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論壇》專稿/轉載請標明出處
龐中英 |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文科講席教授
從國際的世界到全球的世界,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2023年11月29日)的世界觀經歷了百年的演化。作為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基辛格與20世紀後期以來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應對息息相關。本文著重研究基辛格的「全球」和「全球化」角度,以發現此前被忽視的基辛格全球觀。
基辛格的一百年,主要是同戰爭與和平(包括冷戰和冷戰後)相關的一百年。1973年,即基辛格50歲時,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此後,世界進入了全球化時代,這亦是他全球行動的50年。基辛格去世前的最近兩年仍在全球工作、旅行。2023年7月,百歲生日已過的基辛格進行了最後一次訪華。去世三年前,基辛格最關注的課題不是別的,而是人類正在開展的科技革命。他指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在基辛格看來,現今世界已經走到了一個「危險」階段。他把AI與其一生深度思考的核武器課題等量齊觀,擔心AI的軍備武器化。
基辛格一生著作等身,真正理解他的著述頗有難度,研究基辛格需要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1945年,基辛格時年21歲,核武器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聯合國成立——世界進入「全球時代」(The Global Age)。1947年起,美蘇冷戰持續近40餘年,成為全球時代的一個最大特徵。冷戰成就了基辛格,使他的專業有了「用武之地」。事實上,基辛格的崛起是冷戰的產物,他是冷戰最重要的一個相關者。20世紀80年代初,基辛格離開美國政府後不久,比「全球」更進一步的「全球化」概念在美國等地誕生。全球化概念改變了基辛格的世界觀。所以,基辛格的個人全球時代可以分為兩段:一段是沒有全球化概念的「全球時代」,一段是包含全球化概念的「全球化時代」。以往關於基辛格的評論和最近回憶基辛格的各種文章,多數不怎麼強調全球和全球化角度。然而,基辛格是最為典型的一個全球人物,故本文嘗試從全球和全球化兩個角度簡談基辛格。
基辛格與他的「政治家精神」
1950年,27歲的基辛格在美國哈佛大學完成了他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為《歷史的意義:對斯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的反思》(The Meaning of History: Reflections on Spengler,Toynbee,and Kant)。這樣的題目,超出了一般哲學系或歷史系本科生的駕馭能力,可見基辛格年輕時非凡的學術抱負。這篇論文被譽為哈佛(史上)篇幅最長的本科論文。隨後,基辛格一鼓作氣,分別於1951年和1954年順利拿下文學碩士(MA)和哲學博士(PhD)兩個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為《和平、合法和平衡:對卡斯爾雷和梅特涅的政治家精神的一項研究》(Peace,Legitimacy,and the Equilibrium: A Study of the Statesmanship of Castlereagh and Metternich)。筆者在這裡把「the Statesmanship」翻譯為「政治家精神」,是因為基辛格一般被褒揚為「政治家」。有人把政治家和政客混為一談,認為基辛格是政客——這是一個誤解。政客在美國等國家是一種職業,是中性詞。基辛格沒有當選為國會議員等職,也沒有競選過總統,談不上是政客。
事實上,基辛格是一位政治家(Statesman),具有政治家精神,19世紀傑出政治家梅特涅等人是他的楷模。基辛格「從政」的雄心在其博士論文中便得以顯露。該論文從各個學科角度討論增進世界和平和避免戰爭的相關議題,獲得了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獎並於1957年出版。要知道,當年並不是數字時代,出書並非易事。出版的論文與1954年獲獎的博士論文在題目和內容上均有所不同。基辛格把用於出版的書名改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雷與和平問題,1812-1822》(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1812-1822),著作內容完全是關於19世紀歐洲的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和世界和平(Universal Peace)的重建。博士論文的巨大成功使基辛格躋身一流學術界。無論是否身在大學或智庫,基辛格都是終生學者。蘇格蘭裔美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基辛格正式聘請的傳記作者之一,他稱基辛格為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外交政策理論家。
「國際」「世界」和「全球」是基辛格一生的關鍵字
無論是在美國學術界、政界,亦或是全球的其他各種系統,基辛格的主要工作內容都是外交政策。他不僅研究和實踐美國外交政策,也在研究和參與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基辛格一生的關鍵字包括「國際」和「世界」。如果把國際、世界和全球看作一個世界觀的「三位一體」,那麼基辛格的生涯關鍵字必須有「全球」才對。
基辛格的世界觀不僅是國家(美國)的、國際的,也是全球的。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開始三個多月後,深受健康威脅的老年基辛格發表了他關於新冠疫情的評論:雖然病毒是全球的,並不尊重國家之間的邊界,但遺憾的是,全球各國領導人應對危機的方式不是尋求全球解決方案,而是各自為政。關於全球化概念史的各種研究表明,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儘管歐洲人的腳步早已遍布世界各地,但在思想上並沒有出現「全球化」的概念。20世紀30年代之後,少數歐洲作者提出了與現今語義相差很多的「全球化」術語,但並沒有引起注意。1938年,少年基辛格作為猶太難民逃離納粹德國到達美國,體驗了從歐洲跨越北大西洋的一次記憶深刻的環球旅行。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首先誕生了各種以「全球」為對象的新研究領域,如全球史學(Global History)的持續興起。20世紀80年代初,全球化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在美國誕生。經筆者查閱資料,基辛格主要著作的索引部分在20世紀90年代並無「全球化」一詞;至20世紀90年代後,索引中則包括了「全球化」一詞。這是基辛格一個顯著的思想改變——基辛格是與時俱進的。
