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劉兆佳 |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對於香港的政治形態演變及其社會影響，作者認為香港經歷了自回歸後到2012年前的「非常態政治」轉向「常態政治」、2012年後「非常態政治」的急速抬頭與社會動蕩、2019年底以來在中央撥亂反正後逐漸向「常態政治」轉變的三個階段。如今香港正走向由治及興新階段，維護社會安定、促進民生發展等「常態政治」佔據主要地位，但外界不穩定與威脅因素依然存在。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方面仍需團結一致、暢通利益訴求表達渠道，在鞏固香港來之不易的穩定和諧局面的同時，保持警惕、防患於未然。

香港近年的非常態政治有所抬頭

2012年，我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的期刊《港澳研究》發表了一篇題為《從非常態政治到常態政治：香港主流民意在回歸後的嬗變及其對香港政治生態的重塑》的文章，其結論是香港的政治形態正在由非常態政治向常態政治過渡。我在文章中提出，作為政治學概念，常態政治通常指圍繞着物質或實際利益而爭奪的政治，主要涉及經濟、民生、權力、名位等方面的矛盾衝突。不同社會階層、利益團體、地域組織和民族與種族群體之間的政治爭奪，往往都與物質利益的分配有關。常態政治下的衝突通常可以通過協商、妥協或利益交換而紓緩或解決。典型的常態政治乃階級政治，而社會上的主要政治黨派可以按照其不同的階級取向而加以劃分。非常態政治則截然不同。產生非常態政治的因素，主要是價值觀的差異、意識形態的不同、信念或信仰的差別、語言的差異、種族或民族的衝突、宗教的紛爭、身份認同的分化和其他關乎精神層面的東西。以上種種矛盾分歧往往牽涉思想傾向，容易觸發強烈情緒反應，形成意氣用事傾向和非理性行為。各走極端和堅持對抗是非常態政治的普遍現象，暴力行為亦非罕見。…… 在非常態政治下，執政黨派和反對黨派在政治立場上存在鴻溝，反對黨派不僅質疑執政者的認受性，更否認政治體制的認受性。簡而言之，在非常態政治下，政治游戲是「零和博弈」。換句話說，非常態政治下的鬥爭是難以化解的「生死之鬥」或「贏者通吃」之爭。 

在多數國家中，即便存在着種種矛盾和衝突，但它們都在一個大體上為各方面承認和接受的憲制架構內發生，而且依循既有的制度和規則進行。這一憲制架構在社會上享有相當的認受性，只有極少數人——通常是那些極端勢力——才否定或意圖推翻這一憲制架構。換句話說，常態政治在多數國家是主流的政治形態。 

我在文章中認為，2012年前的三十多年，「香港整體經歷了從非常態政治到常態政治的嬗變，但常態政治的出現只不過是近年來的事。」非常態政治之所以延綿那麽久，是因為香港政治鬥爭的主軸是那些圍繞着香港回歸祖國應該建立何種憲制架構的激烈政治和思想鬥爭，英國人和其培植的反對勢力拒絕承認和接受中國政府對香港政治體制和發展的構想，並不斷阻撓和破壞其貫徹和實行。儘管我同時指出，「當然，這並不表示非常態政治從此壽終正寢，它還會不時出現並引發政治風波，因此轉變過程不時出現反復。」但現實情況是，當年我對香港的政治發展的確是抱有過度樂觀的判斷。 

在2012年前短暫的一段時間裡，我確實看到一些反映常態政治走向「主流化」的政治現象。2003年，香港爆發了反對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的大規模游行示威。不過，2004年後，社會各界大部分時間都在集中討論經濟、社會、民生和生活水平等實務問題，香港的政治局面相對平靜。2004年到2012年，香港再沒有出現激烈鬥爭的事件。與此同時，反對派刻意製造尖銳政治爭端的政治能量呈現逐步下降的勢頭。事實上，反對派內部士氣不振、彷徨不安，而且不斷發生分化重組。更重要的是，反對派內部激進勢力冒起，使反對派進一步流失主流民意的認同。在那篇文章中，我認為導致常態政治抬頭的主要原因，是各項民意調查顯示的香港主流民意發生重要變化，這主要反映在香港人對中央、內地和國家的態度出現了巨大和可喜的轉變：越來越多香港人對國家的未來感到樂觀、對「一國兩制」有信心、對中央有信任、願意與中央構築合作互信關係、認同香港與內地逐漸形成了「經濟命運共同體」、意識到香港不少社會和民生問題的長遠解決也需要建基於香港與內地在各方面的合作、而對內地同胞的貶抑和排斥心態亦逐步收斂。此外，香港人的國家概念、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則日益顯著，對西方世界的真實認知和負面態度有所增加，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亦愈趨正面。另外，香港人認為香港最大的政治，是確保「一國兩制」順利落實，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建構良好的中央與特區關係，防止反共或挑釁中央的言行出現。他們又認為香港的民主發展不能抵觸「一國兩制」，並承認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上有憲制主動權和最終決定權，主張民主發展不能損害香港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中央與特區關係和香港的營商環境。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任有所回升，而他們的民主訴求則明顯降溫。 

