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兆佳
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一直認為能夠聯合其盟友和夥伴構建“反華聯盟”,對中國施加巨大的軍事和經濟威懾力,令中國不敢動用武力。但面對這個事關地區和世界安全的重大問題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並不會隨風起舞,所謂的“反華聯盟”並不具備堅實基礎。這個判斷將會是越來越多美國有識之士的看法。
美國一直試圖拉攏盟友和夥伴對中國在處理台灣問題上施壓
一直以來,美國的官員、政客和學者衆口一詞自詡認為,在與中國的較量中,美國享有一個中國所缺乏的壓倒性戰略優勢。那就是:美國在全世界擁有為數衆多的盟友和夥伴,它們在中美博弈時會堅定站在美國一方與美國的對手作戰。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2021年更揚言:“通過加強和捍衛我們無與倫比的盟友和合作夥伴網絡,並進行明智的國防投資,我們將阻止中國的侵略,並應對那些對我們集體安全、繁榮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威脅。”
那些人紛紛以最近的俄烏衝突為例,認為美國與其盟友和夥伴的聯盟在援助烏克蘭和打擊俄羅斯上空前團結,在戰場上阻止了俄羅斯快速取得勝利、重挫俄羅斯的經濟和讓俄羅斯在國際上趨於孤立。這些人顯然已經被這種缺乏堅實基礎的“勝利主義”衝昏了頭腦,刻意忘記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裡的大國其實沒有站在美國和其盟友與夥伴那方,而美國和其盟友與夥伴因為對俄羅斯施加極限制裁而付出越來越大的直接或間接的代價。隨著俄烏衝突結束遙遙無期,美國和其西方盟友內部、彼此之間和他們國內民衆對於是否繼續投放大量資源支持烏克蘭,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分歧。不過,這些情況都沒有阻止他們最近不斷向中國發出歇斯底里的威嚇,警告中國不要試圖以武力收復台灣,否則將要在美國和西方的制裁和孤立下面臨比俄羅斯更悲慘的結局,而中國過去幾十年改革開放以來得來不易的豐碩成果亦會毀於一旦。
為了加强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的威嚇,美國增强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組建與英國和澳大利亞的軍事聯盟(AUKUS),加强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在四邊安全對話(QUAD)對中國的軍事制衡,强化美國和日本、韓國之間的軍事合作,鼓動日本擴充軍事力量特別是提高攻擊和反擊能力,增加與一些中國周邊國家比如菲律賓的軍事合作與聯繫,並通過售賣先進軍備和培訓軍隊來提升台灣的防衛能力,以及把北約的力量引進亞太地區。近來, 一些美國的“鷹派”政客和學者更要求美國放棄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立場,明確向中國表明,一旦中國“武力犯台”,美國將會出兵保衛台灣,從而迫使中國不敢輕舉妄動或知難而退。美國知名戰略學者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甚至警告,中國必須承擔任何武力攻台所產生的嚴重後果。并且他堅信,雖然美國和其他國家只是間接地幫助了烏克蘭,但他們確實有可能直接參與台灣的防禦。
根據傑弗里・安德森(Jeffrey Anderson)的觀察,華盛頓的決策者普遍認為,美國必須保衛台灣。如果中美爆發戰爭,美國必將贏得勝利。喬爾・伍斯諾(Joel Wuthnow)斷言:“對中國來說,與美國進行常規戰爭仍然是一個冒險的提議。美國各軍種一直在適應潛在的中國威脅,使他們能夠對假定的解放軍入侵部隊進行毀滅性的打擊。空軍現在擁有更先進、威力更大的遠程轟炸機,海軍擁有可怕的核攻擊潛艇,海軍陸戰隊已經練習在靠近中國的地點開展行動,陸軍已開始部署一支靈活的多域特遣部隊。這支高度機動部隊具有導彈系統、電子戰和網絡戰以及情報收集等混合能力。一旦(中美)爆發衝突,它們將迅速介入並實施空中和導彈行動。即使解放軍以某種方式在美軍已經進駐台灣的情況下設法奪取了台灣,但僅僅針對美國的常規戰爭的軍事成本就將是驚人的,有可能使中國的發展倒退數十年。”
