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的世界到全球的世界，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2023年11月29日）的世界觀經歷了百年的演化。作為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基辛格與20世紀後期以來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應對息息相關。本文著重研究基辛格的「全球」和「全球化」角度，以發現此前被忽視的基辛格全球觀。
基辛格一生著作等身，真正理解他的著述頗有難度，研究基辛格需要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1945年，基辛格時年21歲，核武器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聯合國成立——世界進入「全球時代」（The Global Age）。1947年起，美蘇冷戰持續近40餘年，成為全球時代的一個最大特徵。冷戰成就了基辛格，使他的專業有了「用武之地」。事實上，基辛格的崛起是冷戰的產物，他是冷戰最重要的一個相關者。20世紀80年代初，基辛格離開美國政府後不久，比「全球」更進一步的「全球化」概念在美國等地誕生。全球化概念改變了基辛格的世界觀。所以，基辛格的個人全球時代可以分為兩段：一段是沒有全球化概念的「全球時代」，一段是包含全球化概念的「全球化時代」。以往關於基辛格的評論和最近回憶基辛格的各種文章，多數不怎麼強調全球和全球化角度。然而，基辛格是最為典型的一個全球人物，故本文嘗試從全球和全球化兩個角度簡談基辛格。
基辛格與他的「政治家精神」
1950年，27歲的基辛格在美國哈佛大學完成了他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為《歷史的意義：對斯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的反思》（The Meaning of History: Reflections on Spengler，Toynbee，and Kant）。這樣的題目，超出了一般哲學系或歷史系本科生的駕馭能力，可見基辛格年輕時非凡的學術抱負。這篇論文被譽為哈佛（史上）篇幅最長的本科論文。隨後，基辛格一鼓作氣，分別於1951年和1954年順利拿下文學碩士（MA）和哲學博士（PhD）兩個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為《和平、合法和平衡：對卡斯爾雷和梅特涅的政治家精神的一項研究》（Peace，Legitimacy，and the Equilibrium: A Study of the Statesmanship of Castlereagh and Metternich)。筆者在這裡把「the Statesmanship」翻譯為「政治家精神」，是因為基辛格一般被褒揚為「政治家」。有人把政治家和政客混為一談，認為基辛格是政客——這是一個誤解。政客在美國等國家是一種職業，是中性詞。基辛格沒有當選為國會議員等職，也沒有競選過總統，談不上是政客。
事實上，基辛格是一位政治家（Statesman），具有政治家精神，19世紀傑出政治家梅特涅等人是他的楷模。基辛格「從政」的雄心在其博士論文中便得以顯露。該論文從各個學科角度討論增進世界和平和避免戰爭的相關議題，獲得了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獎並於1957年出版。要知道，當年並不是數字時代，出書並非易事。出版的論文與1954年獲獎的博士論文在題目和內容上均有所不同。基辛格把用於出版的書名改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雷與和平問題，1812-1822》（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1812-1822），著作內容完全是關於19世紀歐洲的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和世界和平（Universal Peace）的重建。博士論文的巨大成功使基辛格躋身一流學術界。無論是否身在大學或智庫，基辛格都是終生學者。蘇格蘭裔美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基辛格正式聘請的傳記作者之一，他稱基辛格為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外交政策理論家。
如果說「全球化」概念的誕生標誌著嚴格的全球化時代的開啟，那麼20世紀80年代以來到2023年，基辛格經歷了40年的全球化之興衰。我們能夠很容易地發現基辛格對全球化問題的深入思考。進入21世紀，關於全球化的大辯論（The Globalization Debate）在政策上十分激烈，參與者很多是來自全球的重量級人物。基辛格也是全球化大辯論的重要一員。基辛格以他的親身經歷指出，儘管不少人追溯全球化的古代起源，全球化卻是前所未有的，當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化時代」（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基於全球化的當代性與歷史的鮮明對比，基辛格認識到了全球化的創新性——「當代世界最具革命性的方面是全球化」（the most revolutionary aspect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和他的同代人一樣，基辛格有時習慣性地把全球化歸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全球性問題（包括人口爆炸、核武器擴散、氣候變化等）之一。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在2008年的《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文。