至於基辛格何時開始接觸「全球化」這一概念,也許我們已經無從考證。筆者認為大約是在20世紀80年代,當時基辛格已經離開美國政府行政部門,活動的重心從美國政治和世界外交的中心華盛頓轉移到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中心紐約。基辛格當時應該十分敏銳地注意到了美國和世界的主流經濟學家、卓越企業家、金融家在越來越多地談論「全球化」一詞。
基辛格與不斷發展中的「全球化」
如果說「全球化」概念的誕生標誌著嚴格的全球化時代的開啟,那麼20世紀80年代以來到2023年,基辛格經歷了40年的全球化之興衰。我們能夠很容易地發現基辛格對全球化問題的深入思考。進入21世紀,關於全球化的大辯論(The Globalization Debate)在政策上十分激烈,參與者很多是來自全球的重量級人物。基辛格也是全球化大辯論的重要一員。基辛格以他的親身經歷指出,儘管不少人追溯全球化的古代起源,全球化卻是前所未有的,當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化時代」(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基於全球化的當代性與歷史的鮮明對比,基辛格認識到了全球化的創新性——「當代世界最具革命性的方面是全球化」(the most revolutionary aspect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和他的同代人一樣,基辛格有時習慣性地把全球化歸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全球性問題(包括人口爆炸、核武器擴散、氣候變化等)之一。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在2008年的《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文。基辛格著述中以全球化為題的文章很少。我們知道,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模仿精神分析創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文明和對文明的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文,在2003年出版了《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影響廣泛。斯蒂格利茨分別在美國克林頓政府和世界銀行工作過。基辛格也以《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為題撰文,說明基辛格是讀過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的。今天,在美國等地,「對全球化的不滿」更是熱門話題。
基辛格參與和影響全球化大辯論的一個途徑是在一些重要的全球論壇發言。1980年,基辛格第一次參加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年會,那時世界經濟論壇已經在歐洲和跨大西洋地區小有名氣。論壇是一種會議產業,在瑞士等歐洲國家有著數不清的類似模式,但大獲成功的論壇如世界經濟論壇,屈指可數。即便是在冷戰最嚴峻的20世紀80年代初,基辛格也認為「我們現在已經處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時代」(We are in an age of global-interdependence)。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關係理論作為一門學科在基辛格的母校哈佛大學誕生(儘管該學科當時主要是「一門美國社會科學」,在其他國家尚不存在這樣的學科)。兩位年輕的政治學家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eph Nye)於1977年出版了他們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一書。這本書標誌著「相互依存」國際關係理論的誕生。在達沃斯的講話說明了「相互依存」理論對基辛格的影響。基辛格這樣的老派「現實主義者」,居然也在說著「自由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常掛在嘴邊的「相互依存」話語。其實,基辛格本人不願意別人把他標籤為「現實主義者」。
基辛格最喜歡談論的是世界秩序而不一定是國際秩序。他於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一書表明了這一點。筆者觀察發現,基辛格有時也用全球秩序(Global Order)來指代更新了的世界秩序,他的世界秩序觀也全球化了。
2022年5月,達沃斯論壇年會終於線下重開,基辛格受邀重返世界經濟論壇。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Klaus Schwab)教授親自主持基辛格專場。不過,基辛格未能到達現場,而是發表了視頻講話。其中,基辛格評論了新冠疫情後的世界,尤其是慘烈的俄烏衝突,同時表達了他對世界大分裂可能性的擔心。基辛格認為,若是世界再次形成相互對抗的兩大國際聯盟,不僅全球化將會終結,全球的和平秩序也將倒退至少數十年。他建議各國要意識到世界大分裂後果的不可承受之重,要為爭取全球的長期和平而努力。
基辛格最後參加的一場世界經濟論壇是在2023年1月17日,也是受邀作視頻發言。他認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結束後,俄羅斯可能重新加入國際體系。這一點最後展示了他青年時就開始開展的畢生研究:各大國終歸是要走向「協奏」的(Concerto of Powers)。一個地緣上舉足輕重的大國不能也不應長期游離於國際體系之外。
結語
作為全球級的明星政治家,基辛格指出全球化是世界面對的主要挑戰之一。基辛格是一個「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ed)了的人,是影響甚至定義全球化的一個力量。基辛格是全球化時代的定義者,也是被全球化時代定義的個體。基辛格已經成為歷史,但「基辛格學」繼續存在著,它包含了關於基辛格的全球實踐和全球觀的研究。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2024年1-2月號
掃描二維碼分享到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