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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 |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與發展中心教授
香港的青年發展問題近年備受關注，置業難、就業難、失業問題，乃至「躺平」等問題經常被綑綁討論。然而，過於籠統的批評無助我們理解問題，我們需要分析社會文化背後的結構性成因，才可以提出適切的政策建議，增加青年的「獲得感」，響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的號召。因此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之前就青年的貧窮和收入問題、工作狀況等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並就相關政策提出倡議，本文將會分享當中一些重點。
被忽略的青年勞工身份
所謂青年，其背後綜合了很多社會身份，包括學生、勞工、創業人士等。我們認為社會在討論青年問題時，往往忽略青年作為勞工的身份。我們的研究所接觸的年輕人，大多反映工時長以致過勞、工資低或追不上生活成本，加上他們大部分不在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內，也感受不到政府推出的青年政策對他們有什麼幫助。
進一步說，我們在2023年下半年所接觸的青年中，有大約四成的受訪者自認貧窮。他們對於貧窮有多元化的理解：有青年認為三餐不繼才算得上是貧窮，有些人覺得人工未達到港人月入中位數就算是貧窮，亦有人認為很多目標未能達成，導致「精神貧窮」。其餘自覺不貧窮的青年部分歸因於家庭支援，可以滿足基本需求以外的消費，例如購物和旅遊。
另外，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推算，受訪青年要滿足現時的生活開支水平，時薪應該要達到71.6港元。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青年的個人月均生活開支，在扣除教育開支後，約為14,894港元，按一個月工作26日，每日8小時計算出時薪水平為71.6港元，與目前最低工資水平相距很遠。
工時方面，青年的不固定和長時間工作情況普遍。就問卷所得，受訪青年的平均每周工時為43.11小時。近6成受訪青年指僱主沒有提供任何超時工作補貼，約3成指僱主會提供津貼或補假。而在36個深入訪問中得知，受訪青年平均每周工時為46.67小時。
從上述發現可見，青年的貧窮、低工資、長工時的問題並非空穴來風：他們的困境既是整體貧窮和勞工保障不足問題的一部分，亦有其特點。更宏觀來說，據扶貧委員會最新的《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貧窮青年人口連升5年，三成介乎25-29歲的青年屬在職貧窮，當中逾半擁專上學歷。即使自新冠疫情退去，15-19歲及20-29歲的青年失業率逐步回落，然而與疫情前的水平尚有差距。換句話說，即使疫情過去，社會恢復平靜，置業難、失業等問題依然存在。
總體而言，工資、工時政策的保障不足，與青年的疲勞和失望的狀態有明顯關係，然而政府和各方倡議的青年政策大多圍繞教育、創業、置業等方向，忽略了青年作為勞工所需的保障和期望。
教育和就業問題需要一同審視 ——以影視業為例
特區政府已經意識到青年問題的重要性及複雜性，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所提出的青年發展藍圖便是以跨政策局的思維，試圖在學業、就業、創業及置業這「四業」上為年輕人開拓出路。這四個範疇不是割裂的問題，而是緊密相連的，例如以我們研究的創意產業內的影視業為例，當中的高度零散化的工作模式，以及職業安全隱患，自然會影響青年在這個行業的發展，也會對有興趣投身於此的大專和大學畢業生造成不良觀感，留不住好的人才，會窒礙新產業的發展，加劇產業單一化的問題。
更深入一點說，以我們研究的影視業為例，文化及創意產業是近年香港政府重點發展的產業，銳意將香港打造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而根據「創意香港」辦公室的數據，自2013/14學年至2019/20學年的七個學年期間，修讀「廣告」「電影及電視」課程的畢業生均超過2,000人，在整體創意產業課程範疇畢業生中穩佔超過 30%，佔全港總畢業生人數約4%。足見有穩定數量的年輕人有意投身影視創作，亦是創意產業未來的中堅力量。
然而影視業普遍的外判制度導致工作零散，容易延遲支付酬勞（即「拖糧」）。我們收集的問卷顯示，有42.3%回覆問卷的從業員表示在現時或上一份工作，開工前僅有口頭或訊息協議，14.6%回覆者則在開工前沒有任何形式的協議。
同時，影視業從業員的勞動強度普遍較高，過勞和工傷均普遍，但甚少有適當處理。超過六成回覆者表示「頗多」或「經常」連續兩天工作12小時以上；76.4%回覆者表示試過或目睹工傷，不過，只有11.7%的回覆者表示有向勞工處呈報工傷。
每個行業的用工模式都有其獨特的歷史發展脈絡，就影視業來說，經歷上世紀九十年代港產製作大幅萎縮的情況，投資商須緊縮製作成本預算，改以承包或自由工作方式聘用勞工，導致從業員缺乏正式僱傭關係和相關勞工保障。零散化的勞動模式亦造成普遍的不合理待遇，包括「拖糧」、欠缺清晰的工作協議內容和工時安排等。
不過有獨特的勞動模式不等於可以忽略從業員的待遇和安全問題。從業員的公平待遇和獲得感正是行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因此，如何在行業需要和從業員保障間取得平衡，十分考驗政府和行業領袖的魄力。就目前來看，政府透過半官方機構，例如電影發展局，專門管理行業的政策、發展策略、資助及人才培訓等事宜，雖然對於香港本地電影發展有很大幫助，不同的資助計劃近年更發掘了不少得獎人才和作品，不過對於行內，尤其是前線從業員、新畢業新人等的關注卻並未足夠。舉例而言，我們透過對從業員的訪談發現，他們面對上述安全、「拖糧」或其他不合理待遇時，大多數情況只能不了了之，並對於缺乏一個可信賴的投訴或舉報渠道的現狀表示無奈。
另一方面，影視業的獨特狀況，例如非恆常的工作地點、高度細緻和專業的分工模式，都使以往的監管方式難以「照板煮碗」，比如說主要創作崗位，即導演、編劇，與前線的機械操作人員、道具、化妝等專業人士，兩者面對的問題和需要的保障都不同。加上普遍的外判制導致大量的小型獨立製作公司出現，以少至數人的小團隊方式承包了市場上大部分的短片、宣傳片、廣告的製作需求，層層的外判導致他們更難追討待遇問題。以上種種具體狀況都衝擊著現時勞工法例對僱員、自僱人士的定義。
因此，除了訪問從業員，我們也同一些行業領袖交流，提出「訂立從業員基本待遇守則」「訂立工業安全指引」等倡議，並持續完善這些構想。我們認為，在政策層面上，政府和行業領袖合力，訂立合理的待遇和安全標準，並由政府帶頭規定受資助團體或個人以不亞於行業標準合約的待遇聘請製作人員，可以逐步影響至整個行業，實際解決問題。這個做法對於其他創意產業或牽涉大量自由工作者的行業，或許亦有一定參考意義。
結語
目前為止，我們的研究只能反映青年的一部分面貌，所以仍然需要深入研究不同行業，尤其是新興產業的工作狀況，和從業者不同的在職貧窮成因乃至他們的消費、文化等方面。可以說，社會目前所講的「青年發展問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問題，一方面，舊的問題例如勞工保障不足，在新一代眼中依然存在，並以新的方式在新興產業中重現；另一方面，青年對於非傳統就業的嚮往、不斷變化的勞動模式，亦產生新的問題。
要營造一個讓青年可以自由發揮潛能的社會，我們始終要聆聽青年的聲音，提供更多機會予青年一代去發言及直接參與政策決策。政府、僱主、工會等各組織需要建立合適渠道，讓青年勞工得以有意義地參與政策、職場和行業協定的商討和決策過程。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