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搞經濟增長就是為了GDP嗎？這是一種嚴重的物本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道理千頭萬緒，實質是促進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文 | 陳賢忠

30餘年來，現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的常修澤以其“人本經濟學”，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一道獨特風景。

1945年，常修澤出生在山東濱州惠民縣農村。在物質匱乏的少年年代，他眼見鄰里鄉親忍飢挨餓，甚者逝去，這段痛心經歷，成為他“人本經濟學”理論的一抹底色。

“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裡的這句話，震撼了青年時代的常修澤。

少年經歷，加上理論修為，令他的經濟主張深深嵌入了人本主義色彩：經濟發展，人是目的，在於每一個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1984年，他調研深圳，之後帶着對“社會主義加香港市場經濟模式”的蛇口工業區的思考踏上莫干山，與一眾青年經濟學者共探國家前路。

“不講學歷，不講職稱，不講職務，不講職業，只講一個東西，‘以文選人’，拿出你的文章來，英雄不問來路”，常修澤在回顧1984年莫干山會議怎麼遴選參會代表時說道，自由爭鳴的氛圍和精神衝擊了傳統的等級制和官本位，挑戰了看血統，看資歷這些舊的模式、舊的束縛。

2003年，常修澤接到一個重要的國家任務，寫一份關於產權的基礎性研究報告，他建議勾掉“現代企業產權制度”中的“企業”兩字，以便從廣義上理解和把握“產權”，在這一年，國家首提“現代產權制度”。

此後，常修澤提出並出版學術專著《廣義產權論》（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廣義產權論的三點要義，概括起來九個字：廣領域、多權能、四聯動”，他解釋道。

親歷改革歷程，常修澤獻出《包容性改革論》（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提出“21世紀的文明史，將昭示一條規律：包容性體制總體優越於排斥性體制。” 2017年1月10號，常修澤給國家發改委寫了一個內部報告《關於保護企業家的七點意見》，他提出，應該給予民營經濟企業家相適當的地位，要保護企業家，保護產權。

“社會共生論”是常修澤對未來展望的理論概括，他說：“窮人不能再窮，富人不必出走，中產必須擴大，這個社會需要共生。”

“心靈放飛是創新創意之源，最難受的是受困在思想牢籠”，常修澤在《創新立國戰略》一書談“探索未知”的樂趣時說道。

《財經十一人》近期訪談了常修澤教授，以下為對話全文。

財經十一人：從中國改革開放史史料中看到：您參加了1984年莫干山會議，您當時主要參與了哪些問題的討論？

常修澤：我參加莫干山會議跟深圳蛇口有關。1984年春天，我跟着我的老師谷書堂教授到深圳調查，研究深圳的體制創新問題。蛇口當時由我們在港的招商局辦工業區，在深圳南頭半島切了一塊地，獨自開發，香港招商局當時是由袁庚先生掛帥。在蛇口，它不同於國內其它的地方在於：從政治上來說，這個地方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掛紅旗，按照國家的法令來辦；但在經濟體制上，實行的則是中國香港的市場經濟模式。調查以後，我覺得這個地方是一個“試管嬰兒”，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與香港的市場經濟模式結合的試驗區，於是，我寫了一篇論文，題目叫《蛇口工業區開發給我們的啟示》。蛇口給我們一個什麼樣的啟示呢？最大的啟示：它搞了一個試驗，其實，我們整個國家也可以實行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樣一種新體制，這是我最深刻的體會。會後，此文被《經濟日報》選為 “莫干山會議”重點刊發的18篇論文之一。

您問我在這次“莫干山會議”上主要參與了哪些問題的討論？簡單說，我和“對外開放組”的朋友一起，主要參與了 “沿海開放先導論”和“開放倒逼改革論”的討論，提出的觀點刊登在會議第一期簡報上，是集體的思想智慧結晶。