可是，2012年後不久，事態發展卻是非常態政治不但沒有走向邊緣化，反而再次飆升為香港的「主流」政治形態，具體表現在2012年的「國教風波」、2014年的非法「佔中」、2016年的「旺角暴動」和2019-2020年的「修例風波」上。從2012年到2020年這段時間內，香港經歷了連綿不斷的政治鬥爭和暴力衝突，而2019至2020年暴亂的激烈程度和對香港各方面所造成損害的嚴重性則在香港歷史上可謂前所未有。暴力鬥爭不但在社會和街頭上演，更反映在立法會之內和立法會與特區政府之間，嚴重影響香港管治架構的運作和效率。在這動亂頻仍的八年多，不但政治分化對立尖銳，就連不同社會群體與家庭內部以及人與人之間也充斥着因為政見差異而發生的衝突。在這期間，由內外敵對勢力挑起、針對中央和內地的政治鬥爭亦此起彼落。可以說，非常態政治在香港已經發展到足以危害「一國兩制」有效實踐、國家安全和香港的繁榮穩定的地步。

香港向非常態政治突然轉變的深層次原因

香港之所以「突然」和「急速」從為時不久的、具有常態政治特徵的政治形態轉變為非常態政治主導的政治生態，確實令人納悶和費解。不過，經過事後分析，也並非無跡可尋。 

首先，香港的反對勢力仍然力量龐大，短暫的偃旗息鼓只表示他們重新部署、伺機再起而已。重要的是，反對勢力在教育、文化、藝術、媒體和互聯網等涉及思想和意識形態等領域仍然居於主導地位，並在國民教育缺位的情況下不斷公開和隱蔽地散播反共反華、反政府、貶損「一國兩制」和扭曲基本法的論調。反對勢力在各級學校和年輕人群中的影響力尤其巨大，並特別着意培育和組織年輕人作為他們日後策動政治鬥爭的核心力量。反對勢力在立法會和區議會雖然只是少數派，但他們仍然可以利用議會的漏洞，運用甚至破壞其規章制度來阻撓議會的運作、阻礙政府的工作、左右媒體的報道和串聯社會上的反對派組織和支持者。 

第二，自從美國在本世紀一零年代開始對中國的崛起感到如芒在背，並對中國的崛起進行遏制後，香港便開始不再被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認為有能力促進中國走「和平演變」道路，反而成為了中國崛起的助力。自此，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與香港的繁榮穩定便不再符合美國的利益。不過，由於美國在香港擁有龐大貿易和金融利益，且香港作為美國對內地的情報、滲透和宣傳基地仍具一定價值，香港經濟崩塌或者迫使中央「接管」香港對美國和西方並不有利，所以美國的意圖是要讓香港的親西方勢力取得香港特區的政權，好讓香港能夠長期和更好地為美國的戰略利益服務。因此，美國或明或暗地插手香港事務，特別是在宣揚西方價值觀、貶損「一國兩制」、勾結香港的反對勢力和培植親美分子上。美西方尤其看重那些盲目崇拜西方、對香港的現狀不滿、思想比較單純、目中無人和行為偏激的年輕人，鼓勵他們組織和參與反共反華和反政府的「鬥爭」，從而成為受到西方吹捧的「民主英雄」和「人權鬥士」。事實上，在2014年的非法「佔中」和2019-2020年的「修例風波」這兩場帶有「顏色革命」色彩的大型動亂背後都有着美國、西方和台獨分子的支持。所以，外部勢力特別是美國的介入是非常態政治在香港遽然重新抬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香港與內地關係愈趨密切產生了敵對勢力可資利用的矛盾。自從2003年反對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的大規模遊行示威後，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進香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和推動政治穩定的政策和措施，這些政策和措施的核心是加強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和人員往來。然而，即便這些舉措對香港整體有利，並在初期得到不少香港人的好感，但激化了部分香港人對中央、內地企業和內地同胞的矛盾，並在香港和西方引發了一些香港走向「內地化」、香港失去高度自治，以及香港人利益、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受到侵蝕的批評和擔憂。內外敵對勢力則乘機危言聳聽、推波助瀾，在香港重新掀起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一國兩制」的質疑、對香港走向「沉淪」的炒作、對中央和內地的抵觸之情，並利用這些情緒來散播政治恐懼與製造逆反心態，從而為日後的更大規模和更激烈的政治動員和抗爭行動埋下隱患。 

