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香港      李以建

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鏞）先生的小說已經有多種語言版本問世，遍及全球，但他的其他作品，仍有大部分尚未結集成書出版。今年是金庸先生的百年誕辰，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了金庸先生秘書李以建先生編選的《金庸影話》《金庸學佛》《金庸隨筆》《金庸譯作》四本書，本文係李以建先生為《金庸隨筆》所撰的編者語，如其所言，“收錄編選於《金庸隨筆》的文章，雖僅為涓流之點滴，卻希冀以此為引，激發讀者和研究者的興趣，進一步去發掘和探究龐大的金庸世界的深層奧秘”。本刊獲作者授權發表，原文標題有修改。

武俠大師的“另一半功夫”

2018年，筆者應《北京青年報》副刊版負責人之約，為紀念金庸先生撰寫文章，該報十分慷慨，以整版的篇幅登載拙作。收到報紙時發覺，原本平平無奇的題目被改為〈金庸的功夫，世人只識得一半〉，頓然令整篇文章生輝。事後才知這畫龍點睛的神來之筆，乃出於同窗共讀的學長陳徒手兄。

確實，金庸除了十五部小說名聞天下，廣受海內外華人推崇，其他的作品卻一直掩藏在歷史的塵封之中。我為編選《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  金庸卷》而撰寫的〈導讀：金庸的話語世界〉中曾談到，“時至今日，從官方到民間，從海內外的華人擴展到各國外籍的讀者，金庸小說可謂家喻戶曉；從學術研究的刊物到中小學授課的課本，金庸小說的閱讀和研究成為一門顯學。然而，金庸的社評卻尚未全部結集成書出版，仍鮮有人論及，更不用說他以諸多筆名撰寫的文藝批評、時評政論、專欄文章，以及翻譯著作和學術論文，這些都尚處於隱學階段”。

筆者有幸於金庸生前親聆教誨，在其親自指導下負責查閱收集並編輯他的文章和著作。金庸先生辭世後至今，這項工作仍在持續地進行。除了當年在報紙上刊發的武俠小說連載外，金庸早期曾翻譯英文著作，為報刊撰寫影評專欄、文藝批評，創作電影劇本及歌詞。創辦《明報》後則負責撰寫社評、“明窗小札”專欄文章、“自由談”及時評政論；其間同時還從事翻譯，乃至撰寫學術論文，而且這些各個不同的創作都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還不包括他應約為其他報刊雜誌撰寫的文章，以及各種場合的演講等等。縱觀金庸的作品，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堪稱一絕。如果說，金庸的小說是浮現在海面上冰山的雄偉壯麗一角；那麼，金庸的社評、政論、隨筆、散文等創作則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堅實厚重部份，二者是無法截然分割的一體，共同構成了金庸世界的寶藏。

“金學”拾遺：讀不完的金庸

金庸的小說已經有多種語言版本問世，遍及全球，但金庸的其他作品，仍有大部分尚未結集成書出版。目前，已經出版的有：明河社的《金庸散文》和《明窗小札．1963、1964》（上）（下）四冊；天地圖書的《金庸散文集》和《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  金庸卷》；廣州朗聲圖書有限公司的《明窗小札．1963、1964、1965》（上）（下）六冊，以及尚待出版的1966、1967、1968年的五冊。即使加上此次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同時出版的《金庸影話》《金庸學佛》《金庸隨筆》《金庸譯作》這四本書，應該還不及金庸先生小說之外的作品的四分之一。限於篇幅，收錄編選於《金庸隨筆》的文章，雖僅為涓流之點滴，卻希冀以此為引，激發讀者和研究者的興趣，進一步去發掘和探究龐大的金庸世界的深層奧秘。

解釋一下書名。之所以稱為“隨筆”，因為金庸先生長期從事新聞事業，為報紙刊物撰稿，因此留下千字左右的短文特別多，用浩瀚二字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其中有的略長，分數期在特定的專欄上發表，但絕大多數都是獨立成篇。除了特定的專欄，如影話、影談、“明窗小札”專欄等的內容較為歸一、焦點集中，其餘的則信筆寫來，隨意而發，如天馬行空，不受拘束。內容方面更是上天入地，包羅萬有。從文學類別看，這些文章可以稱為散文、札記、雜文、特寫、隨筆，沒有嚴格的界限和區分。取用“隨筆”，一則通俗易懂，二則有容乃大，以便將眾多難以分門歸類的短文結集成書。此外，金庸先生撰寫短文使用的筆名頗多，收錄本書的文章均在目錄一一列明。金庸先生對寫作和文字，極為謹嚴縝密，幾近酷苛。他的眼中容不得絲毫的筆誤，且不說他自己的寫作，就連平時閱讀別人的書籍和文稿，一個標點符號的誤用都會立即被他用筆勾出，更不用說錯字錯句，他都是揮筆就改。金庸先生寫作時習慣使用五百格原稿紙，他留下的手稿，有的雖然修改處字跡密密麻麻，刪減添加不少，線條勾來勾去，但卻一點都不紊亂，一切都照編輯的慣例標指得清清楚楚，讀來毫無障礙。他書寫的文字和標點，嚴格遵守稿格的約束，筆畫清晰有力，從不飛龍走鳳似的亂塗。皆因他出身於編輯，受過編輯的專業訓練，具有編輯的道德，深知編輯的辛苦；無論面對他人的稿件，還是自己的作品，都一律嚴格要求，一絲不苟。有意思的是，他的文字敍述描寫，十分平白質樸，極少使用生僻的字眼；如果你用電腦打字，會發現可以打得非常快速，也非常順暢。