基辛格著述中以全球化為題的文章很少。我們知道，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模仿精神分析創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文明和對文明的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文，在2003年出版了《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影響廣泛。斯蒂格利茨分別在美國克林頓政府和世界銀行工作過。基辛格也以《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為題撰文，說明基辛格是讀過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的。今天，在美國等地，「對全球化的不滿」更是熱門話題。
基辛格參與和影響全球化大辯論的一個途徑是在一些重要的全球論壇發言。1980年，基辛格第一次參加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年會，那時世界經濟論壇已經在歐洲和跨大西洋地區小有名氣。論壇是一種會議產業，在瑞士等歐洲國家有著數不清的類似模式，但大獲成功的論壇如世界經濟論壇，屈指可數。即便是在冷戰最嚴峻的20世紀80年代初，基辛格也認為「我們現在已經處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時代」（We are in an age of global-interdependence）。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關係理論作為一門學科在基辛格的母校哈佛大學誕生（儘管該學科當時主要是「一門美國社會科學」，在其他國家尚不存在這樣的學科）。兩位年輕的政治學家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eph Nye）於1977年出版了他們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一書。這本書標誌著「相互依存」國際關係理論的誕生。在達沃斯的講話說明了「相互依存」理論對基辛格的影響。基辛格這樣的老派「現實主義者」，居然也在說著「自由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常掛在嘴邊的「相互依存」話語。其實，基辛格本人不願意別人把他標籤為「現實主義者」。
基辛格最後參加的一場世界經濟論壇是在2023年1月17日，也是受邀作視頻發言。他認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結束後，俄羅斯可能重新加入國際體系。這一點最後展示了他青年時就開始開展的畢生研究：各大國終歸是要走向「協奏」的（Concerto of Powers）。一個地緣上舉足輕重的大國不能也不應長期游離於國際體系之外。
從國際的世界到全球的世界，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2023年11月29日）的世界觀經歷了百年的演化。作為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基辛格與20世紀後期以來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應對息息相關。本文著重研究基辛格的「全球」和「全球化」角度，以發現此前被忽視的基辛格全球觀。
基辛格一生著作等身，真正理解他的著述頗有難度，研究基辛格需要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1945年，基辛格時年21歲，核武器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聯合國成立——世界進入「全球時代」（The Global Age）。1947年起，美蘇冷戰持續近40餘年，成為全球時代的一個最大特徵。冷戰成就了基辛格，使他的專業有了「用武之地」。事實上，基辛格的崛起是冷戰的產物，他是冷戰最重要的一個相關者。20世紀80年代初，基辛格離開美國政府後不久，比「全球」更進一步的「全球化」概念在美國等地誕生。全球化概念改變了基辛格的世界觀。所以，基辛格的個人全球時代可以分為兩段：一段是沒有全球化概念的「全球時代」，一段是包含全球化概念的「全球化時代」。以往關於基辛格的評論和最近回憶基辛格的各種文章，多數不怎麼強調全球和全球化角度。然而，基辛格是最為典型的一個全球人物，故本文嘗試從全球和全球化兩個角度簡談基辛格。
基辛格與他的「政治家精神」
1950年，27歲的基辛格在美國哈佛大學完成了他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為《歷史的意義：對斯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的反思》（The Meaning of History: Reflections on Spengler，Toynbee，and Kant）。這樣的題目，超出了一般哲學系或歷史系本科生的駕馭能力，可見基辛格年輕時非凡的學術抱負。這篇論文被譽為哈佛（史上）篇幅最長的本科論文。隨後，基辛格一鼓作氣，分別於1951年和1954年順利拿下文學碩士（MA）和哲學博士（PhD）兩個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為《和平、合法和平衡：對卡斯爾雷和梅特涅的政治家精神的一項研究》（Peace，Legitimacy，and the Equilibrium: A Study of the Statesmanship of Castlereagh and Metternich)。筆者在這裡把「the Statesmanship」翻譯為「政治家精神」，是因為基辛格一般被褒揚為「政治家」。有人把政治家和政客混為一談，認為基辛格是政客——這是一個誤解。政客在美國等國家是一種職業，是中性詞。基辛格沒有當選為國會議員等職，也沒有競選過總統，談不上是政客。
