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殷旭東 | 珠海市行政學院副教授

促進港澳青年人心回歸、增強國家認同，應從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入手。本文設定政治認同、經濟認同、文化認同以及社會認同四個一級指標及若干二、三級指標，構建研究港澳青年國家認同的指標模型，運用層次分析法構造模糊判斷矩陣，透視影響港澳青年國家認同的因素，並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一國」與「兩制」：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

「一國兩制」是在推動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發展、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方面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但長期以來，港澳青年在內涵廣泛的國家認同概念之中，並未能真正理解經濟之外的更多範疇。比如在部分香港青年內心裡，香港的國際經濟金融中心地位讓他們產生了一種幻覺，以為依靠香港人的聰明、勤勞、堅韌，以及香港的法律制度，就能實現香港的繁榮和發展。他們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但只以「香港人」的身份為榮；他們認同國家統一的重要性，但對「中央政府」的權威並不苟同。一方面安然享受著「兩制」為港澳繁榮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卻對「一國」態度模棱兩可，若即若離。歸根結底，還是他們並未隨著港澳的回歸而培育出應有的國家認同感，以及在此身份認同之下油然而生的愛國主義情感。 

港澳青年國家認同問題，其實質就是帝國主義入侵造成的文化疏離、制度隔絕所帶來的互信缺失以及經濟分離帶來的利益衝突。港澳被西方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從祖國懷抱擄走之後，由於殖民者更加重視其本體文化的繁殖和發展，港澳地區的文化主流逐漸疏離了中華母體，港澳青年的心靈回歸之旅存在現實阻隔。 

要解決港澳青年「人心回歸」問題，有必要從三個方面進行考慮：第一，從經濟層面構築中華民族共同體要更加深入。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發布，中央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構建大灣區統一市場、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部署逐步得到落實，粵港澳經濟進入深度一體化發展階段的政策條件已經具備。但從現實條件來說，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發展仍存在一些現實困難。比如稅制的對接、法律的兼容、行政範式的互通等，都有待進一步突破。第二，從文化層面構築中華民族共同體要久久為功。一方面，粵港澳三地文化同源，但發展方向各有差異、甚至大相徑庭之處多有存在；另一方面，在經濟一體化驅動下，文化的回歸與融合需求顯得更加迫切。從文化發展的獨特性來說，文化相融必定可以通過選擇重點項目，以建設系統性和歷史性工程的心態逐漸實現。第三，從社會層面構築中華民族共同體要關注民生。港澳青年處於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路徑大轉折的歷史時期，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的壓力較大，很大程度上迫使他們累積了對社會的怨氣。粵港澳大灣區的社會建設目標，應首先考慮如何通過資源的整合與治理的協同，及時充分地緩解和解決港澳青年的民生困境，從最基礎的需求開始，解開粵港澳社會交融的心結。 

如何幫助港澳青年釋放心中怨氣，穿越港澳「自我認同」的迷霧，實現真正的國家認同？我們需要分析並找到港澳青年國家認同難題產生的根本原因，通過頂層的有效設計以及系統化的規劃和長期化的建設，才能一步步接近並實現這個目標。

實證分析：港澳青年國家認同的調查與結論

根據國家認同的定義，以及港澳青年在「一國兩制」下所產生的關於國家認同問題的特殊性認知，本文選定了政治認同、經濟認同、文化認同以及社會認同四個大類，作為研究港澳青年國家認同的主要指標，構建港澳青年國家認同指標體系（表1）。 

「政治認同」方面，選擇「身份認同」、「法律認同」和「體制認同」這三個最為基礎的因素作為三級指標；「經濟認同」方面，從國家整體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出發，選定「一體化發展」、「個體機會」和「未來信心」三個要素作為三級指標；「文化認同」方面，選擇「傳統文化」、「本土文化」以及「現代文化」，試圖結合歷史與現代的交融對文化認同進行解釋；「社會認同」方面，則從「社會管理」、「教育體制」和「醫療服務」這三個港澳青年較為關心的實際問題考慮，用以揭示構築港澳青年社會認同的基礎性指標。針對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問題，構建了一個由四個二級指標、12個三級指標以及36個操作層指標構成的指標體系。通過發放調查問卷對操作層指標進行打分，再運用美國著名運籌學專家、匹茲堡大學A.L.Saaty教授提出的層次分析法構造模糊判斷矩陣，並確定各指標的權重（表2）。