第四，極具「爆炸性」的政治議題重新抬頭，並迅速成為頭號公共議題。2012年，梁振英領導的新一屆特區政府甫一上任便提出要在學校推行國民教育。由於國民教育素來是香港的敏感政治事項，反對勢力遂乘機鼓動一些年輕學生和家長反對和抗爭，最終特區政府被迫無限期「擱置」國民教育。「國教風波」不但使國民教育從此成為「政治忌諱」，亦讓敵對勢力得以在香港繼續盤踞思想、媒體、教育等領域。此次「反國教」運動的「勝利」，大大提升了反對勢力和年輕激進分子的政治自信和鬥爭意識，為後來更嚴重的動亂埋下禍根。 

全國人大常委會曾決定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辦法作出改革，讓香港在回歸後得以首次在民主進程上邁出重要一步。中央和不少香港人原本以為此次政治改革會在一段時間內把長期困擾香港的政改議題從公共議程抹去。可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的一個決定卻讓敵對勢力得以繼續把政改議題炒熱，而且是越炒越熱。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中規定「201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和第五届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以作出適當修改；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這裡要注意的是，香港在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而非「一定」實行行政長官普選。 

一直以來，香港反對勢力的鬥爭重點是要求立法會議員全部由普選產生，但因為他們相信中央不會在事關重大的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讓步，所以他們沒有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下工夫。可是，既然中央表示2017年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他們便「不失時機」地在「國教風波」後馬上組織行動爭取行政長官的普選。反對勢力成功讓不少香港人相信中央已經承諾了2017年香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否則便是中央違背對香港人的莊嚴承諾。為了回應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4年8月31日作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既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必須堅持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原則。這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基本要求，是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職責所決定的，是保持香港長期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客觀需要。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為此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

一如所料，對於那些剛從「國教風波」中嘗到「勝利果實」的敵對勢力而言，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的行政長官的普選辦法被視為過於「保守」，違背了中央對香港人的「承諾」，因此不能接受。為了迫使中央讓步，他們發動更激烈的政治鬥爭，而為時90天的非法「佔中」就是其中最大型的抗爭行動。雖然中央沒有因此而退讓，但中央提出的方案最後亦未能在香港的立法會通過，而圍繞着政改的政治鬥爭大大壯大了敵對勢力，提升了他們的政治能量和膨脹了他們的政治野心。 

2019年初，香港特區政府引爆了一個更重磅的「政治炸彈」，即修訂《逃犯條例》，把香港的非常態政治推向極端。該項修訂的原意是要避免香港成為來自外地逃犯的避難所，卻被反對勢力宣傳扭曲為特區政府與中央「合謀」將那些不容於中央的香港人移交內地處理，並成功在香港引發普遍的政治恐懼和憤怒。即使特區政府在此事上不斷退讓，但「修例風波」仍然愈演愈烈，並最後演化為極其血腥的大型暴亂。在這場嚴重暴亂中，年輕人在內外敵對勢力的煽惑下成為了暴亂的主力。 

可以說，國民教育、政改和逃犯條例修訂這三個重大政治議題在2012年後成為了主導香港政局的議題，並把其他非政治議題逼向邊緣化。非常態政治之所以在2012年後猛然抬頭，其實與這些「爆炸性」政治議題的出現有密切關係。 

