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小莊

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中國有延續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孕育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和智慧，對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此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美蘇冷戰結束。西方世界發表了很多分析文章，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大膽推測，世界歷史“終結”了，世界將是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天下，前蘇聯和新中國意識形態和文明將從此結束。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提出“文明衝突論”，發現了所謂蘇東解體和中亞地區的斷裂帶，推斷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將激烈發生。

從某種意義上說，亨廷頓猜對了。南斯拉夫後來分解為七個國家，前蘇聯也解體了。如俄羅斯加入歐盟，前蘇聯文明也就會消失了，但美歐偏偏不讓，怕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北約不但不解散，還要沿斷裂帶分批東擴到黑海，俄羅斯豈能善罷。美國和北約企圖迫使中國走西式道路，想讓具有五千年中華文明的中國在這樣那樣的衝突中消失。 

在美蘇冷戰結束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面臨新的挑戰：美國發動了貿易戰、科技戰和金融戰等“新冷戰”，這應當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另一個新起點。經過4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科技和民生等已有長足進步，到了《史記·管晏列傳》所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階段，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如何做好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也都是新起點。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

堅定文化自信

2012年，十八大報告提出“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2014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明確提出過“文化自信”的要求。2016年，他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的重要講話中，在“三個自信”的基礎上，增加了“文化自信”，從而形成了“四個自信”。此後，十九大、二十大報告都分別提到“四個自信”。 

建立文化自信，在什麼國家都不容易，中國尤難。原因有三：一是中國有上下五千年、文明不中斷的治國理政歷史，其文化傳承任何國家無法比擬，簡直是恆河沙數、浩如煙海、衡石量書、汗牛充棟。任何人皓首窮經，也難通讀。二是歷經社會時代變遷，所保留的傳統既有精華，也有糟粕，需要辨別。三是受歷朝政局影響，相激相蕩，相互詆譭，形枉影曲，並不少見。鑑往知來，借鏡觀形，進德修業，古為今用，談何容易。瞭解中國經史子集的學問，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文化自信，超凡入聖，才能做到。但通過簡易速成之法，掌握中西文化特徵異同，做出選擇，就不會太難。

以選舉為例。西方選舉文明形成較早，加之話語權優勢，常有高人一等之感。中國政治文明雖開端早，但選舉文明起步較晚。中國曾經長期實行“賢人政治”制度，不論是協商、推舉、九品中正、科舉考試，大致都如此，其歷史淵源來自《尚書》。其實《尚書》也有“民主”一詞，但“民主”不是指選舉。《尚書·多方》：“天惟時求民主”“代夏作民主”，此處的“民主”，都是“為民作主”之意。中國人才選拔制度，強調治國的賢德和能力。《禮記》有《大學》篇，後被列入四書，提供了人選的修煉之法。 

對西方的選舉與中國的“賢人政治”不妨做出以下比較區分：

（一）西式選舉實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相對多數當選制不足半數，但絕對多數當選制必然過半。古代中國“賢人政治”雖無選舉，但有“內聖外王”的人選，如再選舉一下，應是大多數當選。 

（二）西方選舉的選民基礎可根據社會經濟情況逐步擴大，體現直接選舉的優勢，但沒有解決被選舉人的“賢能”問題。中國古代卻先解決“賢能”人選產生難題，然後才解決較容易解決的選舉問題。 

（三）西式投票簡單明瞭，可以表達民意，投票結果被賦予正當性。這對當今中國，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四）西式民主選出來的人一旦發生偏差，可在任期屆滿時糾錯替換，就等下一任再選，但任前、任內考察監督不足。根據“賢人政治”產生的人選，事先經過考察監督，減少任內出現偏差的可能性，任內仍可監督。如要替換，用舉薦或選舉制度替換，也都可以解決。 

（五）西式民主對個別重大事項臧否，可採用“選民投票”方式，行使直接民主，也可避免當政者的專斷。這對當今中國，局部地區、局部行業、企事業單位舉行選民投票決定，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也就是說，中國選舉制度如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可產生更佳人選，對治國理政有更積極的效果，萌生更堅定的文化自信。