事實上，基辛格是一位政治家（Statesman），具有政治家精神，19世紀傑出政治家梅特涅等人是他的楷模。基辛格「從政」的雄心在其博士論文中便得以顯露。該論文從各個學科角度討論增進世界和平和避免戰爭的相關議題，獲得了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獎並於1957年出版。要知道，當年並不是數字時代，出書並非易事。出版的論文與1954年獲獎的博士論文在題目和內容上均有所不同。基辛格把用於出版的書名改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雷與和平問題，1812-1822》（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1812-1822），著作內容完全是關於19世紀歐洲的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和世界和平（Universal Peace）的重建。博士論文的巨大成功使基辛格躋身一流學術界。無論是否身在大學或智庫，基辛格都是終生學者。蘇格蘭裔美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基辛格正式聘請的傳記作者之一，他稱基辛格為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外交政策理論家。
如果說「全球化」概念的誕生標誌著嚴格的全球化時代的開啟，那麼20世紀80年代以來到2023年，基辛格經歷了40年的全球化之興衰。我們能夠很容易地發現基辛格對全球化問題的深入思考。進入21世紀，關於全球化的大辯論（The Globalization Debate）在政策上十分激烈，參與者很多是來自全球的重量級人物。基辛格也是全球化大辯論的重要一員。基辛格以他的親身經歷指出，儘管不少人追溯全球化的古代起源，全球化卻是前所未有的，當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化時代」（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基於全球化的當代性與歷史的鮮明對比，基辛格認識到了全球化的創新性——「當代世界最具革命性的方面是全球化」（the most revolutionary aspect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和他的同代人一樣，基辛格有時習慣性地把全球化歸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全球性問題（包括人口爆炸、核武器擴散、氣候變化等）之一。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基辛格在2008年的《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文。基辛格著述中以全球化為題的文章很少。我們知道，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模仿精神分析創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文明和對文明的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文，在2003年出版了《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影響廣泛。斯蒂格利茨分別在美國克林頓政府和世界銀行工作過。基辛格也以《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為題撰文，說明基辛格是讀過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和對全球化的不滿》的。今天，在美國等地，「對全球化的不滿」更是熱門話題。
基辛格參與和影響全球化大辯論的一個途徑是在一些重要的全球論壇發言。1980年，基辛格第一次參加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年會，那時世界經濟論壇已經在歐洲和跨大西洋地區小有名氣。論壇是一種會議產業，在瑞士等歐洲國家有著數不清的類似模式，但大獲成功的論壇如世界經濟論壇，屈指可數。即便是在冷戰最嚴峻的20世紀80年代初，基辛格也認為「我們現在已經處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時代」（We are in an age of global-interdependence）。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關係理論作為一門學科在基辛格的母校哈佛大學誕生（儘管該學科當時主要是「一門美國社會科學」，在其他國家尚不存在這樣的學科）。兩位年輕的政治學家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eph Nye）於1977年出版了他們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一書。這本書標誌著「相互依存」國際關係理論的誕生。在達沃斯的講話說明了「相互依存」理論對基辛格的影響。基辛格這樣的老派「現實主義者」，居然也在說著「自由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常掛在嘴邊的「相互依存」話語。其實，基辛格本人不願意別人把他標籤為「現實主義者」。
基辛格最後參加的一場世界經濟論壇是在2023年1月17日，也是受邀作視頻發言。他認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結束後，俄羅斯可能重新加入國際體系。這一點最後展示了他青年時就開始開展的畢生研究：各大國終歸是要走向「協奏」的（Concerto of Powers）。一個地緣上舉足輕重的大國不能也不應長期游離於國際體系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