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龍
維護國安條例終於塵埃落定，歷經26年延宕香港終於完成肩負的憲制責任，市民長舒了一口鬱氣，社會上一片歡騰，特首李家超形容這是歷史時刻、是驕傲時刻，自言完成了歷史使命，不負中央所託，不負國家信任，“我們可以昂首闊步，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力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是的，香港已蹉跎了太多歲月，錯失了太多機遇，拼經濟謀發展同樣需要爭分奪秒日夜兼程，為市民惠民生添幸福同樣是刻不容緩“早一日得一日”。
維護國安條例拖延了這麽久，顯然不能簡單歸咎於哪一屆政府或者哪一個個人，整個社會每一個市民每一個持份者都有責任，但作為“港人治港”、700萬香港人的領航者和帶路人，歷屆執政的特區政府官員，應該要好好反思一下，為什麽基本法白紙黑字的立法要求，經過26年的漫長時光以及不同時期多位中央官員的督促提醒下都毫無寸進，而在2024年的春天，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就飛速完成？思考這個問題，不光關係到政府在前幾年社會動蕩事件中有沒有吸取教訓，還關係到今後香港能否真正從“由亂到治”向“由治及興”順利轉變。
民主是一把雙刃劍，事實證明過度的民主就等於混亂，放在哪一個社會發展階段都是如此。試問03年上街的市民，有多少是真為了維護國安立法而上街？又有多少認識到條文對於國家安全的意義？無知者無畏，真正的風險往往來自於看不到風險，災難的種子往往就在衆人看不到的地方悄悄種下。而在第一次推行立法失敗之後，政府應該在教育、宣傳、解説等多方面繼續努力，就算不能立即立法也可以為立法創造更多的條件和機會，而不是自此視立法為禁忌，一拖就是二十幾年。普通市民的認知不夠覺悟不高可以理解，作為社會的精英，特區政府的管治者，應該高瞻遠矚，目光超前，看到問題的存在並分清主次，引導並帶領市民共同實現政策的完成。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賦予了特區政府的管治主體身份，也要求了特區政府管制團隊以“主人翁”的心態來治理香港。但從維護國安條例延宕曲折的歷程來看，歷屆政府本可扮演更積極，更主動的角色，而不是能躲就躲，能避就避。
引申到接下來的由治及興階段，政府強調的是拼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每一樣都是刻不容緩，十萬火急，同樣需要政府以維護國安條例的速度和魄力，全力統籌，全速推進。自回歸以來，香港歷經98年金融風暴、03年沙士疫情、08年金融危機、14年佔中運動、19年黑暴運動以及三年新冠疫情，香港經濟社會各方面發展停滯，與內地及其他地區蓬勃發展形成鮮明對比，市民獲得感，幸福感屢創新低，而在國家及中央一次又一次的惠港挺港政策支持下，香港政府及市民隱隱形成一種等、靠、要的習慣和心態，每當遇到困難和危機時，總是盼望國家的支持和幫助，而不是從自身出發查找問題，解決問題。自英殖時期以來，香港從一個落後的小漁村一步一步發展到國際繁華大都市，靠的不是英國的銀彈和好政策支持，而是香港人刻苦耐勞，敢闖敢拼的“獅子山精神”；無論順境逆境，永不放棄的“香港仔精神”。如今，在全球經濟面對重大挑戰的情況下，香港也面臨著一些困難，產業結構亟待調整、發展動能嚴重不足、人口老化日趨嚴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的一些獨特地位和優勢有所削弱、被外國敵對勢力針對、抹黑、和攻訐越來越頻繁，導致很多人對香港的前途感到迷茫和擔憂。但是，真正的強者從不抱怨環境，而是努力適應環境、改變環境、創造環境，就像一代又一代老香港人一樣，一步一個腳印，靠自己勤勞的雙手改變命運。
作為特區政府，特別要敢於查找問題、正視問題，具體體現在敢擔當，敢負責。安居才能樂業，香港的居住問題是當前最重要的民生問題，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多位中央官員都曾表示過關注，相信包括本屆政府也看在眼裏，急在心裏，但面對“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著力破解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的難題，就是推來擋去在原地打轉，繞來繞去戳不到要害，想來想去下不了決心，始終過不了自己這一關，踏不出自己這一步，結果就是做不到刀口向內，斬不斷盤根錯節的利益，做不到刮骨療毒。目前社會相對平靜，政治爭拗絕跡，“由亂及治”向“由治及興”的轉換檔口，正是千載難逢的改革時機啊！
當然，改革需要時間，改革也會帶來陣痛。正如2002年朱鎔基總理訪港時勉勵香港所説的：“香港困局有其歷史成因，在繁榮的景象中間也累積了泡沫，在成功的喜悅中間也埋下了隱憂，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就暴露出來了”，“經濟復蘇要靠產業結構的調整，不是那麼容易，需要緩衝時間。”這些話放在22年後今天的香港，依然如此貼切，依然如此令人振聾發聵，希望現屆特區政府，放棄26年以來對待維護國安條例的態度，用2024年對待維護國安條例的速度和魄力來對待往後的由治及興工作，帶領香港衝出迷霧，再創高峰。
（作者係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