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小莊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需要文化傳承方能源遠流長。本文圍繞習近平主席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的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具體闡釋了五個特性的深刻內涵。香港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承載著五大特性的同時應為傳承中華文明作出應有的貢獻。

2023年6月1日，習近平主席考察了中國國家版本館中央總館。2日，他又考察了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察結束後，習近平主席在中國歷史研究院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的認識，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本文結合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闡發對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看法與認識。

從學理角度來看，“一國兩制”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地看，中國古代也不是沒有“一國兩制”。漢初“郡國並行”，郡直隸中央，王國由分封的諸王統治。清雍正“改土歸流”，說明在改革之前，明清兩代在少數民族地區曾以土司治理當地。此類制度和政策的差異，也可說類似“一國兩制”。從某種程度來說，中華文明包括古代“一國兩制”文明。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可以適用於香港“一國兩制”，香港“一國兩制”也應可發揮中華文明五個特性的作用，以體現“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一、香港應當認識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習近平主席在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所謂中華文明具有連續性，就是中華文明沒有中斷。世界有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古國。除中華文明外，其他三大文明都中斷了。

對中華文明沒有中斷的原因有不同的探索，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提出“治統道統兼承”說。王夫之有言：“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也就是說，文明所依託的國家須有治統、道統相傳，而優秀的治統和道統始能傳承。

所謂治統傳承，是故土統治者仍屬中華民族，如漢、蒙、滿皆屬之。所謂道統傳承，是本國主流治國及學術文化仍在故土闡揚，如儒、道、法皆屬之。中華大地上的治統雖曾中斷，但道統從未長期中斷。數千年來，外國、外族曾佔領、統治、征服中國，但或被融合，或被推翻。數千年來，外來文化、宗教信仰也曾流布，但無不被吸收和融和。數千年來，儘管戰亂或自然災害頻仍，局部地區和部分人口發生遷徙，但沒有消散。治統、道統，即使有難，有一尚存，則中華文明仍有光復之望。數千年來，尚無其他國家和民族可超越。

這種情況，證之於史，無不盡然。但中國近代以來有兩個危亡時段：一是晚清及民國期間被列強入侵。經過鴉片戰爭，英國打敗清政府。列強知道中國不是印度，未可獨吞，十餘個列強聯合侵略、侵吞、掠奪、訛詐、蠶食、瓜分。二是日本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建立偽滿洲國；1937年又發動“盧溝橋事變”，妄圖蠶食中國。據1957年出版的《中外舊約章彙編》記載，計有條約、章程等共1,182件，少數是鴉片戰爭前舊約章，多數都發生在這兩個時段，該等條約有相當部分是“不平等條約”。在這兩個時段，中國治統和道統兩者有滅亡之勢。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難。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領導各族人民經歷28年艱難曲折鬥爭，打敗日本侵略者，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建立了新中國。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對不平等條約的審查和廢除制度，廢除列強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一切特權，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實現國家治統和道統回歸和發展，實現治統和道統的有機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確保中華文明連續性。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正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實現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因此，一個文明如得不到連續，就意味著該等文明所依託的國家亡國了，該等文明所依託的民族滅種了。雖然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150餘年，但中華文明在香港從未發生中斷。香港只有把“一國兩制”貫徹落實好，才能確保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二、香港應當理解中華文明的創新性

習近平主席在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提出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其主題是：“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李約瑟希望找到原因後，中國可以迎頭趕上。

要闡明科學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關係是很不容易的，原因很多。例如：生產基礎、社會需要、社會所處發展階段、政府政策、國家發展戰略和策略、人才培養、教育水準、民族特性、哲學宗教因素、外部條件、科技發明之間的相互影響等。對於“李約瑟之問”，有人還歸咎於科舉考試、官僚制度等。可以說，確定性、不確定性因素甚多。“李約瑟之問”的意義在於，中華文明儘管曾長期居於世界前列，但由於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制約而大幅落後，因此曾遭受挨罵、挨打的困境。但作為中國人，對本民族文明的創新性應當有信心。

現舉大禹治水、邦國都邑文明、單一制大國的創建來說明：《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皆載洪水之害。《通鑒綱目》載帝堯求能平治洪水者，四嶽舉鰥（禹父），帝乃使治之，鰥大興徒役，九年不成。帝舜繼位，乃黜鰥用禹。禹改鰥封堵之策，順水之性，因勢疏導，總成大功。《尚書·禹貢》載其豐功偉績。《史記·五帝本紀》：“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水利工程，其治水思想以疏浚導引為主。這是對治水的創新。《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等亦有記載。

