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充滿環境危機的世界中，有一位環保科學家，用自己40多年的科研經驗，創造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產業──將微藻（microalgae）打造成“吸碳神器”的生物科技。何建宗教授是香港極地研究中心創辦人，退休後花了幾百萬元開設香港首個北極科研站、造訪南北極達20次。60歲組隊創業，科學家是怎樣看金錢世界？又是如何發展“碳金融”？
中大山水是搖籃
“我讀中文大學生物系時很快樂，中大環境優美，能遠望八仙嶺、吐露港，花草樹木在陽光白雲下綻放，使我熱愛大自然。我是新亞書院宿生，教授常說‘天人合一’的哲學。現在回想，其實與環境科學是很吻合的。生態學，正是建立天地人之間的和諧的科學。
我原以為微藻是有害物，水受污染才有微藻。當人人都說它有害，我反思，可否從有利的角度看待它？我愈研究，愈沉迷，結果我愛上研究微藻，決心將它發展為淨化污染的工具，於是我一直投身環境生物學行業。”
“下崗變下海 ”
何建宗在中大畢業後，負笈英國索爾福德大學（University of Salford）攻讀碩士課程，研究環境資源。後來他加入政府環保署工作10年，並以兼讀方式，於1991年在港大取得（植物學系）哲學博士學位，然後在大專院校從事教育27年。他專門研究環境科學、水資源、海洋生態、浮游植物、微藻等學術領域。
何教授孜孜不倦研究微藻40多年，除了研究它的害處，亦學會欣賞它的好處。“顯微鏡下，它的組織和結構是非常美妙，是大自然巧奪天工的作品。其實污染一詞是很主觀的，當紅潮災害發生，污染物多，殺死海洋生物，損害經濟，我們就覺得它是有害。但做科學家應該要有創意思維，我嘗試把微藻放在魚床河溪，加入蛋白質開發成為魚的飼料，微藻就變得有用了。
環境問題要由心做起，同一樣物質的好壞，在乎我們如何應用、評價它。我覺得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我們回收它，它便是揾錢的工具；我們隨便掉棄它，它便是無用。一個銀幣有兩面，我們做科學就是這個精神。”
“原本到了60歲就想退休，豈料退而不休，眼見地球嚴峻的氣候危機，我就想，可否應用研究微藻40多年的經驗解決問題呢？原本下崗，卻變為下海，開始創業。一方面希望將40年科研成果應用於世界，另一方面希望實踐生命傳承，將所思所學和環保使命傳給年輕人。”
科學家踏足商業世界
憑一腔熱懷創業，可是理想與現實是有差距的，何教授明白教學和創業是兩個世界。
“先說金錢，教書時薪酬增長穩固，工作文化是求真求知為本；創業最艱難的是，社會以利益為先，團隊以你為首，每個月等你出糧，相當有壓力！但我知道教學和創業兩者沒有衝突，只是要花心思結合。”
“其實做生意最重要是可持續發展，在獲得投資回報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回饋社會。環保產業如是，我們對世界和社會都有公益責任。經濟、社會、環境三位一體，這是我的創業精神，從而推動可持續發展。”
何教授目標是公司在5年內上市，“我想將賺來的錢應用在社會上，在企業擴張的同時，增加我們對世界的影響力。地球環境污染問題、社會貧富懸殊問題、香港缺乏社會生產力問題、年輕人對前景迷惘問題，我作為一個學者、教育家和科學家，義不容辭去解決這些問題。
老實說，以我這個年紀創業，真的並非為了發大財。我只有一腔熱情，希望扶助年輕人，在創業的路上持續地發展。”
“我們互相投資 ”
跨學科、跨世代，是何教授的團隊特色，由“Z世代”千禧一族到60後，成員背景來自科技、金融、商業管理、能源工程界。
