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飛龍

帝國與霸權是人類文明史的規模現象和競爭現象，也是現代化與全球化的內在現象。帝國及其意識形態、制度框架是帝國研究的主流，但帝國的基礎及帝國權力的變遷卻是多要素和多面向的。人類文明史上出現過帝國興衰的諸多案例，如何解釋它們的興衰更替及其深層機理，是帝國史研究的關鍵線索。中譯出版社最新推出的譯著、美國歷史學家斯科特·雷諾茲·尼爾森的《小麥戰爭：穀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權》恰當選取了小麥作為觀察和評估帝國權力與秩序變遷的關鍵變數，為我們打開了帝國史研究的一扇新門。該書可視為美俄帝國競爭史的一個歷史縮影。

從美國的帝國成長史及其全球競爭策略來看，對歐洲市場與歐洲地緣政治權力的爭奪和控制是一條主線。控制歐洲，不僅抓住了最有消費力的現代化群體，而且可以形成跨大西洋的經濟政治聯盟，整合塑造以歐美為中心的全球霸權秩序。美國對一戰和二戰的決定性介入、二戰後的馬歇爾計畫與北約體系均服務於這一點，美蘇冷戰則進一步鞏固了美國對歐洲的經濟與安全控制權，其制度性後果延續至今，深刻影響到歐洲戰略自主和美國全球霸權穩定性。2022年2月24日爆發的烏克蘭戰爭，以“代理人戰爭”的形式重啟了北約體系與俄羅斯之間的激烈地緣衝突，其中一條關鍵線索就是烏克蘭小麥的控制權。與戰爭進程相應的是黑海糧食運輸協議的起伏波瀾，甚至捲入了多邊政治擔保機制和聯合國安理會的加持機制。

從《小麥戰爭》的歷史敘事來看，近代俄羅斯帝國的崛起與對烏克蘭糧倉的控制緊密相關，而帝國衰落及十月革命的爆發則與美國小麥在歐洲市場優勢的形成及烏克蘭小麥產業萎縮有關。當代的烏克蘭戰爭，小麥是關鍵點，俄國能源也是關鍵點。從美國角度而言，以代理人戰爭切斷俄國對歐洲的能源供應並控制烏克蘭小麥，可以極大打擊俄羅斯國家財政實力及地緣影響力，削弱俄羅斯在全球體系中抗衡美國的能力基礎，其本質仍是歷史上美俄帝國競爭史的延續。從俄羅斯角度而言，烏克蘭小麥與俄羅斯能源不能被北約控制與隔離，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的根本目的在於保持糧食安全和能源貿易利益。因此，未來烏克蘭和平協定之最緊要條款，必然包括糧食安全和能源貿易安排，只有這兩個問題得到妥當解決，歐洲安全新秩序才有可能實現。

《小麥戰爭》提出了一個非常經典的判斷：糧食即權力。這是農業與工業時代的國際政治法則，作者確信在數字時代仍然適用。資訊是最寶貴的當代財富，但資訊不能吃，不能喝，糧食仍然是人類生存的最基本條件，圍繞糧食特別是大宗農業產品的生產與市場競爭，仍然是國際政治博弈與地緣衝突的關鍵點。糧食的權力屬性，在法國重農學派那裡得到高度肯定，而據作者考證，法國重農學派之思想和政策受到中國古典思想家孟子的深刻影響。孟子在中國是儒家“亞聖”，以仁學著稱，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作為思想與政治原則，考慮到中國當時的農業社會文明背景，其思想對法國重農學派的影響就順理成章了。中國古代諺語“民以食為天”也頗能作為思想驗證。作者還特別提到中國“一帶一路”所具有的對糧食安全與能源安全的戰略和地緣政治意義，這是很有眼光的深刻解讀。