最後，年輕人成為一股冒起的重要政治力量並將香港的政治推向極端化和暴力化。回歸前後，在國民教育缺位和反對勢力在思想、教育和媒体領域長期盤踞的環境中，起碼兩三代的青少年在思想上飽受荼毒。不少年輕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足且偏頗，對國家民族缺乏認知和認同，對中央和內地懷有抵觸情緒，對西方價值觀盲目膜拜，對社會和個人狀況不滿，對民主發展有不切實際的憧憬和訴求。尤有甚者，回歸後反對勢力掀起的蔑視權威、崇尚鬥爭、不尊重他人、自以為是、罔顧事實以及鄙視法紀和道德規範的歪風，對年輕人的禍害既嚴重又深遠。回歸後，香港幾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抗爭」行動都有年輕人的身影，而2012年的「國教風波」更讓年輕激進分子嘗到甜頭。自以為是和目空一切的年輕人組織和領袖紛紛冒起，而且受到不少媒體的「寵愛」和「青睞」。他們不但成為了內外敵對勢力積極爭取和抬捧的對象，也成為了日後更激烈和暴力抗爭的主要參與者。與此同時，年輕激進分子又反過來把反對勢力推向激進化。那些過去標榜「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反對勢力為了爭取年輕人的支持或者擔心流失支持者也自願或「無奈」地走上暴力抗爭之路。 

不過，毋庸諱言，非常態政治之所以能夠取代短暫存在的常態政治而成為香港政治的主要形態其實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從根本上來看，曾經短暫出現的常態政治其實並沒有堅實和持久的制度、政策和思想上的保障，致使它缺乏堅強的生存和持續能力，很容易因為受到猛烈衝擊而崩塌。具體而言，常態政治之所以難以成為香港的主要政治形態，主要原因是內外反對勢力在香港的管治架構內和在社會上都擁有極大的政治能量。他們在思想、教育和媒體領域的政治優勢尤其明顯。通過阻止國民教育的推行和在社會各領域灌輸仇恨和恐懼，內外反對勢力遂得以成功利用那些極具分化性、對抗性和難以和解的政治議題來發動群眾和策動鬥爭，把香港推向政治動亂的深淵。這些基本情況如果沒有扭轉過來，要在香港恢復常態政治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換句話說，想要香港重新從非常態政治主導轉變為常態政治主導的局面，香港的政治制度、法律體制、思想、教育和媒體等領域必須經歷「刮骨療毒」的改革。

中央正本清源採取對港新策略

「修例風波」後，中央痛定思痛，下定決心要在香港正本清源、撥亂反正，讓常態政治重拾主導地位，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防止香港成為國家安全的威脅。中央積極和主導地運用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來徹底匡正和重塑香港的政治和管治格局，對港新策略在2019年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有提綱挈領性的表述。簡單來說，中央的新對港方針直面形成非常態政治的根源，並在制度、政策和思想教育領域採取有力有效措施予以消除。 

首先，針對內外敵對勢力在香港的「反中亂港」行徑，中央在2020年頒布實施的《香港國安法》中，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四類罪行嚴厲打擊。《香港國安法》的出台，也激活了一些早在香港存在卻沒有被妥善運用的、對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安定有利的本地法律，比如《刑事罪行條例》和《公安條例》。這些法律手段的嚴厲運用迅速產生了立竿見影和雷霆萬鈞的效果，既馬上結束了香港持續了兩年的暴亂，大幅壓縮了內外敵對勢力在香港的政治活動空間，也為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奪取思想、教育和媒體領域的主導權和話語權掃除了障礙和打好了基礎。 

第二，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通過法律手段把「反中亂港」分子和他們背後的外部勢力從香港的管治架構驅逐出去。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在2016年便對基本法第104條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要求作出解釋，為日後防止「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立法會設置了必要的法律門檻。尤其關鍵的是2021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清晰確立了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和核心要素，並授權其常委會變更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同時設立具有法定權力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確保所有候選人都是愛國者。2023年，香港特區政府又改革了區議會的職能和產生辦法，杜絕了「反中亂港」分子進入區議會的門路。這些重要改革的總體結果是讓香港的管治架構完全掌握在愛國者的手上，讓「愛國者治港」和「行政主導」原則得以全面體現。 

