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記者 馮琳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知道自己是誰，是從哪裡來的，要到哪裡去。”近期，國家文物局發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指出大約從距今約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從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可劃分為古國時代和王朝時代兩個時代，該時期的多處核心遺址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發現。

聚焦關鍵節點：

深化對中華文明整體認識

從2002年開始啟動預備性研究，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經走過了20多個春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與此同時，這一工程提出文明的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2023年12月，國家文物局發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據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介紹，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階段實施以來，進一步擴大了研究的時空範圍，圍繞遼寧建平牛河梁、山東章丘焦家遺址、浙江餘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陝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四川廣漢三星堆等二十九處核心遺址，在深化對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整體認識的同時，聚焦關鍵時間節點和重大事件，精心設計多學科綜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進展。

項目研究認為，可將中華大地從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劃分為古國時代和王朝時代兩個時代，其中古國時代可進一步細分為三個小階段。

古國時代的第一階段，大約為距今5,800至5,200年前後。以西遼河流域的牛河梁遺址為代表，考古發掘工作發現並確認該遺址第一地點是由9座台基構成的大型台基建築群，出土各類泥塑的著名的“女神廟”就坐落在其中一座台基上。這座台基規模宏大，目前的殘存高度在4.6米以上，這一發現對了解牛河梁第一地點的建築關係和祭祀性質意義重大。

古國時代第二階段，大約為距今5,200至4,300年前後。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開始衰落，而黃河中下游地區和長江中下遊地區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社會分化進一步凸顯，社會資源的調動能力加強。其中，焦家遺址新發現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城址，這是目前黃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新發現的高等級墓葬有多重棺槨和隨葬玉石陶禮器的制度化表現，是中華文明禮制物化表現形式的源頭之一。

古國時代的第三階段，大約為距今4,300至3,800年前後。長江中下游地區社會發展陷入停滯，中原和北方地區後來居上，開始新一輪的文明化發展，進而形成了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歴史趨勢，奠定了中國歴史發展的基礎。其中，2022年，在石峁遺址皇城台發現的轉角浮雕，為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築性質的判斷提供了關鍵性證據。陶寺遺址確認了一處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時期夯土建築基址，面積達6,500平方米，主殿總面積540餘平方米，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最大的單體夯土建築。

距今3,800年以後，進入王朝時代。以二里頭遺址和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進展。二里頭遺址中心區新發現多條道路和道路兩側的牆垣，暗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誌。三星堆遺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區的分布範圍和內部結構，新發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遺跡，出土文物12,000餘件（完整器2,300件）。

古國時代：

良渚遺址中期水壩發現數量增至約30條

大約從距今約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凌家灘、良渚和石峁遺址正是古國時代前後三個階段中心性遺址，也是當時最大的聚落遺址。

凌家灘遺址上發現迄今所知5,500年前後可以確認的最大規模聚落，兩重環壕圍住的面積有140萬平方米。2022年，考古人員在內環壕中間部位發掘一座大型紅燒土建築基址，長邊88米、短邊40米，占地面積3,400平方米，其下還有更早期的建築，表明該位置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居住房屋，在此居住的聚落等級很高。

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良渚遺址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中也收穫了新發現。擁有350多處遺址點的良渚時期遺址群可以分成早中晚三個時期，良渚早期遺址都是分布在C型盆地中部大雄山腳下和北面大遮山的山麓，到中期時候，良渚遺址群開始興建三大工程，包括水壩、莫角山台城和良渚古城城址。本期探源工程在此前發掘的基礎上又新近發現了20條水壩，將良渚遺址中期時候的水壩發現數量增加至30條左右。經過測年研究，表明良渚中期時候的30條水壩、莫角山台城以及良渚古城的城址都是統一規劃、短時期內營建的，說明良渚社會在該時期有重大變革。

石峁三重城址，核心位置叫做皇城台台城。本期探源工程圍繞皇城台台頂大台基開展工作，已完整揭露南護牆。皇城台護牆、城門和大台基的倒塌堆積中，出土了大量羊骨等食餘動物骨骼，壁畫殘片、筒瓦及板瓦等建築構件，海貝、象牙製品、漆器（漆皮）、絲織品等高等級遺物，以及陶、骨、石、玉、銅等各類遺物數萬件。新近發表了紡織品的研究成果，發現有苧麻和絲綢（家蠶而非柞蠶）織物，研究了紡織品用不同纖維的撚線方式和紡織物的紋樣。韓家圪旦石器和陶器的微痕和殘留物研究表明，單個房間內有釀酒、收穫穀物和加工織物纖維等多種經濟活動。