財經十一人：在您看來，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精神實質是什麼？

常修澤：概括說，精神實質就是兩個字：“改革”。我歸納總結了四條。 第一種精神，時代責任精神，或者叫“家國情懷”。當時參會代表一共124位，一批20多歲、30多歲的年輕人，年紀最大的也就40歲出頭。大家從少年到青年，歷經坎坷，有一種力求國家要富強，民族要振興，力求使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一種家國情懷，“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有一種“擔道義”的時代責任感。第二條，我認為今天特別值得發揚光大的，就是“公平競爭”精神。我們國家“官本位”比較厲害，等級制比較森嚴。怎麼樣給處在社會底層的年輕人提供一個上升的通道，提供一個展示自己的舞台和空間，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我們國家。莫干山會議開了一個非常好的先例。開會要給國家獻計獻策，參會代表怎麼產生？莫干山會議的突破性就是幾個“不講”：不講學歷，不講職務，不講職稱，不講職業，不講關係，只講一個東西，‘以文選人’，拿出你的文章來，英雄不問來路。這幾個“不講”，實際上衝擊了傳統的等級制和官本位，挑戰了看血統，看資歷這些舊的模式、舊的束縛。第三種精神，是“自由爭鳴”的精神。當時圍繞價格改革的辯論，就體現了這種自由爭鳴的精神。價格必須改革，這一點大家有共識。但在怎麼改的問題上，爭論得很激烈。首先在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和理論依據上就有尖銳的分歧，一種主張“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作為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一種主張“以市場導向的新體制”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實質是，一個講計劃，一個講市場。理論依據也不一樣，有的是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依據，有的是以“均衡價格理論”作為理論依據。更為尖銳的是，會上圍繞着價格改革的路徑問題，形成了三派意見。一派主張以“調”為主。誰來調？由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調。他也不反對“放”，但是以“放”為輔，小的零星商品的價格可以放開，但大部分價格還是政府調，這是“調派”的意見。第二派主張“放”，放開價格，政府不要去干預，準確地叫“以放為主”。這一派的代表當時還拿“溫度計”比喻，說價格就跟水銀柱一樣，隨着供求關系和競爭態勢的變化，水銀柱會自動地上，或者自動地下。調，怎麼能調到合適的位置？除非把水銀柱變成鐵柱子。第三種意見，在“調”和“放”爭論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就有另外的年輕朋友提出“調放結合”，或者叫“又調又放”。 這反映了什麼？就是自由爭鳴，有點百家爭鳴的味道，當然這夠不上百家，只是三家而已。暢所欲言，百花齊放，這種精神是今天特別需要發揚的。

最後一點精神，就是各個層面“對話協商”，互動，交融。1984莫干山會議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來，它不光是年輕人在這自由爭鳴，關鍵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這些領導在那，他有想法，有構思。在這個期間，領導和群眾有一個上下的互動，社會協商，社會對話，而且互動得很好。我認為，在現代文明社會中，“社會對話”、“社會協商”是 “治理體系現代化”的 一種很好機制。

財經十一人：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裡，首提“建立現代產權制度”。據我們所知，這其中有您的貢獻，您當時為什麼提出“現代產權制度”？您做了哪些工作？

常修澤：一開始，我也是一個“狹義產權論”者。對“產權”這個範疇，我一開始理解得也比較窄，就是把產權看成是物權、債權、股權等，基本上看成是一種物品的權利。促使我思想轉變，由“狹義產權”發展到“廣義產權”，這個契機節點是在2003年，因為當年10月即將召開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我接到上級下達的任務，寫一份關於產權的基礎性研究報告。於是促使我重新研究、思考“產權”。經一番研究，我感到把產權僅僅定位為物的權利是不夠的。因為缺了人的權利關照。比方說，我是一個技術人員，如有技術創新，應該有技術產權；我是一個管理人員，如有經營業績，應該有管理產權；我是一個知識分子，如能著書立說或發明創造，應該有知識產權。上述人的這些個權利不是物的權利，因此，光說產權是物權、債權、股權，容納不了這些物以外的權利。從“人本經濟學”角度來思考，喲！我發現丟了一個很重要的權利，不光是物品產權的權利，而且包括人的產權的權利，這是我的尋求突破的一個構思。這樣，我原來信奉的“現代企業產權制度”，我覺得“殼”小了，沒法囊括上述多種形式的產權。就企業層面來說，當然還要講“現代企業產權制度”，但就整個社會而言，應該突破這個外殼。比方以人的產權為例，有的在企業裡頭，但有的並不在企業裡頭，比如說我作為一個學者，寫了一本書，應有我的著作權，我這個人不一定是在企業裡頭，如此等等。所以，我建議形成一個報告，報告題目叫《論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產權制度》，建議對“產權”的內涵應該“從廣義上來把握”。 “從廣義上”把握，產權就不僅僅包括人們所熟知的物權、債權、股權等物品的權利，而且包括人的知識產權、技術產權、管理產權等各種權利。既然要從廣義上把握產權，不僅企業裡邊有產權，企業外邊還有很多產權，基於這種認識，我建議把原來的“現代企業產權制度”中的“企業”倆字勾掉，就變成更大範圍更高層次的“現代產權制度”。