第三，在新的法律和政治環境中，內外反對勢力再難在香港公然發動政治鬥爭，而其主要的頭目又被拘捕、起訴或鋃鐺入獄。他們在社會上和在思想、媒體和教育領域的影響力大幅下降。在這個反對勢力被排斥或被邊緣化的環境中，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得到了可在少受干擾的環境下推行國民教育的難得機會，特別是愛國主義教育、國家安全教育和基本法教育，讓年輕人對國家、民族、中央、特區政府和「一國兩制」的錯誤認知和抵觸心態得以在日後逐步被糾正過來，從而為常態政治的長期運行奠定堅實基礎。那些過去因為年紀太小而未曾在思想上受到荼毒的新一代年輕人，更有望在正確的政治與道德價值觀的熏陶下成為日後愛國陣營的可靠的接班人，讓「愛國者治港」格局夯得更實。 

第四，自上世紀80年代初，歷時四十多年的動蕩不安，特別是2019-2020年的慘痛經歷，使大部分香港人人心思治，對內外反對勢力越來越厭惡和痛恨。反對勢力的群眾基礎因為其過激行為和不合時宜的政治主張，在香港已經削弱了不少，香港人對於那些被摒除在管治架構之外的反對勢力不再重視和依靠。在缺乏物質資源、話語權和影響力的背景下，大部分的反對派組織已經解散或偃旗息鼓。 

第五，纏繞香港幾十年、長期是反對勢力的政治資本的政改問題，在可見的將來都不會在香港的公共議程上排在前列位置。中央對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動了「大手術」後，新的選舉辦法將會實行頗長一段時間，頂多會因應實踐經驗而作出微調。大多數人不會相信香港的政治體制在短時間內會有重大改動，也不把政改問題視作香港迫切需要處理的問題。大多數香港人關心的是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提高政府管治效能等問題。 

第六，香港人對國家、中央、特區政府的支持度都呈現穩步上升的趨勢，對特區政府的工作表現有較好的評價。香港當前雖然面對不少經濟和民生困難，但各方面都傾向於用積極和務實的心態應對。 

最後，中央已經明確表明並下定決心要行使全面管治權來確保「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實施，為香港構建長治久安的基礎，讓特區政府在這個基礎上得以堅強和有效管治香港，並強化香港特區應對外部敵對勢力和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同時，中央亦明確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團結一致，推動香港走向由治及興之路。2023年12月22日，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成立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講話，要求把愛國愛港的滿腔熱情轉化為實際行動、把「愛國者治港」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尤其要戮力同心破解發展難題，為香港的繁榮發展開拓新空間、增添新動能。

香港進入常態政治仍需居安思危

今天，非常態政治在香港基本上已經絕跡，而常態政治正逐步成為香港的主要政治形態。即便部分「反中亂港」分子仍然心有不甘和密謀再起，並不斷利用機會通過各式軟對抗來負隅頑抗，但反對勢力尤其是「反中亂港」分子已經潰不成軍，勢單力弱，無法左右香港的政治大局。在香港新的政治格局和秩序中，由於得到制度和思想上的保障，常態政治不會像2010年代初那樣只是曇花一現，而應該是香港長期性的政治形態。 

今天，香港的政治局勢穩定、治安良好。政府施政暢順，在經濟、民生和發展事務上積極進取，行政立法關係實現良性互動，愛國陣營不斷壯大，市民對政府工作表現和政治狀況評價比較正面，香港人對國家和中央的態度明顯好轉，公開的抗議活動減少，各方面把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民生改善視作首要的施政任務和政治課題，而非政治問題被別有用心的勢力轉化為政治問題的機會則比較小，香港人趨向理性務實，媒體不再是鼓動政治鬥爭和社會分化的力量，國民教育、憲法與基本法教育、國家安全教育穩步推進，香港正在有序和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然而，即便在常態政治主導下，我們也不可以簡單認為香港政治生態已經萬事大吉而放鬆警惕。事實上，一些因素依然會對香港的政治問題構成威脅。儘管我們預期非常態政治不會捲土重來，但各方面仍要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 