在經貿事務上,美國提出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試圖促使部分亞太地區國家弱化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為了遏制中國在高科技上的崛起,美國迫使其盟友和夥伴與自己一道對中國的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其他高科技產業進行封鎖和打擊。美國又鼓勵其盟友和夥伴減少在經貿上對中國的“依賴”和逐步與中國在經貿領域“脫鈎”,削減在中國的投資,並在重要產業上重構對美國安全和發展有利的供應鏈和產業鏈。美國的如意算盤是:一個經濟發展放緩的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將會不斷下降,而它的盟友和夥伴會樂意犧牲自身利益來成全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
顯而易見,美國試圖拉攏其盟友和夥伴一起通過其各種部署和行動對中國施加巨大的軍事和經濟威懾力,從而迫使中國不敢對台灣採取任何形式的軍事行動,特別是軍事封鎖和軍事攻擊。不少美國政客和專家相信中國會怯於那些威懾而不敢向台灣動武,從而兩岸“分治”的現狀得以無限期維持,而台灣亦會長期成為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棋子。
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不會因台灣而犧牲自身利益連同美國與中國開戰
不過,這裡要提出的問題是,如果中國在別無選擇下不得不真正或者即將動用軍事力量以達至國家統一或者解除台灣對中國的安全威脅,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是否會義無反顧地支持美國向中國動武或在經貿上對中國施加嚴厲制裁?我的答案是:如果在台灣問題上中美大戰的可能性陡增或真的爆發戰爭的話,美國的盟友,更遑論夥伴,不但不會連同美國與中國開戰,反而會竭盡所能規勸美國不要出兵護台。在不嚴重損害自己的經濟利益的前提下,為了討好美國,他們可能會對中國採取一些經濟和金融制裁行動,但仍然會與中國維持相當的經貿關係。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真的要與中國開戰,則它會發現它的盟友和夥伴並不如美國自誇的那麽可靠。我相信,這個判斷應該會是越來越多美國有識之士的看法。
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深知,一旦中美開戰,其波及面無遠弗屆,甚至會演化為世界大戰和核戰爭,届時不排除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國家也會加入戰團。即便戰爭局限在常規戰爭層面,它也會是一場曠日持久、交戰各方乃至全世界都會損失慘重的人類災難和浩劫。他們的判斷是:美國不可能在合理時間內取得壓倒性勝利。更重要的是,就連美國的戰略家也承認在常規戰中,美國輸給中國的概率頗大。事實上,在絕大部分美國軍事專家進行的衆多兵棋推演中,美國都是輸方。
拉斐爾・科恩(Raphael S. Cohen)和吉安・金泰爾(Gian Gentile)慨嘆:“沒有人能確定與中國就台灣問題爆發的潛在戰爭將如何結束,但兵棋推演表明,這幾乎肯定會是血腥的,而且可能不會很快發生。……與俄烏戰爭不同,台灣衝突可能使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在公開戰爭中直接相互廝殺。中國的軍事能力和工業能力已經讓俄羅斯相形見絀。如果美國直接捲入戰鬥,它投入戰爭的資源可能會比迄今為止它提供給烏克蘭的資源多得多。簡而言之,美國和中國將能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維持一場常規衝突,雙方都不會很快達到疲憊不堪的地步。因此,美國將面臨在接受失敗和長期戰鬥之間作出戰略選擇。”
美國前副助理國防部長托馬斯・G・曼肯(Thomas G. Mahnken)憂心忡忡地說:“儘管華盛頓宣稱同時關注北京和莫斯科,但美國的國防規劃與眼前的挑戰卻不相稱。”他坦言:“大量美國軍事裝備正在老化,許多飛機、船隻和坦克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里根政府的國防建設。美國重要設備和彈藥的供應也非常有限,以至於它不得不動用自己的大部分庫存來支持烏克蘭。”更不幸的是,不但“美國的武器儲備有限,其工業基礎也是如此。”
