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飛龍

米萊當選，美洲震驚。米萊達沃斯演講，舉世愕然。

在一個混雜多元的世界，米萊的原教旨自由主義宣言及其配套的激進自由化改革措施，讓人們看到了一個瘋狂的“加強版休克療法”正在阿根廷展開，而且可能對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思想和政治路線產生衝擊。

在從政以前，米萊更多是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為人們所熟知，但不是普通的經濟學家，而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信徒。在他看來，市場至善，政府至惡，個人至善，集體至惡，由此推演出自由資本主義至善，社會主義與集體主義乏善可陳。

米萊演講有很強的針對性：其一，針對阿根廷經濟路線中的集體主義和政府干預因素，要徹底清理既往政策，改行激進的自由主義政策，期待阿根廷出現自由經濟奇蹟；其二，針對西方世界在經濟思想與政治治理上的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化，提出思想和政治批判，觸發西方集體反思與聯盟行動；其三，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及其路線，保持經濟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批判和對抗。

這三重針對性，從阿根廷國內改革到西方思想救贖再到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體系競爭，米萊的思想與政治世界即刻鮮活起來，似乎自我塑造成了西方自由主義的第一思想家和第一政治領袖。比較而言，拜登和布林肯都要相形見絀，黯淡無光了。

米萊對市場的推崇與對政府的否定，在邏輯上和價值上都是徹底的。米萊的思想邏輯並不新鮮，不過是哈耶克主義的再版。讀一讀1940年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米萊演講彷彿是其最精緻的讀後感和行動書。米萊演講結尾的口號是“自由萬歲”，聽起來很有思想穿透力，給絕望中的人們以希望，給多元中的思想以導向，給大變局的世界以“塞壬”之聲。

試想，如果各國皆以米萊演講為政策新路，全球化與經濟發展又將如何？米萊預設的是一個極度理想化的自由市場世界，其中政府和集體不起支配作用，個人極度自主，要素自由流動，產業自然匹配，國際貿易暢通無阻。這是一個自由資本主義的烏托邦，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極致化，但在現實經濟和政治實踐中從未存在過。

米萊的演講在網絡上激發熱議，意見分歧：褒揚者視其為思想知音和政治同道，是哈耶克主義的共同信徒，並藉此抨擊社會主義甚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政策和產業政策；批評者視其為思想怪物和政治巫師，指責其迷信市場，貶損政府，以及不切實際與後果嚴重。

米萊演講最重大的意義在於重啟“姓資”與“姓社”之爭，並挑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左右之爭，對諸多國家現實性的福利政策、產業政策與治理政策進行根源性攻擊。他的思想根源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他的經濟政策路線與美國特朗普主義有一定的重疊和旨趣，但他甚至比特朗普更徹底。阿根廷的“米萊經濟學”無法在美國複製，也無法在南美獲得積極響應，甚至他的主張從一開始就遭到南美同行的嚴重質疑。

米萊的思想與政治對手是眾多和強大的，既包括南美根深蒂固的左翼政治經濟傳統，也包括西方的羅斯福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還包括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傳統。這些在經濟與政治實踐中更具現實性和理性的不同傳統，反映了人類對政府與市場關係的結構化認知：既非市場至上，也非政府至上，而是各有功能，錯落有致。

米萊要將市場推向理想化的極端，事實上在西方體系中也顯得格格不入。市場上不只有自由、理性的主體，不只有資本強者，還有依附、感性的群體以及失敗的弱者，國家間存在文明與主權之別，存在激烈的競爭與複雜的合作，從國家到人類社會還有共同危機需要應對，這些都不是單純市場經濟就可以完美解決的。

將市場完美化，不承認市場缺陷，不承認資本原罪，不承認集體倫理的合理性，不承認強弱之間的共存倫理，米萊經濟學表面講自由，實則必然導向叢林狀態式的弱肉強食，與人類文明進步之道德方向並不相符。即使在亞當-斯密那裏，也不是純粹市場主義，而是市場與政府、社會道德的某種結合。一種邏輯推到極致，凸顯的不是“深刻”，而是“片面”。