王朝時代：

二里頭遺址深化網格形結構城邑布局

王朝時代中，都邑性的二里頭遺址和地方性的三星堆遺址一直被公眾高度關注，探源工程對它們的考古研究也在持續展開。

二里頭遺址近期取得的最重要發現是深化了網格形結構的城邑布局。原來以為二里頭遺址街區的樣態是井字形的，新發現的多條道路和道路兩側的牆垣則把二里頭都城分為多個方正、規整的網格區域。考古專家認為，二里頭遺址不是一開始就有這些板塊形帶有圍牆的街區，而是先有路，在路兩邊築牆，然後在牆裡開始有人居住，不同小方格或小街區的功能很可能不一樣。傳世文獻中，《詩經》《尚書》《逸周書》等有很多周人在營建城市之前進行測量、規劃的記載，如今通過二里頭遺址的發現證明，在王朝形成的階段、在階級開始不斷強化的時代開始出現城市營建模式中的整體性布局和規劃。這意味著二里頭遺址吸納了之前歴史階段中人類發現的知識精華和認識精華，有了自己的發展。

在方格街區發現之外，二里頭遺址還發現了一些新的作坊。比如製陶作坊，這為三代手工業尤其製陶工藝在都城中如何布局、運作提供了非常好的例證。同時，二里頭遺址宮城區當中發現年代相對偏晚的製骨作坊。在二里頭遺址偏北處還發現有漆器作坊的跡象，這一跡象可能指向二里頭本身有可能自行生產漆器。

三星堆遺址新發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遺跡並出土了數量龐大的器物。測年結果顯示，三星堆遺址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時代，包括神獸、神面具等銅製器物和桑蠶紡織製品等。結合傳統考古學和數字技術，考古人員發現三星堆器物坑中的很多器物是可以跨坑拼合的，即把一件器物打碎後放在了不同坑裡邊，大概率指向了這些器物在埋藏時候可能是一次性的儀式行為。

多學科協同：

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要探源這些深藏於千年風沙瓦礫之下的遺跡遺物，光用眼睛看可不行，考古研究必然涉及數理化、天地生和農醫工等多學科技術方法。本期探源工程的另一大特點就是以中心性聚落遺址為核心，集中考古發掘、年代學、資源技術、環境與人類體質等多個角度對相關遺址開展綜合研究。

其中，年代學研究重點解決了石峁皇城台、內城、外城空間布局的年代問題，初步確定皇城台的始建時間不應早於公元前2,200年，最後廢棄的時間可能晚至公元前1,600年。針對山西碧村遺址的白灰地面運用了測年方法研究，填補了國內白灰面遺跡測年方法的空白。

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以及穩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協同研究，探討了重點區域穀物種類與種植業發展狀況、家畜馴養與動物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先民飲食與家畜飼養策略等。研究表明，距今7,000年以來，生業經濟反映出明顯的區域差異，並在文明化進程中有不同的演進模式。古代人群食性分析研究顯示，新石器晚期各區域文明中，尚未出現較為明顯的不同社會等級的取食結構差異。

此外，手工業生產的研究結果也可圈可點。研究發現，大約在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手工業生產技術發生了質變。玉器方面，二里頭文化中心區域突然集中出現璋、鉞、刀等大型玉兵器以及優質閃石玉製成的柄形飾等禮器，同時延續數千年的綠松石工藝突變，與青銅組合出現新型禮器。

多學科協同的理念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各核心遺址得以貫徹，系列年代樣品的獲取，古環境復原、遙感測繪、動植物遺存篩選（浮選）等，已成為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常態。實驗室分析技術與田野考古工作不斷融合，信息獲取水平大幅提升。同時，考古方艙和考古現場文物保護移動實驗室的應用，促進了田野考古與文物保護的緊密結合，也為未來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可行的發展方向。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4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