從計算結果來看，對港澳青年國家認同影響最大的因素依次是「政治認同」、「經濟認同」、「社會認同」以及「文化認同」，這個結果中「文化認同」落在最後出乎意料。不過對於經歷了經濟全球化快速增長期的港澳青年來說，這也許又算是合情合理的選擇。因為正是由於經濟、社會的不斷融合，才使得港澳地區人民與祖國內地的距離日益貼近，能夠感受到國家強大所帶來的巨大發展推力，也更能夠對國家產生認同感。繼續對三級指標的排序情況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

1.對港澳青年產生國家認同感最重要的指標是「政治認同」。排名前三的三級指標中，「身份認同」和「法律認同」都是在「政治認同」名下，這與對國家認同研究中的發現基本吻合。對於現代民族國家來說，「我是誰」以及「我來自哪裡」確實是人們產生國家認同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2.除了自身的身份認定問題之外，港澳青年更多關心的是自己的個體機會以及對未來的信心。自回歸以來，在國家的全力支持下，港澳青年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會。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深入，港澳青年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個體機會，這無疑也會給他們帶來對未來的極大信心。而個體機會中，港澳青年更加關心「內外機會比較」和「跨境創業就業」。這說明他們對「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之利有深切體會。 

3.除了政治體制外，教育和醫療服務也在港澳青年關心選項的前列。「教育體制認同」、「醫療服務體制認同」以及「現代文化認同」，都是與日常生活、工作、社交、娛樂密切相關的重要事項，由此產生的相關認同感，能夠迅速拉近他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 

4.「一體化發展」在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選項中處於相對低位（第9位），說明他們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因此而來的「社會管理認同」也沒能獲得關注（第10位）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5.雖然傳統文化（中醫和傳統習俗等）和本土文化（廣東話、廣東民俗、粵劇等）在粵港澳地區擁有深厚的群眾基礎，但港澳青年顯然更「中意」現代文化（社交軟件、高等教育、影視劇現代文創等）。青年人關注更具時代性的元素，這值得我們重視。 

6.港澳青年雖然對內地體制關心程度不高，但他們對體制的認同還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青年對於「服務體制」選項表現出強烈的興趣，說明內地體制對港澳青年也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和融合力。 

7.「本土文化」選項在所有的三級指標中居於末位，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熱度以及港澳目前面臨的區域發展困境來看，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破除文化隔閡，建立更融洽、更包容的文化氛圍，對於港澳青年國家認同感的重構，具有重要意義。 

結論與建議  

（一）初步結論 

總結起來，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受到三重衝突影響。一是身份認定與國家關懷之間的衝突。從二十世紀末的港澳回歸再到新時代的粵港澳大灣區，港澳的身份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再從特別行政區到融入大灣區，「國家」的身影由遠及近。一個習慣了在殖民環境中被矮化和管治的群體，突然要轉向對「國家」認同和效忠，必然有一個調整和適應的過程。二是未來期望與生存困境之間的衝突。在經歷了殖民主義和嗜血資本對各種資源和空間無節制的掠奪之後，港澳青年在就業、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壓力日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雖然描繪了一幅美好的前程畫卷，但經行的道路充滿了崎嶇：體制的隔閡、市場的分立、文化的疏離，每一層阻隔都會讓這些處於衝突和矛盾中的青年感到困惑和苦悶。三是文化的傳承與現代化之間的衝突。港澳青年正處於一個文化斷層頻現、文化衝突嚴重、泛文化及後現代文化盛行的時代。身處國際化程度極高的香港和澳門，在全球化的衝突下，港澳青年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知逐漸模糊，而新生代的文化亦未形成主流，文化的泛化現象普遍。失去了本體文化的滋養，部分港澳青年逐漸在光怪陸離的文化環境中迷失了自我，開始對自己的身份意識和共同體意識產生懷疑乃至反抗。 