後來我看到，就是《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使用“現代產權制度”，雖然跟我從廣義上理解產權有某些相通之處，但這只能說是不謀而合，不能說是我的貢獻。我在《學術自傳》寫道：“作為探索者，大家所想的差不多，你想到的，別人也會想到”（廣東經濟出版社，第219頁），它應該說是是領導和起草組同志的集體智慧吧。

財經十一人：產權要“從廣義上”把握，後來您也提出並進一步發展，在2009年出版您的代表作《廣義產權論》，那麼這個“廣義產權論”的要義是什麼？

常修澤：《廣義產權論》的三點要義，概括起來九個字：廣領域、多權能、四聯動。第一點要義：廣領域。廣到哪兒？廣到天，廣到地，廣到人。“廣到天”：天上有產權嗎？有，什麼？環境產權，如碳產權。我一論（2006）、二論（2007）、三論（2008）《環境產權》系列文章中，探討了碳產權排放和交易，強調“環境是有價的”，減排下來的碳產權指標可以賣錢，可以交易的。果然，後來到了21世紀10年代以後，碳產權交易如火如荼地搞起來了。“廣到地”：注意：“地”的概念不僅僅指“地表”，而且包括地上地下的自然資源，主要是六大資源：土地資源、森林資源、礦產資源、草原資源、淡水資源和海洋資源，每一種都有產權。“廣到人”：包括人的各種各樣內在的權利，如知識產權、管理產權、技術產權，勞動力產權等。第二點要義：“多權能”。注意：產權“不是一朵花，而是一束花”，是一個以所有權為基礎的包括各種各樣權利的“權利體系”。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權利，只要有權利的地方都有產權。所有權無疑是產權，佔有權、使用權、經營權、處置權、分配權等等，也都是產權。 所以我在2009年提出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可以流轉，土地的所有權是集體的，土地的承包權是農戶的，而承包權的經營權是可以流轉（包租賣）的。比方，我作為一個農戶不耕作經營了，我可以賣給另外的個人或企業，他來租我的地，每年給我土地的使用費，我就出去打工了，地也不荒着，但承包權還是我的，多少年後把地再還給我。同樣的，比方說有些房屋，我沒有所有權，但我有“使用權”，在我的“廣義產權論”裡，使用權也是一種產權啊。即便是我們沿海省的海洋，所有權是國家的，但是也可分出“海洋用益物權”。例如，海南省前年就出台了“海域使用權的轉讓辦法”。總之，不必侷限於所有權，有“使用權”，歸我用也是一種權利啊。第三點要義：“四聯動”。對於產權，以下這四個制度是聯動在一起運作的。第一個，產權界定制度。誰的？所有權誰的？支配權誰的？使用權誰的？“桃子該誰來摘” ？都界定清晰。第二個，產權配置制度。什麼樣的地方配什麼樣的財產性權利，配置要很合理，要適合得當。比如說，要不要給北京一些早點鋪配上國有產權和國有經營權，這是否合適？我認為不合適。所以就要改革，據我所知，從本世紀初開始，北京的國營早點鋪也搞“混合所有制”改革了。第三個，產權交易制度。產權要流動起來。1987年11月，在黨的十三大改革精神的激勵下，我曾提出一個關於《建立企業產權市場和經營權市場的構想》，1988年5月產權交易市場在中國應運而生。現在我國搞了好多產權交易所，尤其是北京產交所，搞了自然資源產交所，又搞了知識產權產交所等等。現在，中國經濟改革又到一個新的“歷史關口”。產權交易市場向何處去？近年，通過對產權交易市場的實際調查，又激發我萌生“第二個構想”—— 《“全要素 多資源”的產權交易市場新構想》（載《產權導刊》）。

第四個，產權保護制度。產權保護這個領域裡邊，我們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公權力對於產權侵害比較厲害，出了很多冤案、假案、錯案，所以要有產權保護制度。比如之前北京物美集團的董事長張文中，在2006年前後，被冤屈，判了刑，但他一直不服，到2018年直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理，對他的案件給予平反，他在法庭上獲平反的照片現在已被收到歷史博物館，成為歷史鏡鑑，警示後人。

財經十一人：您1986年提出“人本經濟學”，後來您又出版了《人本體制論——中國人的發展及體制安排研究》，我們很好奇在經濟學的研究過程當中，您為什麼尤其提倡這樣一種人本導向的理念？

