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兆佳

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時期，世界出現了兩個“國際秩序”，分別是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國際秩序”和美國領導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冷戰結束後，“自由國際秩序”“一枝獨秀”。美國不斷利用威逼、利誘和政權變更等手段將越來越多國家納入其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導致不少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衝突，並在一些國家製造政治動盪和發展艱難的苦況。不過，近十多年來，“自由國際秩序”卻出現了無以為繼的局面，原因包括越來越多國家認為它是一個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國際秩序，而美國自己又經常違反它所訂立並強制他人遵守的遊戲規則。比如，美國與其盟友在沒有聯合國授權下悍然在2003年侵略伊拉克、美國不斷挑戰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與決定。

從歷史角度看，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是全球政治格局發生“構造變化”（tectonic change）的重大事件，將以不同方式讓那個“自由國際秩序”最終走向徹底崩塌。諷刺的是，這兩場導致大量生命和財產喪失的災難都與美國錯誤的外交政策有關。

美西方不再佔有道德高地

首先，它們驗證了作為“自由國際秩序”的核心制度的聯合國在美國的刻意漠視和蔑視下，再難有效和有力擔當維護世界和平和國際秩序的組織。聯合國無法採取行動避免和結束俄烏戰爭，而美國又公然否決聯合國內絕大部分國家要求加沙地區停火的議案。當聯合國變成一個羸弱和失效的國際機構後，美國的單邊行動便越來越肆無忌憚，並失去國際社會的認同，連帶其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也不斷喪失認受性。

第二，在巴以衝突中，美國不但縱容，甚至提供軍事和外交上的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平民特別是婦女和兒童進行近乎種族滅絕和令人髮指的暴行。以色列在加沙的行為嚴重違反和嘲諷“自由國際秩序”所聲稱對人權和自由的尊重和對種族滅絕罪行的禁止。美國和其西方盟友對以色列的暴行視若無睹，與它們嚴厲指控和譴責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中犯下所謂“戰爭罪行”的立場大相徑庭。巴以衝突清晰暴露了美國和西方在道德上的僞善和雙重標準，對不涉及西方的人道災難的麻木不仁，已經引發了國際社會特別是全球南方的強烈不滿和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的徹底道德破產。換句話說，“自由國際秩序”在道德上已經無立錐之地。“自由國際秩序”將會不斷萎縮，其所宣示的價值觀又備受質疑。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亦將岌岌可危。

第三，俄烏戰爭證明了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在本質上的“排他性”、“擴張性”和“強制性”已經對世界和平構成明顯威脅。美國要求所有自願或被迫參與“自由國際秩序”的國家都要採納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模式與價值觀，拒絕接受其他政治和經濟模式與價值觀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美國主催的北約東擴可以理解為美國要通過圍堵俄羅斯、變更其政權、最終改變其政治和經濟體制，從而進一步在歐洲擴大“自由國際秩序”的一項戰略部署。俄烏戰爭的本質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俄羅斯爲了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自主的一項“防禦性”行動。既然“自由國際秩序”的不斷擴張已經引發了俄烏戰爭，而俄烏戰爭的規模更有可能擴大並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更大的威脅，則世界各國對於“自由國際秩序”的抗拒必會與日俱增。不少國家更非常擔憂美國爲了擴張其“自由國際秩序”而圍堵中國並引發禍及全球的中美大戰。“幸虧”美國在這場帶有“代理人戰爭”性質的俄烏戰爭中正在走向失敗，最低限度沒有成功的機會，這必將鼓舞更多國家以各種方式反抗“自由國際秩序”和其代表的美國霸權。

美將成世界進步的絆腳石

歷史將會證明，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是國際格局走向深刻變化的催化劑，是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和美國霸權走向崩塌的推手。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證明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不能為世界帶來和平、發展、公平和公義，反而反其道而行。當然，“自由國際秩序”仍有可能以某種方式存在，但其主要成員卻可能主要是美國和其部分西方盟友，其他國家則退出或者虛與委蛇。無疑，“自由國際秩序”崩塌後，世界將會在一段時間內出現一段“國際失序”（international disorder）的情況和由此而帶來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然而，過去一段時間不少非西方國家特別是中國已經開始積極和緊迫地探索“自由國際秩序”的替代品，並在一些區域嘗試建立和實施新的國際關係準則。“一帶一路”合作和金磚國家組織便是其中的表表者。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必將加快這方面工作的步伐，從而推進一個新的、更公平合理、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有利和尊重各國利益和需要的新國際秩序的誕生。中國倡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越來越得到非西方世界的重視，並有望成為建構新的國際秩序的理論指引。不過，必須清醒認識到，美西方不會對此坐視不理，更不會接受其世界霸權淪喪的歷史必然，因此將會是新國際秩序形成過程中的最大絆腳石。

本文轉自大公網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