科里・沙克(Kori Schake)更提醒:“中國對台灣威脅的緊迫性似乎也沒有在(美國)國防部得到充分體現。國防部在拜登政府成立初期對部隊進行了態勢審查,但卻沒有產生任何有意義的變化。它隨後提出的邊際變化,例如輪換駐扎和分散基地,並沒有以與威脅相一致的速度發生。國防部計劃建議在短期內縮減陸軍規模,將艦艇從艦隊中撤出,將中隊從空軍中撤出,以便為2035年部署的未來部隊騰出資金。換言之,國防部計劃削弱其執行當前戰略的能力來換取在遙遠的未來能夠部署一支更強大的部隊,但這卻遠遠超越了美國官員認為中國試圖接管台灣的時間框架。”
美國衆議員阿當・希夫(Adam Schiff)亦指出,在與中國博弈時,“我們國家的情報機構還沒有準備好——遠遠沒有。如果不對資源和組織進行重大調整,美國將無法在未來幾十年在全球舞台上與中國競爭。” 無論如何,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深知,中美大戰後,無論誰勝誰敗,美國乃至西方的全球霸權將會徹底終結,而因為美國欠債累累和濫發貨幣早已岌岌可危的美元霸權也必然會分崩離析,世界將會出現一個極為混亂和凶險的局面。這些情況是他們極不願意看見的。因此,很難想象美國的盟友與夥伴會支持美國為了台灣不被中國收復而對中國用武。
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沒有道德和安全理由參加美國策動的中美大戰
美國盟友和夥伴之所以不可靠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覺得自己沒有道德和安全理由必須參加一場美國策動的中美大戰。他們願意在軍事上援助烏克蘭和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制裁俄羅斯,是因為他們不滿俄羅斯入侵一個主權國家和佔領其部分領土,認為俄羅斯違反了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可是,他們早已承認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就算中國以武力收復台灣,在法律上而言也只是中國結束國家分裂狀態、謀求國家統一和維護國家安全的舉動。儘管他們因為政治或價值觀的理由而不願意看到中國收復台灣,又擔心此舉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他們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但在法理上和道德上他們卻很難對中國作出義正詞嚴的譴責或予以强烈反對。
另一方面,中國收復台灣並不會對美國的盟友和夥伴的國家安全構成實質威脅。當然,日本會因為台灣重歸中國後擔心自身能源和經濟安全受到威脅,或者憂慮中國會進而對釣魚島採取收復行動,乃至恐懼中國國力的進一步擴大,但日本應該不會相信中國會覬覦日本的固有領土或者視日本為永久的死敵,而中國亦應該會向日本作出安全的保證。澳大利亞雖然擔心受到日益强大的中國的“威脅”並因此尋求美國對其安全的保證,但卻不至於憂慮中國會對其採取“侵略”行動,因此難以想象澳大利亞會願意與中國發生戰爭並蒙受滅頂之災。對歐洲國家而言,即使中國用武力收復台灣,對遠在大西洋彼岸的歐洲國家並不構成實質安全威脅。對亞洲各國來說,正如伊謝卡・克萊尔(Isheika Cleare)所言:“冒著激怒鄰國(中國)的風險去支持一個忠誠度不可靠而注意力不集中的大國(美國)是沒有戰略意義的。…… 雖然亞洲國家無法逃避中美競爭的現實,但它們仍對完全站在美國一邊以及隨之而來的問題持謹慎態度。他們不想被一個不可靠的盟友推到台前。”按照大衛・M・麥考特(David M. McCourt)的觀察,即使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英國和澳大利亞都不認同美國關於中國的崛起可以被阻止的看法。在這兩個國家的眼中,中國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世界政治的必然趨勢,但美國卻篤信需要對中國的崛起作出正確的回應(即予以遏制)。
東南亞諸國包括美國的軍事盟友泰國和菲律賓也都不願意在中美大戰中站在美國一方與中國開戰。布萊克・赫辛格(Blake Herzinger)確信東南亞是一個以實用主義為特徵的地區。他認為,“東盟成員國在冷戰期間看到了大國競爭在他們集體後院造成的毀滅性後果,他們不太可能再加入另一場競爭。”他指出:“東南亞,以及更廣泛的印太地區的大部分地區,有興趣最大限度地與美國和中國這兩頭大象進行合作,同時又不會因為與其中一方的關係過於親密而激怒另一方。”新加坡與美國雖然有軍事上的合作,但它卻是經常公開表達深切擔憂中美爆發戰爭將“殃及池魚”的國家。
