選舉不僅只是在選人,選政黨,更是在選價值,選人心。數年來,台灣選舉常與“作假”二字相聯繫。其中一大迷案便是蔡英文的學歷。據悉,自稱在1984年於倫敦政經學院獲得博士學歷的蔡英文,其博士論文在2019年之前並無法檢索,在任何英國的圖書館都無法查閱其論文文本。而且,更令公眾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除非蔡英文是天降奇才,否則她又是如何可以在兩年內讀完一個英國博士學位?此外,2022年,民進黨桃園市长參選人林智堅被爆其碩士論文涉嫌抄襲。林智堅的學位論文抄襲事件的曝光和發酵,為台灣政治議員的“買學”現象扯下了“遮羞布”。此外,根據近期的台灣新聞報告,賴清德競選總幹事潘孟安亦被爆出其在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涉嫌抄襲。學歷造假和學術抄襲暴露出的是參選人的品行問題,是事關政治誠信和能力的問題。毫無資格審查的民主直選,讓各路“妖魔鬼怪”都有機會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場”,作秀博眼球,這只能將台灣的民主選舉淪為一場華而不實的、毫無道德底線的選舉風暴,是非不分,禮崩樂壞。
台灣四年一屆的地區領導人以及縣市長選舉頻率頻繁,又以直選為主要手段,使得社會大半年談論的是“民主選舉”,可是這樣子的民主是為誰做主?這樣的選舉又是為誰謀利?直選民主又為台灣社會做了什麼實事、好事?台灣到底是要在“民主”的華衣中“作繭自縛”還是要走出“民主”的迷途,尋找民心的初衷,這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一道“自救題”。
在台灣地區選舉期間,筆者恰逢在台灣,目睹了選前造勢與當日投票的全過程。在選舉結束之後,一位台灣的摯友給筆者發來了如下的感慨:“‘政黨輪替’早已是歷史名詞,第三勢力崛起是必然現象,現今的藍、綠、白‘三足鼎立’,也不能認定自己就是固定的三分天下之一者,隨時都會有新崛起的顏色取而代之。”筆者耳聞目睹,深深感慨,無論當前的台灣是什麼顏色執政當權,都不能阻擋國家統一的腳步。尤其是面對綠旗飄飄、挾美制華的民進黨,我們更要放棄幻想,加快統一的步伐。因為無論是藍色、綠色還是白色,紅色的中國心才是真正的底色。
(作者為中國僑聯委員、資深評論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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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志斌
1月13日,台灣地區大選於晚上10點公布了選票結果。是次台灣地區選舉是自2000年以來,首次出現勢均力敵的多組候選人大戰,藍、綠、白三方爭鋒相對,攻防激烈,分分合合,其中包括民進黨的前台南市長賴清德,國民黨的現任新北市長侯友誼以及民眾黨的前任台北市長柯文哲。最終,民進黨以558萬票勝出,得票率為40.1%,其候選人賴清德、蕭美琴當選台灣地區正、副領導人。台灣地區民意代表選舉113個席次中,國民黨獲得52席,民進黨51席,台灣民眾黨8席,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者2席。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陳斌華當晚就台灣地區選舉結果表示:“這次台灣地區兩項選舉結果顯示,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島內主流民意。台灣是中國的台灣。這次選舉改變不了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改變不了兩岸同胞走近走親、越走越親的共同願望,更阻擋不了祖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的大勢。”
台灣地區的直選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40年代末、即在調整地方行政區劃分以及推行地方自治後,開始進行地方行政首長的選舉和建立各級地方的“民意機構”。1949年8月15日,台灣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會”,通過制定且實施《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等法規,開始推動地方自治和“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長”等直接選舉。據悉,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除了台灣“省長”和台北、高雄兩個“直轄市市長”外,其餘各個縣市的“縣、市長”都已陸續實現直接選舉。然而 ,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中後期,台灣爆發了一系列反對國民黨獨裁和操縱選舉的事件後,國民黨當局被迫改革選舉制度。1986年,由反對派人士組成的民主進步黨(民進黨)正式成立,使得台灣選舉出現了政黨競爭局面。1990年,李登輝當選第八任領導人後,在其任職期間,台灣“立法院”通過了“省縣自治法”和“直轄市自治法”。1996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和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合併舉行,這是台灣地區領導人的第一次直選,這次直選直接影響了台灣的政治生態,2000年,民進黨的陳水扁、呂秀蓮勝選,台灣選舉再次進入了新的紛亂局面。