秉持開放包容

對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國持開放包容態度。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中提到，“世界上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啓示”，並列舉了諸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等多個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觀點。 

其他人文方面之例還有不少：中國經籍西傳在清代就很盛行，《論語·顏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成為聯合國的信條，老子思想在德國很受歡迎，《孫子兵法》在美國有很多粉絲，英國學者用心收集中國科技史材料，世界不少漢學家花大力氣研究中國學問，等等。 

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我們從來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應該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科學對待世界各國文化，用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裝自己。”對外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作品，中國是歡迎引進的。許多內地出版社有計劃地、系統地、高質量地翻譯了世界各國不同學科的名著和名篇，積極借鑑人類文明創造的有益成果。隨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中國國力的強大，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興趣會更大，對中國的研究可能會進一步加強。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們積極學習借鑑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歡迎一切有益的建議和善意的批評，但我們絕不接受『教師爺』般頤指氣使的說教。”《論語·季氏篇》說：“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這說明中國樂意聽取世界各國朋友的意見，有互相平等交流的傳統。

堅持守正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我們從事的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6月2日，他在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時，對守正和創新作了進一步深入闡釋。他說：“守正，守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創新，創的是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捨、推陳出新，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 

宋代朱熹撰《四書章句集註》，治國基礎教本《大學》在其中，“內聖外王”就是特定問題上的守正和創新。朱熹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可見《大學》是有助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守正做人、創新做事的教材。 

（一）《大學》的綱領 

程子章句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在明明德”和“在止於至善”，就是“守正”。“在親民”，就是創新。對“在明明德”，章句說：“《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朱熹對《康誥》《大甲》《帝典》作注說：“康誥，周書”“大甲，商書”“帝典，堯書，虞書”。這就等於要把《尚書》通讀一次。《尚書》是中國夏商周政治學，《荀子·勸學篇》說“政事之紀也”；《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但該書“詰屈聱牙”。

《康誥》是指周成王討伐管叔、蔡叔後，把殷商遺民封給康叔，周公根據成王的告誡命令，寫成《康誥》，要求康叔尚德慎刑，善於用人，接受殷民，訪求殷地保民之法，施行德政，安定殷民，繼承文王基業，善良、安定、革新殷民。實際上要求康叔守正，有所創新。 

《大甲》是大甲繼承帝位後兇惡殘暴，不守先祖成湯法典。由伊尹代大甲處理國政，放逐大甲守喪，教導大甲講求忠信，以桀為戒，勤於政事，注意品德容止，不要辱沒祖先的訓詞。歷三年，大甲幡然醒悟，伊尹勉勵大甲以成湯為榜樣，告誡天下百姓只歸附仁德之人，修善積德，永不懈怠。君臣合作，鬼神才能庇佑。這說明大甲如不守正，就只能守喪反思，醒悟後才能執政守正、創新。 

《堯典》是指帝堯將遜位於舜，史官作了堯典，頌揚堯的功德。處理政務，敬慎節儉，明察四方，善治天下，思慮通達，寬容溫和。上下發揚才智美德，家族親密和睦，辨明百官善惡，諸侯協調和順，天下友好和睦。堯讓舜嗣位無非也是相信他可以守正和創新。 

上述《尚書》的不同篇章說明，儘管古今情況不同，守正和創新都一樣要明白國家治理的德行、德政和指導思想。就這三篇而言，守正不等於守舊，也包含了革新。 

對“親（新）民”，章句說：“親，當做新。”，就是把“親民”解釋為“新民”。朱熹注認為：“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程子章句中還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照朱熹注的說法，就是“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程子把“親”解作“新”、朱熹認為是革其舊、盤銘要求三新、《康誥》要求作新民、《詩·大雅·文王》要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有強烈創新意味。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但非不擇手段，總有一天可能“內聖外王”。

對“止於至善”，程子分別引述《詩·商頌·玄鳥》、《詩·小雅·綿蠻》、《詩·大雅·文王》、《詩·衛風·淇澳》、《詩·周頌·烈文》等五首詩。章句解釋說，“詩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解釋說，“‘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以上引詩五篇，都說明止於至善，達到仁、敬、孝、慈、信的境界，通過傳道、自修、威儀，要求民不能忘，才符合德治要求。 