問及他們怎樣看何教授，何教授隨即笑言：“給個機會你們罵我！”弄得大家哄堂大笑。可見他們的相處，就是如此融洽可親。
何教授相信，一個創業團隊，最重要的是大家“情投意合”，擁有同一個夢想，有困難便說出來，有快樂便分享。“我的特色是無所不談，天南地北，政治天文地理生物化學財經，都可以交流。我第二個特點是喜歡食，總是惦記順德美食，每次開會都去飲茶！我們出席活動，一起感受，擴大生活朋友圈，這樣對同事好，對公司將來發展亦好。我時常說要去南極、去北極、去行山、去旅行，同事亦一齊去，我們就像一家人。”
其中從事ESG基金多年的Nancy，分享她第一次與科學家合作的感受：“我十多年前做基金經理去上市公司講解ESG，他們會將我轉去其他部門，不斷叩門都沒有人關注。我很高興現時已經有很多人做環保，但仍然有很多‘green washing’，即是‘得把口講’，不是做實事減碳，達致circular economy（循環經濟）的效果。
何教授的項目與別的項目不同，原來科學可以做實事，正是可持續發展。透過產品造福世界，這亦是一個商機。微藻可以吃掉污染物，還可以產生好的可再生能源，例如bio fuel（生物燃料）、bio mass（生物質量）。世界就是好需要這個項目，於是我加入團隊。我們就要思考策略，如何連繫市場上的carbon credit（碳信用）需要。”
天時地利人和
“我在香港做創科，可謂‘吃盡苦頭’，申請基金四次也失敗而回。第一次申請時，可能創科氛圍不濃厚，政策未成熟，但竟然是提交一年後才告知不獲資助的結果，延誤了不少時間；第二次交齊數據和文件，又需要我證明申請項目在香港的實際用途；再三申請時，我取得政府部門支持信，他們拒絕我說：‘既然政府支持你，不如你直接去該部門爭取資金’；到第四次，經過所有審核，結果在公布結果前一天，基金方翻查紀錄發現我的公司是慈善團體，不屬於基金服務對象。”
好多事情是靠天時地利人和，我也不埋怨，只希望香港各界做得更好。後來我在中國內地獲得很大支持，經過專家組評審，他們積極在短時間內給我意見，不是把我轉去不同部門。內地實行電子化，一站式服務，一旦提交申請，七個部門一併審視，無論結果如何，需要在三星期內決定撥款與否。”
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回到家鄉佛山市提出水質改善專案，碰巧他們想要‘以水興城’，這是政府未來發展目標。在內地，我才明白鄉情是很重要的，他們覺得我可以為家鄉爭光，於是在香港做不到的事，在內地八個月就完成。
他們給我意見說：‘其實內地好多人亦懂得養藻的基本知識，將來就算你申請了專利，亦難防很多人進入市場與你競爭。但因為香港本身是一個品牌，而你是香港人，所以我們支持你，只不過你要拿出一個例證。’於是我回港開公司，做一個小型‘示範單位’，然後再走入內地市場。”
“芝麻包 ”的創業領受
“香港創科的定位，就像芝麻包，我們不能靠一粒芝麻吃飽，但一個麵包沒有芝麻就不是芝麻包了。”
何教授認為，香港創科是不能夠離開廣大的全國市場的，“香港做創科是投資大、成本高、市場小，但是香港的優勢是有人才、有活力、有國際視野、財金關係。舉個例子，以微藻淨化污水，香港可能只有1、2百畝的魚塘，但在中國順德區，就有數以萬畝的魚塘，何況整個內地？如果你做到這單生意，你不用憂柴憂米了。”
“今時今日，好多年輕人的焦慮和憤怒，關鍵在於未能超越深圳河的邊界。地理條件上，我們居住環境狹窄，生意沒有很多，放假可去的地方也局限。內地對香港青年人、創業者提供很多特殊優惠，在香港要住簡約公屋，但深圳為吸納人才會提供‘人才房屋’，以便宜租金享受香港中產階級的生活。雖然工資表面上不高，但實際生活質素是超越香港的。”
來源：灼見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