台灣直選民主的數十年實踐到底給台灣地區帶來了什麼?從台灣社會的整體來看,台灣民眾對選舉的態度已有明顯轉變即從以前的狂熱參與到現在對於選舉的相對冷漠,尤其是台灣民眾發現,所謂的“直選民主”並不能真正解決社會現存的民生難題。從今年投票的人數統計上來看,“2024選民總人數只比2020年選民總人數增加了19萬人,是近5屆大選總人數增加最少的一屆。2020年台灣選民總人數為1931萬人,2024年選民總人數為1950萬人。”更值得註意的是,“2024年選舉20歲到29歲的投票人數共284.9萬人,比上屆2020年選舉的311.9萬,少了約27萬人。”即便是在今屆“首投族”增加了102萬人數的情況下,今年的投票率還低於2020年的數字,僅為69%。其次,四年一次大選,讓各路政客在選票的高低輸贏中“狂歡”,全然忘記了民生之需,民意之急,距離“選賢與能”的理想愈走愈遠。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台灣選民(尤其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普遍表示,他們更為渴望看到的是關注台灣人自身需求的選舉,目前台灣社會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與此同時,房價上漲、收入增長緩慢以及青年職業前景黯淡,都使得台灣民眾對於兩大主流政黨表示失望。特別是在疫情之後,“台灣地區的2023年的年度代表字是‘缺’,反映出長期以來,台灣民眾對‘五缺’(缺地、缺水、缺電、缺才、缺工)的憂慮。”直選民主沒有帶來補“缺”的希望,反而將社會的人心和民眾的所需作為了政治籌碼,成為黨派競選撕裂的“骰子”和“棋子”。
台灣的直選民主看似“民主”和“平等”,但本質上是各政黨的“利益博弈”和“政治操作”。為了勝選,各路候選人鍾情舉辦大型群眾集會,利用極度煽情的口號,刺激選民,製造恐慌,使得“選舉”成為了民眾口中的“選戰”。其次,直選常常淪為金錢的競選遊戲,買票、拜票的現象絡繹不絕,金錢開道,左右逢源。不少候選人接受財團和企業的“政治獻金”,上任後則為之“投李報桃”,在“民主”的旗幟下,大搞錢權交易。與此同時,黑惡勢力滲透選舉,“武鬥”時有發生,暴力騷擾對手,皆是台灣直選見怪不怪的亂象。2004年,兩顆子彈改變了當年大選的結果,陳水扁“順勢”爬桿得志。更為致命的是,台灣直選在政治權貴們的過度操作和謀劃下,變得煽情、暴戾、充滿着高漲的對抗情緒,尤其是民進黨不斷製造省籍和族群矛盾,拿着“統獨”大做文章,滋生了民粹主義的極端情緒。2023年12月3日,民進黨賴清德在台北競選總部造勢活動上,就靠着一張“抗中牌”,便對藍、白營進行了各種批評,他不需要政見,只需要“反中”。這種無腦的情緒拉票,則成為操縱民調的最簡單方式,不需要政治能力,只需要政治立場,為反對而反對。更為諷刺的是,今屆的民進黨當選,實際上僅得了島內40%民眾的支持,而剩下的60%民眾對之並無好感,甚至無法認同其理念,這種直選既不能保證了多數人的意願,反而使得少數勢力堂而皇之得勢,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正如國台辦所言,這次以40%民意而當選的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廣泛台灣的真實意願。
倘若“直選民主”確實如部分台灣民眾所理解的,具有一定的形式上的民主性,那麼全民直選又如何保證參選人的基本素質,從而實現真正的實質民主?選舉不僅只是在選人,選政黨,更是在選價值,選人心。數年來,台灣選舉常與“作假”二字相聯繫。其中一大迷案便是蔡英文的學歷。據悉,自稱在1984年於倫敦政經學院獲得博士學歷的蔡英文,其博士論文在2019年之前並無法檢索,在任何英國的圖書館都無法查閱其論文文本。而且,更令公眾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除非蔡英文是天降奇才,否則她又是如何可以在兩年內讀完一個英國博士學位?此外,2022年,民進黨桃園市长參選人林智堅被爆其碩士論文涉嫌抄襲。林智堅的學位論文抄襲事件的曝光和發酵,為台灣政治議員的“買學”現象扯下了“遮羞布”。此外,根據近期的台灣新聞報告,賴清德競選總幹事潘孟安亦被爆出其在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涉嫌抄襲。學歷造假和學術抄襲暴露出的是參選人的品行問題,是事關政治誠信和能力的問題。毫無資格審查的民主直選,讓各路“妖魔鬼怪”都有機會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場”,作秀博眼球,這只能將台灣的民主選舉淪為一場華而不實的、毫無道德底線的選舉風暴,是非不分,禮崩樂壞。
台灣四年一屆的地區領導人以及縣市長選舉頻率頻繁,又以直選為主要手段,使得社會大半年談論的是“民主選舉”,可是這樣子的民主是為誰做主?這樣的選舉又是為誰謀利?直選民主又為台灣社會做了什麼實事、好事?台灣到底是要在“民主”的華衣中“作繭自縛”還是要走出“民主”的迷途,尋找民心的初衷,這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一道“自救題”。
在台灣地區選舉期間,筆者恰逢在台灣,目睹了選前造勢與當日投票的全過程。在選舉結束之後,一位台灣的摯友給筆者發來了如下的感慨:“‘政黨輪替’早已是歷史名詞,第三勢力崛起是必然現象,現今的藍、綠、白‘三足鼎立’,也不能認定自己就是固定的三分天下之一者,隨時都會有新崛起的顏色取而代之。”筆者耳聞目睹,深深感慨,無論當前的台灣是什麼顏色執政當權,都不能阻擋國家統一的腳步。尤其是面對綠旗飄飄、挾美制華的民進黨,我們更要放棄幻想,加快統一的步伐。因為無論是藍色、綠色還是白色,紅色的中國心才是真正的底色。
(作者為中國僑聯委員、資深評論員,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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