（二）自身修養與辨明本末的關係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後，程子章句強調修身的重要性：“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說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修身是能益智的。儒、道、佛、醫、武都有修身的不同要求，但儒家經典大都不說，道家、佛家經典則有討論。先秦諸子很注意這方面的修為。 

程子章句認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熹注還說：“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對“本末”“始終”“先後”做了解釋。“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章句又說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對此，朱熹注還說：“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詞。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也。”這是說，做事的本末、始終、先後，都有顯著而細緻的區別。 

（三）內聖外王的回望與前行的八段路徑 

程子章句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是倒序說。如順序說，則是“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他們之間也有一定的邏輯關系。

1.格物與知至的關係。程子章句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為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換句話說，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實際工作中，要注重調查研究，這就是格物致知，找到規律性，發現新的知識，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學科的分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對觀察理解、掌握分析事物方法不同，都不能忘記對“明明德”的守正和創新。 

2.意誠、心正與身修的關係。程子章句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對守正和創新，也要誠意。即使一人獨處，亦應如此。 

章句說：“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對守正和創新，也要正心，在誠意和正心的基礎上，就可以修身了。 

3.身修與家齊的關係。程子章句說：“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闢焉，之其所賤惡而闢焉，之其所畏敬而闢焉，之其所哀矜而闢焉，之其所敖惰而闢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這說明個人身修之後帶動各家的道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要這樣做。 

4.家齊與國治的關係。為此，程子分別引述了《尚書·康誥》、《詩·周南·桃夭》、《詩·小雅·蓼蕭》、《詩·曹風·鳲鳩》等。章句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人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齊家和治國很有關係，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從各家庭推廣，擴散到全國去。 

5.國治與天下平的關係。程子章句說：“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謂“絜矩之道”，就是講究分寸，不能失偏，方能傳揚世界。 

對“絜矩之道”在治國平天下的運用，程子章句認為要點有三：

一是先慎乎德。程子分別引《詩·小雅·南山有台》《詩·小雅·節南山》《詩·大雅·文王》等三首。章句說：“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巌巌，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闢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強調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先慎乎德，民之所好，就是守德之人，在上者尤要謹慎、與民同欲。 

二是處理好內外、德才的本末關係。章句分別引《尚書·康誥》《國語·楚語》《尚書·秦誓》等三篇。章句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這些對於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傳揚世界的內德外財本末關係具有借鑑意義。

三是以義為利，謙卑舉賢。章句說：“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魯國賢大夫仲孫蔑）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傳揚世界也要講求謙卑舉賢、以義為利。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前景

從美蘇冷戰結束後30多年的歷史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並非處於順境。西方國家鼓吹所謂“歷史終結論”和“文明衝突論”。前者是指煽動有違西方所謂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文明的消失，包括前蘇聯文明和中華文明；後者則蠱惑世界不同文明之間衝突，包括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兩者共同目標都是讓所謂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主導世界。他們聲稱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遠比非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少，美國經常打著此旗號與非自由民主國家打仗，鼓吹所謂“戰爭（顏色革命）正義論”，以戰爭名義企圖讓其他文明終結。 

美國爲了維護世界霸主的地位，在中國GDP接近美國的三分之二時，開始對中國實行一系列圍堵遏制政策。由於自顧不暇，該等政策啓動比原來慢。到特朗普上臺後，美國才啓動對中國的貿易戰、科技戰，並制裁中國企業和個人。拜登上臺後，似有變本加厲之勢。 

但另一方面，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有有利的條件。一是中華文明歷經五千年沒有中斷，體現了其自身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中華文明還有包容性和和平性等特徵，雖不主動挑起事端，但得到人民的支持，可從容接受挑戰。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具有與之相適應的憲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可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做到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三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已被中國革命的成功實踐所證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也必將經歷國家建設成果的檢驗。四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儒家經典思想分不開，將《大學》“內聖外王”之道貫穿到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中並得到傳承發展，必將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系華南師範大學港澳臺教材綜合研究基地客座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