西方曾以為，中國沒有古腓尼基人和古希臘人的城邦建設，這是誤解。理由有三：一是龍山文化的考古發現，說明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有壕溝所圍村落、有壕溝和城牆所圍城邑，包括距今四千多年在臨汾盆地的帝堯陶唐氏都城的遺址，都比腓尼基人和希臘人早。二是《尚書》等先秦古籍稱中國早期國家為邦國，各邦都有自己的都城，可以媲美腓尼基人和希臘人的城邦。三是作為“十三經”之一的先秦古籍《周禮》說明周初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設置，相當於後朝的六部。其中冬官亡佚，代之以《考工記》。《考工記》就是周初（或春秋）都城營國的規劃，其規模遠勝西方城邦。

秦朝實行單一制也是對國家結構的創新。目前，不少世界大國採用聯邦制，例如：美國、俄羅斯、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加拿大等，唯有中國例外。儘管單一制有不少優於聯邦制的優點，但治理較難，當今世界仍無任何聯邦制大國進行大規模改制。戰國時期已有部分郡縣的設置。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就面臨國家結構的選擇。《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召開會議，決定分封制、郡縣制汰留。丞相王綰主張“置王”，保留分封制。廷尉李斯卻認為：“周文武所封弟子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置諸侯不便”。秦始皇遂採用郡縣制，中央派出官員治理作為國家行政區劃的郡縣，並統一法律。郡縣制的現代名稱就叫單一制。由秦至清，中國朝代變遷，歷朝基本實行單一制，中國現仍是單一制國家。該體制主要特徵是主權在中央，授權地方或派遣官員治理地方。

理解中華文明的創新性，香港需要清楚本身職責：一要在民族復興偉大進程中貢獻香港力量，防範不利於國家安全、世界發展和人類進步的因素。二要認同中國古人有關世界大同的主張，以行動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理念。在歷史上，世界大同的主張也具有創新性。三要在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切實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讓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三、香港應當發揮中華文明統一性的作用

習近平主席在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能牢固凝聚的強大韌性，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

中華文明具有統一性，統一性前提是國家統一。古代中國的統一思想，始於《春秋》。《公羊傳》載，隱西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東漢何修注：“統者，治也。……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早在春秋時期，史家已在議論中國的統一問題。春秋之所以萌生大一統觀念，是因當時諸侯紛爭，戰火連綿。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在戰國時期，戰爭規模越來越大。戰爭帶來破壞和災難，春秋時仁人志士有感於此，故創國家統一學說，拯生民於水火，救國家於危難。國家統一了，才能實現文明和文化的統一。

中國古代國家統一學說，是指武力統一。美國的統一理論，也是指武力統一。中國的歷史遠比美國長，發生國家分裂的次數遠比美國多，國家分裂情況也遠比美國複雜。例如：秦滅六國、三國歸晉、南北朝合於隋、五代十國合於宋、清統台等。美國卻因北方廢奴而南方蓄奴起戰端。應當指出，中國歷史上的統一戰爭有“以戰止戰”的原因，但美國的南北戰爭，卻是蓄奴不蓄奴的緣故。

然而，如果按照美國的模式武力統一國家，則可能發生內戰，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歷史表明，任何國家只有在長期國際和平環境和長期國內穩定環境中才能積極從事建設。正如鄧小平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要取得成功，決定於兩個條件。一個是國內條件，就是堅持現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還有一個是國際條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環境。”因此，“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既能夠解決台灣問題，又比武力統一國家更有利於國家的發展。

美國當然明白，不能反對中國統一，這種主張是站不住腳的。然而處於自身最大戰略考量，美國一方面要求中國用和平手段實現國家統一，另一方面卻扶持“台獨”分裂勢力，製造兩岸和平統一的障礙。這是在中美建交後，美國所謂“一個中國政策”的實質內涵。

早在建國初期，毛澤東致黃炎培的信函中就提到“古人說能戰然後能和”的命題，相反，能和卻未必能戰。在朝鮮戰場上，如果志願軍沒有阻止美軍越界北上的能力，美國是不可能簽訂停戰協定的。鄧小平也明白這個道理，一再叮囑說：“我們堅持謀求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始終沒有放棄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中國以“一國兩制”保留台灣現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實現祖國統一，這意味著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即使中國統一了，但在涉及法治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表現形式，仍未能實現一統。這是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突破傳統國家統一模式，體現並貢獻中國的智慧和方案。但如果台灣當局堅持抗拒“一國兩制”，就不可能排除大陸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台灣人民支持“一國兩制”的比例是很高的，隨著李登輝上台，此後台灣又經歷了兩次民進黨間斷“執政”，“兩國論”、“一邊一國論”、“兩岸互不統屬論”和“台獨”等主張被鼓吹，台灣反對“一國兩制”的力量有所增長。