首先，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對香港仍然虎視眈眈，而且不斷對香港進行打擊和破壞。西方媒體、組織和政客仍不斷抹黑香港，唱衰香港的投資環境和發展前景，鼓動西方資金和人才從香港撤走，阻止外資來港，不斷詆毀香港的高度自治、人權、自由和法治狀況。美國對香港的公職人員施加制裁或威脅施加制裁，美國對香港實施科技出口限制，美西方包庇逃逸在外的「反中亂港」分子並利用他們詆毀香港，不時宣揚香港「一國兩制」已經「死亡」、香港人權自由法治隳廢、香港已經「淪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等不實言論。美西方的種種打擊和破壞，目的不外乎是企圖通過「從外到內」的行動在香港製造困難、不穩定和分化，更希望藉此來鼓舞或保護香港的「反中亂港」勢力。所以，與外部勢力的鬥爭仍然是中央和香港各界的長期政治議題。這個議題在香港會帶來一定政治矛盾和分化，尤其考慮到香港仍有不少人仰慕西方。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陣營卻可以藉助發動群眾與外部勢力的鬥爭來推進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破除部分香港人對美西方的幻想和憧憬，擴大愛國陣營、提高愛國力量的團結性以及鞏固和開拓「愛國者治港」格局。 

第二，國際形勢複雜嚴峻，國家安全持續受到威脅，香港難以置身事外。在美西方執意把中國作為戰略對手和「系統性」戰略威脅的大環境下，各種針對遏制、打擊、孤立、分化和削弱中國的政策和措施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必然會接踵而來。為了阻遏中國的崛起和維護自身霸權地位，美國也必然會繼續利用香港作為對付中國的棋子，讓香港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和給中央製造麻煩的來源。因此，香港必須要採取各種法律、行政、執法和司法手段確保國家安全得到切實維護。為此，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制定其他必須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法規、嚴厲防範和懲治「反中亂港」分子和認真監視、規管在香港的外部勢力等工作便必不可少。這些都是帶有政治議題性質的事務，難免會在香港製造一定程度的「緊張」氣氛和政治矛盾。既然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大環境下政治議題無法完全回避，那麼中央和特區政府便需要運用政治智慧和能力在最大可能內減少它們對常態政治發展的干擾。 

第三，反對勢力在香港仍然擁有相當的民意基礎。儘管「反中亂港」分子在香港已經受到有效遏制，但廣義的反對勢力在香港仍然擁有相當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反對勢力對於無法藉助政治鬥爭來取得特區政權肯定不會輕易善罷甘休，不會願意接受在中央撥亂反正後確立的新政治秩序和管治架構。在「愛國者治港」的格局下，反對勢力在管治架構內即便難以立足，但他們依然存在於社會特別是教育和文化領域，其影響力不能小覷，他們仍然可以利用各式軟對抗手段阻撓政府施政和製造社會分化。在約一半左右的香港人仍然支持和同情反對勢力的情況下，常態政治的牢固性不可以被過分高估。 

第四，在經濟低迷和民生問題突出的情況下，利益矛盾可能會走向惡化甚至引發衝突。當前和未來一段日子裡，全球經濟、內地經濟和香港經濟形勢都不容樂觀。香港人也要面對經濟低迷、生活成本上升和資產價值縮水的問題。在經濟欠佳的情況下，不同社會階層和界別之間的利益矛盾會愈趨突出，這對貧富差距已經巨大和階級利益固化程度比較高的香港會產生很大影響。越來越尖銳的社會矛盾有機會演化為被敵對勢力利用的政治衝突。因此，除了大力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把經濟蛋糕做大外，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需要共同做好照顧和協調各方面利益的工作，而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更要擔當好代表、反映、整合和協調各方面利益的職能。由於在經濟困難時期特區政府的財政狀況會承受巨大壓力，特區政府需要更加努力動員社會資源來彌補公共資源之不足，尤其是調動財力比較充裕的工商界資源來助力各種公益和慈善工作。所有努力的主要目的是紓解社會矛盾，避免矛盾激化而造成社會不安，更不要讓敵對勢力乘機興風作浪。  

總而言之，在中央撥亂反正後，常態政治在獲得制度和思想的保證下可望長期延續，但仍然需要中央、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對香港內外形勢的變化經常保持警惕和不斷採取及時、有效政策與措施加以維護，同時爭取大多數香港人的理解和支持，從而防止非常態政治死灰復燃。由於香港進入常態政治為時尚短，少數人難免仍然會從政治陰謀論角度看問題，這對正常的利益和訴求表達不利，對穩定大局也不利。中央、特區政府和社會各方面仍然需要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下，營造一個讓大部分人可以愉悅暢通表達其利益和訴求的氛圍，讓各種社會矛盾得以及時察覺和化解，讓部分原來支持反對勢力的人改變政治態度，從而鞏固香港來之不易的穩定和諧局面，並促使越來越多香港人支持「愛國者治港」的新政治秩序。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