但人類也許需要阿根廷的這場自由資本主義實驗，以便對自由主義的極端版本進行可見的檢驗，從而為人類在21世紀的道德和政治實踐提供更清晰的共識與方向。在一個思想混沌和前途未卜的大變局中，米萊之言行有幾分唐吉坷德的遺風，也有幾分哲學王的自負。米萊需要知行合一，需要阿根廷作為試驗場給出一個現實證明。也因此，未來時段阿根廷的經濟走向和發展績效，就會成為舉世矚目的觀察評判對象，米萊本人也會是希望和絕望交織的風暴中心。

國內學者對米萊演講及其政治經濟學路線予以現身說法式的抨擊，南美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總統也對其加以質疑，西方世界的主要政治領導人並未熱烈迴應他的主張，更多的學者、投資者和政治觀察家則保持了有距離的冷觀甚至淡漠。這進一步凸顯了在當今世界氛圍下米萊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孤獨”身影。思想的徹底性當然有其邏輯上的酷美，而在混沌不一的炎炎濁世，帶有鬼魅色彩的強力批判及其替代性呼籲，自然會帶上一股思想與行動的蠱惑魔力，但這個世界從未純粹，是眾人、眾口、眾國和眾生的，政府與市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集體與個體，東方與西方，需要的是辯證和共存，需要的是安頓與互惠，需要的是思想調適與實踐檢驗。

如果米萊篤信社會主義是“通往奴役之路”，那麼他所主張的原教旨資本主義則很可能是“通往叢林之路”。對米萊及其思想和信徒而言，這是一場帶有根本信仰性質的自由主義道德自救和經濟自新的偉大實驗。但對於不同文明和區域的國家民族而言，以及全人類的和平發展前途而言，米萊實驗可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激進展現，其破壞性大於建設性，其後果當然主要是阿根廷人民承受，也必然波及全球和全人類。

米萊的演講和行動深刻表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現代性之爭並未終結，在21世紀的大變局下仍在變奏展現。米萊思想及其阿根廷實驗的未來走勢、影響與結果，是人類思想與實踐演進的重大研究課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在大變局中得見這一場思想邏輯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性實驗，是一種歷史的觀察契機，也是學術思想磨礪進步的契機。

事實上，早有研究者指出過自由主義思想在19世紀後半期出現過“鈍化”現象，即自由原則與市場理性需要與社會主義信條、集體價值互動整合，儘管自由仍是本體和原則，但自由不再純粹，其他的非自由價值取得規範性與合理性，並逐步反映到國家的立法與社會政策之中。甚至自由主義在那個時代的關鍵代表、《論自由》與《代議制政府》的作者約翰-密爾的思想體系中已然出現集體價值的成分。

可是，自由主義的“鈍化”似乎不是思想和政治的退步，而是一種面向人類社會的合理改進，因為人類社會需要的不僅僅是自由，還有共存，還有互愛。在個體與集體的生存辯證法中，個體並不具有絕對的優先性，這甚至成為了人類文明進步的邏輯前提。將個體推到絕對優先地位，實際上是對人類文明連續性和共同體道德秩序的邏輯反動和政治顛覆，其實踐後果往往就是“通往叢林之路”。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在經歷一戰和二戰之後走向了福利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多元主義，而不再留戀甚至迷戀自由的原教旨含義及其市場主義。

當然，市場會失敗，政府也會失敗。與常在的政府及其失敗經驗的頻繁刺激相比，總有一種思潮或心理傾向會引導人們嘗試探問“更徹底的市場”是否是更優選擇。這就是米萊靈魂深處的好奇與渴望。但這種好奇與渴望未必建立在真正理性的基礎上，其思想主張與實踐結果就很難獲得普遍支持與認同了。

無論如何，米萊是人類思想與文明演變的一種可能性，一種心理傾向，一種政治獵奇，一種社會想象。阿根廷開啓了這一路線的制度實驗，無論結果如何，對人類在理性上最終作出正確選擇都是一種無法忽視的經驗與歷史。

（作者係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