對此，鄧小平是有預見的。他說：“中國最終要統一。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也就是說，他曾寄望於香港“一國兩制”對解決台灣問題發揮正面的、積極的作用。“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證明“一國兩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對台灣有很好的示範意義。

四、香港應當發揮中華文明包容性的作用
 

習近平主席在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並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該包容性是歷史形成的。

人們在談到世界古代四大文明時，三大古文明已經消亡，只有中華文明連續下來。英國學者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提到，世界古代有二十多個文明，現存者也只有九個，包括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異於早期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佛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其餘大部分都消亡了。此說法似有含混，例如西方文明、拉丁美洲和非洲文明，都過於籠統；西歐大陸那麼多國家，與英美的文明也不同，怎麼都在一個文明系統內黨同伐異？世界上那麼多宗教，怎麼只有三個宗教有文明？但這也說明古代文明是可以被淘汰的。

然而，研究中華文明本身是非常有意義的。例如：中華文明本源於漢族，但現在包容到56個民族，沒有太大的民族衝突，這說明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西方政治學者稱中華文明為儒家文明，孔子也不過是先秦諸子百家的一員，但先秦諸子不同思想和主張可以兼收並蓄。儒家不是宗教，但中華文明可與道、佛等宗教並存發展。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華民族的包容性體現於四次大民族融合：一是先秦至秦漢。中國的民族以華夏族為主幹，而融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民族，成為更大的民族。二是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戰亂使中國人口發生大遷徙，又融匯了匈奴、鮮卑、氏、羌等民族，成為新的更大的民族。三是隋唐至元末（含宋遼金）。新的更大的中華民族又融匯了契丹、女貞、蒙古等民族，成為更新、更大的中國民族。四是明初至清末。更新、更大的中華民族又融匯了滿、維、回、藏、苗、瑤等民族，構成當今中華民族的大部分民族。民族融合使中華民族不斷壯大，對漢族進行征服的蒙古族和滿族，終於也成為中華民族的組成民族。四五千年來，中國人口從不足千萬擴大到14億，華夏族對其他民族的同化、融和超越了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

隨著中華民族凝聚擴展，國家疆域不斷擴大，中華文明的凝聚、再凝聚就實現了。只要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追求統一的中華民族疆域就會實現較持久的和平，這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包容力。與可以形成民族（但不能形成國家）的希臘人、與可以形成國家（但不能形成民族）的羅馬人相比，中華民族的特性是他們遙望不及的。志在建立美利堅合眾國的美國民族，對印第安人實施種族滅絕，更是自歎不如。

“一國兩制”涉及不同的社會制度，中華文明也可以包容起來。中華民族的包容性，香港“一國兩制”可以發揮影響力。

五、香港應當發揮中華文明和平性的作用

習近平主席在座談會上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於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

到底何者可以代表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是需要選擇的。從總體上看，消滅了絕對貧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代表。在世界眾多大國或強國的文明中，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華文明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華文明曾被西方政治學者稱為儒家文明，是有理由的。例如，《論語·顏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人不喜歡強人所難，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於人，但西方文明喜歡這樣做，給世界帶來麻煩和不安。《論語`憲問》：“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很容易明白，一般的西方人也是這樣的。但懂得以直報怨，也就是以公道正直態度對待自己怨恨的人不易。孔子的時代是允許血親復仇的，但孔子並不贊成這樣做。這是比其他文明更有人情味和道義感的中華文明精神。

中華文明對於戰爭有深刻的理解。《孫子兵法·謀攻篇》：“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種思想是西方兵書難以企及的。面對曠日持久的俄烏衝突，中國極力勸和促談，與一些西方國家拱火逼戰形成鮮明對比，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和平性。

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說：“西方國家是向外征服的，中國國家是向心凝結的”。“先秦儒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大理想，可說已為中國和平文化擺布了一個大局面。”這些論述反映出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涵。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與中華文明“修齊治平”的“絜矩之道”相契合。當今，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發生衝突、一些西方國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比較起來，尤其凸顯中華文明和平性。“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說明，儘管香港與內地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制度不同，但依然能夠實現和平回歸，避免了武力衝突，改變了歷史上但凡收復失地都要大動干戈的所謂定勢，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

（作者係華南師範大學港澳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