與此截然不同的是，金庸先生對自己的手稿，卻從不重視保留收存。現有所存手稿大多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起由歴任秘書負責保留的，至於1950至1970年代的，大部分都難以尋覓。原因之一，是當年他為《明報》撰稿時，由於其時使用鉛字印刷，金庸先生每天寫好文章，徑自交給排版工人處理，由他們按照文字挑選出每一個鉛字，排版印刷；可以想見，經由這些工人之手的手稿，當鉛字版排好送去付印時，那手稿已經揉皺到無法辨認，甚至殘缺破裂了，根本無法再收存保留。原因之二，是金庸先生對寫作十分投入，筆耕甚勤，但對於留存底稿，或是重新抄寫一遍，歷來都不太重視。即使是發表後，也很少做剪報保存。至於應約為其他報刊撰稿，他也是寫好稿就寄給對方，發表後，對方有心的會寄來刊載的報刊，無心的則音訊均杳，他也不追問。自從有了傳真機和複印機，經秘書的幫忙，金庸的手稿才略有保存。

金庸隨筆：讀史、悠遊、雜談、論政、議人生

本書收錄的隨筆，主要由五部分組成。

其一，金庸發表在《東南亞周刊》的“每週漫筆”的專欄文章。《東南亞周刊》是馬來西亞《南洋商報》和香港《明報》合作創辦的。每星期一期，隨報附送。為此，金庸在該刊開闢“每週漫談”專欄，大部分文章都是讀史筆記，談古論今，闡發開去。如〈談“才”與“德”〉（《東南亞周刊》，1963年，第二期），他贊成司馬光之說，認為“才與德都是到了完美境界的，那是‘聖人’，才與德都沒有的，那是‘愚人’，德比才強的是‘君子’，才比德強的人是‘小人’”。他以此來評價古代君王和現代政治人物，進而論國家和政黨的得失。再如〈“英”與“雄”不同〉（《東南亞周刊》，1963年，第十期），以魏人劉劭提出“聰明秀出稱為英，膽力過人稱為雄”的觀點來評析歷史人物，頗為獨到精闢。讀此文，再聯想到金庸小說中諸多人物，可辨其是英還是雄，誰才能稱得上真正的英雄。金庸對歷史情有獨鍾，且潛心研究，常有自己獨到的心得和與眾不同的看法。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創作的小說也是一種史實的虛構，即用虛構的筆墨來刻畫真實的歷史場景和人物，將事實和虛構相交融，闡釋世界，挖掘深層的人性。他最後撰寫的博士論文，更是名正言順的歷史領域的專業研究。

在這方面，影響金庸最深最遠的是世界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他在《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序言〈不曾識面早相知〉中，曾回憶自己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在上海西書店裡買到一本A.Toynbee（湯恩比）大著A Study of History（《歷史研究》）的節本，廢寢忘食地誦讀了四分之一後，登時猶如進入了一個從來沒有聽見過、見到過的瑰麗世界，料想劉姥姥初入大觀園，所見所聞亦不過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學問，這樣的見解。湯恩比根據豐富的史實而得出結論：‘世界上各個文明所以能存在、進而興旺發達，都是由於遇上了重大的挑戰而能成功應付。’我非常信服這項規律。”金庸到了香港之後，還利用業餘的時間著手翻譯這本書，最終因忙而擱置。他提到：“此後數十年中，凡是湯恩比的著作，只要能買的到、借的到的，一定拿來細讀，包括《文明受考驗》、《戰爭與文明》、《從東到西——環遊世界記》、《對死亡的關懷》等書，以及他與池田大作先生《對話錄》的英文本。”

金庸極為敬佩大史學家湯恩比“對於史學的貢獻，並不是對於某個國家、某個時代、或在某些特殊問題上作出十分重要的研究成就，而是對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分析出幾條普遍規律”。金庸認為，“中國向來對歷史家的要求是史學、史識、史筆，既要博學，又要有見識，文章又要寫得好，湯恩比可說三者具備。”饒有趣味的是，金庸在談及湯恩比“厚厚的十二卷《歷史研究》”時，不無感嘆地說，“相信從頭到尾讀過的人很少”，但我卻相信金庸自己曾完整地讀過。（〈大史學家湯恩比逝世〉，《明報》，1975年10月25日）