尤為關鍵的是,所有美國的盟友和夥伴都與中國有著密切和難以割捨的經貿聯繫,因此難以在美國的壓力下在經貿上與中國“脫鈎”,頂多在不損害自身核心利益的情況下與美國虛與委蛇。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國,近三分之二的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額多於與美國的貿易額。作為首屈一指的工業生產大國,中國也是不少供應鏈和產業鏈的核心。正如美國前財政部長鮑爾森所言:“即使是華盛頓最親密的戰略夥伴也不準備像美國那樣廣泛地對抗、試圖遏制或在經濟上瓦解中國。事實上,許多國家的做法與華盛頓最強硬的聲音所尋求的相反。許多國家沒有在經濟上與中國脫鉤或解體,而是深化與中國的貿易,儘管他們也同時通過業務多元化、在第三國建立新的供應鏈以及減少在最敏感領域的風險敞口對沖來自中國的潛在壓力。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在2020年,即便美國警告多年,中國還是超過美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夥伴。”對此,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亦深度認同。他指出:“試圖遏制中國甚至發動新冷戰的極端對立顯然是無效的,而且確實會適得其反。中國的增長勢頭強勁且基礎穩固,不會受到實質性影響。與反對蘇聯的聯盟不同,很少有其他國家會加入美國的這種努力,因為它們在經濟上與中國有著深刻的相互依存關係。屆時中國將加倍努力實現自給自足,成為一個更強大的競爭對手。”
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對美國多方面缺乏信任和信心
還有一個令美國難以建構可靠聯盟的重要原因是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對美國多方面缺乏信任和信心。他們(包括台灣人民)不太相信美國會真的為了不讓中國收復台灣而與中國開戰。他們擔心如果美國覺得中美戰爭對美國越來越不利時美國會選擇單方面主動撤退,從而令自己深陷被中國的嚴厲報復和懲罰的險境。他們又憂慮美國的外交政策多變而令自己無所適從。如果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右翼民粹主義者上台執政,則美國對台灣的態度將會發生重大變化。美國的盟友又不滿美國主要是用懲罰性手段來迫使盟友和夥伴就範,並要他們付出沉重代價,但卻在“美國優先”的原則下不願意為他們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證和經濟利益。他們又不認同美國鼓吹的“新冷戰”思維和把世界各國依照美國的意識形態强行分為“民主”和“威權”兩個對抗陣營的做法。
事實上,過去不少例子表明,當涉及本國的重大利益時,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會選擇不跟從美國的指揮棒行事。1981年,美國的歐洲盟友不顧美國的反對和制裁,繼續建設新的西伯利亞天然氣管道以增加蘇聯向歐洲的天然氣輸送量。2003年,法國和德國拒絕參加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2015年,即使美國不斷施加壓力,但除了日本外,美國的其他盟友包括英國都紛紛加入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2019年,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都拒絕在本國部署新的美國中程核導彈。
總的來說,美國不可能在台灣問題上建構一個“反華聯盟”。一旦中美戰爭爆發,美國基本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應對,而且勝算委實不高。美國最近在台灣問題上不斷升級的挑釁,已經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越來越嚴重的威脅。美國顯然相信那些挑釁會產生强大的威懾作用,令中國不敢對台灣用武,而美國也無需真的動用龐大資源和承受重大犧牲對中國挑起戰端。但是,如果那些挑釁最終迫使中國不得不採用“武統”選項的話,則美國便會陷入一個對其國運有重大影響的戰略困境,而對美國而言任何一個用來擺脫困境的選擇都只會是對自己、自己的盟友和夥伴以及世界極壞的選擇。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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