常修澤：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實踐，包括個人的經歷；一個就是理論，特別是經典理論的啓迪。1960年我在天津讀書，正好初中暑假，回山東老家時，看到有村裡有的鄉親餓死。我的家人雖然沒有被餓死，但改變了我的命運，促使我思考：我們幹事業，到底人的位置在哪裡？“人”在哪裡？這是切膚之痛！搞經濟研究以後，發現有一個“剪刀差”，有兩條曲線，一條是GDP增長線，一條是居民收入線，應該說，這幾十年GDP發展很快，物的增長不低，但是“人的收入增長和福利的改進”這條線是在GDP增長線的下面，兩條曲線呈現剪刀狀，就像剪刀一樣剪着我的心。我們搞經濟增長，搞經濟發展，是為了什麼呢？難道就是為了GDP嗎？這是一種嚴重的物本主義思想。物本是以GDP掛帥，GDP挺高也有好的一面，但是老百姓的收入沒跟上來，老百姓的福利增進沒有跟上來，這樣的發展路數我們能繼續下去嗎？這是一個我個人經歷和個人研究的感悟，引起我的思考。第二個，就是理論。給我震撼最大的是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裡邊有一段話，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說這是新社會的本質，新社會就新在這個地方。注意：是“每個人”，是“自由”發展。我看了以後，有石破天驚的感覺，馬克思主義道理千頭萬緒，實質是促進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基於這樣一個想法，我在1986年就寫了個“關於建立社會主義人本經濟學”的課題申請報告。我針對什麼而寫呢？第一，我針對物本主義，物本主義太厲害，沒有轉到人本上去；第二個，我針對官本位、等級制，沒有把人的發展作為一個本位。

後來我出版了《人本體制論》（2008），有人問我這個“人”是什麼，我說三條：橫向上，全體人，改革發展成果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縱向上，多代人，在考慮發展問題時就不能只考慮我們這一代人，還要想到後世的子子孫孫們，如果我們把資源搞枯竭了，把環境污染了，兒孫們怎麼辦！內核上，多需人，人有多種多樣的需要，不光是吃飽穿暖這些經濟物質的需要，還有精神上的需要。

財經十一人：我們知道您提出了一個《包容性改革論》的觀點，可能也是基於人本導向的思想內核，請您談談為什麼提出並且強調包容性改革論的原因？

常修澤：有人問我，你寫《包容性改革論》，這話裡有話，你針對什麼？我說針對“排斥性改革”，我的潛台詞就是：我們雖然排斥了一些該排斥的東西，但是也排斥了一些不該排斥的東西。排斥誰了？例如，這些年，骨子裡是排斥民營經濟的。所以我2017年1月10號給國家發改委寫了一個內部報告《關於保護企業家的七點意見》，我歸納到理論上，就是存在排斥性問題，我們沒有給予民營經濟企業家相適當的地位，所以我提出一定要保護企業家，保護產權。後來這個《報告》先在《人民日報》摘要發布，後又在新華社報紙刊出。到了2018年11月1號，最高層召開民營經濟座談會，提出兩個突出的觀點：第一，民營經濟是我們國家制度的內在要素。第二句話更形象，說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我覺得這兩個認識有助於克服民營企業家預期不佳的傾向。

海納百川，因為海有博大的胸懷；壁立千仞，因為壁有擎天的境界。21世紀的文明史，將昭示一條規律：包容性體制總體優越於排斥性體制。

財經十一人：對下一步的改革，您最關注哪個領域的改革？您有怎樣的思考？

常修澤：社會改革，我在《包容性改革論》提出“社會共生論”，核心就一句話：“窮人不能再窮，富人不必出走，中產必須擴大”。這個社會需要共生，大夥都得有活路，窮人有窮人的活路，富人也得有活路，更重要的是中產階層更要有廣大的活路。對於下一步的改革，我認為要探索改革上的規律性的東西，下一步的改革當按照規律來辦，我提出了四條規律性的認識：

——第一，是“一個根本”，以人的發展作為整個改革發展的根本。

——第二，是“兩個結合”，社會主義一定要跟市場經濟結合，我們要從1.0版的結合向2.0版的結合，邁向一個2.0版的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三，是“三維生命體”，天有生命，地有生命，人有生命，以天地人產權來打造天地人的命運共同體。

——第四，是“四方文明交融”，中華文明一定要和世界文明包容發展，要交融。

（作者係《財經十一人》編輯，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