本書收錄的“每週漫筆”文章雖不多，卻可謂篇篇珠璣。從中不難看出，金庸力圖追求的史學、史實、史筆。

其二，金庸為《明報》撰寫的不定期的“旅遊寄簡”。金庸創辦《明報》伊始，就親自動筆撰寫每日的社評。間中每逢他需要外出參加各種活動，或世界性的報業聯合活動時，他會利用旅途或會議的間隙撰寫短文，以“金庸”之名作為“旅遊寄簡”發表。其中，有抵達異地的印象寫實，有狀寫當地的風土人情，有講述各種新鮮的體驗，有談論各地的見聞，等等。這些輕鬆、隨性的描寫和記敍，都是沿途所見所聞所思的實錄。

其三，選自金庸以“徐慧之”筆名，於1963年至1968年為《明報》撰寫的“明窗小札”專欄。“明窗小札”是每天一則的固定專欄，其時，金庸每天必須撰寫四篇到五篇文稿，固定的是：《明報》頭版的社評、武俠小說連載、翻譯外國政論，以及“明窗小札”；間中還有“自由談”的專稿；也就是說，金庸每天都要變換寫作的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從各自的角度去撰寫這些短文。有時評，有政論，有譯作，有綜述，有文學創作。每篇的寫法不同，筆法更有區別，由此可見金庸的用心良苦，亦可見他橫溢的才華。特別要指出，這不是偶爾出現於幾天內的連續寫作，也不是數周或數月的寫作，而是長達數年的不間斷的寫作，真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唯有金庸真正做到了，唯有金庸才能做到。

本書的編選主要取自1966年至1968年“明窗小札”的文章，剔除當年冷戰時代有關中美蘇三方的政爭論戰，僅收錄較為輕鬆恬靜、貼近生活、富有人文趣味的篇什，讓讀者遠離戰爭的火藥味和爾虞我詐的權鬥，享受精神上的悠遊。這些篇幅，有的一望標題，即可意會到其中的幽默詼諧；有的講述趣聞軼事，讀之令人莞爾一笑；有的則透着精靈古怪，極盡辛辣諷刺。

其四，以“金庸”之名，於1980年4至6月為台灣《中國時報》開闢的專欄“明窗短論”撰寫的文章。編者在開篇介紹說，金庸“在‘明窗短論’專欄裡，他將以一個報人的閱識、史家的眼光、學者的胸懷、作家的筆觸，為我們辨明社會、文化及國際間政治、經濟的種種問題，他的觀點也許與我們不同，但卻值得我們深思，他的微言，可能只是雲淡風輕，卻也足堪我們細品”。

誠如所言，“明窗短論”基本屬政論文章。富有針對性，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論之成理，足顯政治雄辯之才。尤其是觸及國際問題時，他視野開闊，高屋建瓴，觀點鮮明，直抒己見，不畏強權和固有成見，勇於批評不合理的政策，提出富有建設性的倡議。如〈社會有異 制度難同〉（《中國時報》，1980年5月13日），一針見血指出：“美國當局的決策人以及一切研究外交政策的人，都從一個假定出發：美國的民主自由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在於使世界各國都實施美國的民主自由制度”。而事實上，“任何國家民族都有不同的歷史傳統、經濟背景、社會結構、人民的教育水準、宗教信仰等等。美國那一套決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如果說，金庸當年尖銳指出問題的所在；那麽，時至今日，他的觀點依然經得起歷史和事實的考驗。

其五，散見於其他報刊雜誌上的文章，均首次收錄書中。“談藝論政議人生”，其意即去繁化簡，用來概括文章的大意。

談藝可分為二：一是金庸對自己作品的闡釋，即創作談；一是金庸對武俠小說和電影的評價。前者，如以林歡筆名撰寫的〈關於《絕代佳人》〉（《新晚報》，1953年9月19日）；以金庸之名寫的〈漫談《書劍恩仇錄》〉（《新晚報》，1955年10月5日）；還有談小說《碧血劍》《射雕英雄傳》《雪山飛狐》，以及對小說的“增刪改寫”。後者，如〈談批評武俠小說的標準〉（《新晚報》，1957年10月5日）；〈對武俠片的期望〉（《中聯畫報》第58期，《峨嵋影片公司三週年紀念畫冊》，1961年5月），等等。這些文章都是研究和探討金庸的小說和創作的第一手資料，極具參考價值。

論政，有金庸應香港廉政公署刊物之約撰寫的〈貪污若再起，視之如大敵〉（《開拓人生路——百家聯寫》序，1998年）；〈廉政與法治〉(《筆動傳誠：德育文集》，2016年），足顯金庸對香港的熱愛，以身作則的堂堂正氣。

議人生方面，〈來港前後〉是金庸初抵香港的感受；〈美好人生的兩大支柱〉即為善最樂和知足常樂，正是金庸畢生追求和踐行的人生信念。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4年4月號，文中圖片除署名外，均來自紫荊特刊《金庸圖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