（二）對策與建議 

首先，應儘快著手解決港澳青年對國家的政治認同問題。其一，從學校教育、法律規範、社會服務以及語言習慣等方面進行全方位引導。學校的教育著重進行國家歷史的深入學習，解決港澳青年「我是誰」「從哪裡來」的最基本疑問。法律方面則加強《憲法》《基本法》的普及學習，特別要強化其「公民」的概念，讓他們明白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幫助港澳青年儘快融入國家氛圍。其二，積極擴大港澳青年在內地的發展空間。出台相關政策支持港澳青年來內地就學就業，不斷消除港澳與內地的流通門檻，逐步開放參軍、參警、報考公務員等對港澳青年的限制。其三，不斷強化港澳青年的國家榮譽感。對於自身認為是「香港人」和「澳門人」的港澳青年，可以引導他們用「中國香港人」「中國澳門人」的身份投身國家和國際事務，並不斷強化他們在「中國」和「中國人」群體中的重要位置，將他們內心「香港人」「澳門人」的身份優越感轉化為對國家認同的原始動力。其四，全面開放港珠澳大橋「單牌車」的通行權。放開港珠澳大橋的通行管制，不僅可以為大灣區發展帶來巨大的經濟機會，更對重構港澳青年的國家認同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性意義。 

第二，加緊推進港澳青年對國家的經濟認同。經濟認同的核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個體發展機會的擴大，二是未來發展前景的明朗，三是政策環境的穩定。相應的對策也應從四個層面展開。其一，以建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為契機，充分利用橫琴、南沙、前海三大合作平台的先行優勢，支持港澳青年全面融入三大平台的建設和發展，全面發揮「一國兩制」在連接「兩個循環」、轉化「兩個優勢」中的槓桿作用；其二，全面解除港澳青年在內地的發展限制，港澳青年在全國範圍內享受與內地公民一樣的權利和義務；其三，制定各類政策時應特別注意穩定性和長期性，不能隨意調整，更不能任意翻轉；其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包括港澳青年在內的全國人民團結奮進的宏偉目標，它不僅要有宏大敘事的理想指標，還要有可供實施的操作層指標。特別是針對港澳青年時，需要有可努力、可著力、可用力、可實現的具體化目標，這些具體化目標還需要與港澳青年個人發展緊密相連，讓他們在為之奮鬥的過程中感受到個體生命與國家發展同呼吸共命運的時代脈搏，從而不斷增強他們對國家的依戀和認同之情。 

第三，著力強化港澳青年對國家的社會認同。其一，引進港澳負責社會治理的相關社會團體在珠海橫琴、廣州南沙以及深圳前海三大合作平台設立分支機構，同時吸收港澳在校或畢業大學生加入社會工作隊伍，與內地的居委會合作，積極開展服務港澳居民的活動，讓港澳青年社會工作人員在服務實踐中提升認識和能力，促進粵港澳社會融合。其二，加大在三大合作平台的教育、醫療投入，加強對港澳在教育、醫療領域的開放。內地的教育、醫療服務效率高、品質好、價格低，對港澳居民有較強的吸引力。開放對港澳居民的教育、醫療服務，不僅能提升港澳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也能通過教育、醫療服務向他們傳遞國家認同的價值觀。其三，藉助國家和地方行政學院的力量，為港澳地區培訓懂政治、知國情、強技能的行政人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提供人才儲備和行政基礎。 

第四，逐步提升港澳青年對國家的文化認同。其一，統編一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簡明教材，在港澳以及內地各級學校同時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通識普及，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在每個學生心中扎根、生長。在港澳學生中推廣簡體字與漢語拼音的學習，讓兩岸三地青年能夠有一個共同的語言、文字及文化背景，在文化意義上有著更加一致的價值取向。其二，組織港澳青年來內地考察，特別是內地的傳統節日、傳統習俗、傳統戲劇、傳統建築等，培養他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熱愛之情。其三，組織港澳青年學生參加內地的鄉村振興項目。不僅可以讓港澳青年深入基層、了解國情，而且可以通過鄉村振興項目了解中央對農業、農村、農民的深切關懷和重大付出，對國家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現狀有更切身的體會，更能增進他們對國家的了解與認同。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