作為歷史學家，尼爾森有着學術職業的敏銳性，對重大歷史危機、革命及地緣政治衝突的觀察和分析有獨到的切入點和視角。他考察過諸多革命與衝突事件，基本能夠從中找出糧食危機的根源或線索。與小麥戰爭有關的“麵包、土地與正義”的革命動員策略及其政治心理催化機制，在作者考察的諸多個案中精彩呈現。《小麥戰爭》的主線是帝國權力變遷史，敘事重點在於美帝國的小麥生產與市場化對俄羅斯帝國的競爭優勢，以及俄羅斯帝國小麥生產的“東方化”及其財政破產的故事。作者在這一宏大的帝國小麥戰爭脈絡中凸顯了一位猶太學者兼糧商帕爾烏斯的巨大歷史作用。作者聲稱帕爾烏斯的理論深刻影響了列寧、盧森堡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學派。帕爾烏斯是猶太糧食投機商，也是俄國十月革命的鼓動者，甚至是土耳其現代建國的重要參與者。在帕爾烏斯的跨國思考與政商行動中，糧食既是消費品，也是金融品，他的“農業危機”理論與有關革命、帝國及秩序的小冊子作品，對同時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產生了重大影響。他預言到俄羅斯帝國小麥“東方化”的財政危機與帝國災難，以及革命爆發的契機。他遊說一戰中的德國政府資助了列寧的十月革命，對瓦解俄羅斯帝國起到了重要作用。帕爾烏斯似乎沒有祖國，穿梭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各國，對帝國權力與秩序變遷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個人作用，其抓手和槓桿正是小麥及其市場力量。或許，沒有祖國的猶太人的精明、貪婪、想像力和行動力，恰恰構成了西方乃至全球歷史發展的隱秘機制。

作者在書中提到了1860年代的兩場廢奴革命：美國廢除奴隸制和俄國廢除農奴制。美國的小麥生產及其全球產業優勢的形成從此出發，美國的小麥金融期貨機制、本地生產規模化與鐵路網路化、跨洋運輸技術進步和成本控制等，為美國小麥競爭力提供了強大支撐，將俄羅斯帝國的烏克蘭小麥逐步擠出歐洲市場。廢奴之後的美國小麥生產實現了技術、金融與市場的現代化和國際化，俄羅斯帝國的小麥生產卻沒有能夠同步更新，這導致了烏克蘭奧德薩的“1873年大恐慌”以及俄羅斯帝國在小麥戰爭中的失敗。俄羅斯的替代性選擇是小麥生產的“東方化”及相應的小麥信貸與稅收機構的制度創新，並對遠東地緣政治秩序包括中國的地緣安全、糧食安全造成重大影響。1905年日俄戰爭失敗中止了俄羅斯帝國小麥生產的“東方化”進程，以及俄羅斯農業信貸體系的崩潰與債務危機的爆發，催生了1905年革命。俄羅斯小麥戰爭失敗的陰影並未散去，一戰之爆發與俄羅斯帝國確保黑海糧食通道安全的戰略危機感有關，十月革命的爆發則與俄羅斯糧食安全的總體性危機有關。由此可見，小麥戰爭史，就是人類文明史和帝國秩序變遷史的一種獨特書寫模式。

作者反覆告誡我們，糧食即權力，糧食安全是國家乃至帝國安全與霸權穩定性的基礎，並強調這一點不因為數位時代與數位生活方式的到來而改變，因為糧食關乎生存和安全，數字關乎的只是便利和效率，糧食始終是人類存續的最關鍵基礎條件。我國新近通過了《糧食安全保障法》，在第一條立法目的條款中強調“為了保障糧食有效供給，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提高防範和抵禦糧食安全風險能力，維護經濟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這是將糧食安全納入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及其法制保障體系的範疇。美國在全球糧食生產中仍然佔據主導優勢，美國小麥、大豆及其轉基因產品，構成美國全球霸權的重要支柱，並對其他國家的農業體系及糧食安全造成重要威脅。中國的糧食安全與政治安全關係密切，自古而然，當代尤甚。從《小麥戰爭》揭示的美俄帝國競爭史及其教訓來看，中國的糧食安全與糧食生產的現代化、自主化和國際化就成為民族復興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支柱，也是中美體系性競爭的關鍵戰場。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