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記者 楊晨

當前，人類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逐步帶來全球經濟結構的新變革。與此同時，中歐不同層級對話機制全面恢復，領導人會晤成功舉行，中國政府正式施行便利外籍人員來華5項措施，中歐雙邊關係企穩回升。然而另一方面，地緣政治衝突、全球經濟下行似乎又無不考驗著當下的國際關係與國際合作。中歐合作、外商來華投資、技術突破……站在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上，中國下一站將往何處去？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大都市，又可以在其中提供怎樣的動能？本刊邀請到國際著名諮詢公司羅蘭貝格（Roland Berger）全球管理委員會聯席總裁丹尼斯．戴璞（Denis Depoux）先生，結合他在華三十餘年工作、生活的所見所聞，與讀者分享他對上述問題的看法和見解。

發展、合作與競爭

記者：戴璞先生，您在中國生活、工作多年，見證了中國的發展變化。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些令您印象最深刻的片段嗎？

戴璞：自1993年至今，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的變化是巨大且驚人的。給我帶來最大衝擊的，莫過於“硬設施”和“軟實力”兩方面的發展。“硬設施”方面，基礎設施建設在這三十多年中的飛越著實令我驚歎，它完全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縮短了彼此間的距離，便利了人員與貨物的往來。再比如說通訊設施——1993年我初到深圳時，打一個電話到歐洲可是一項需要一整天的大工程，因為當時連結深圳與世界其他地方的電話線還遠遠不夠多。顯然，這樣的事情放在今天聽上去簡直不可思議，但這就是當時的情況，並且是不久前的情況。三十年的歲月，幾乎是我個人整個職業生涯的時光；於這個國家來說，它從一個基礎設施十分局限的地方蛻變為一個可以說擁有世界上最好基礎設施的國家。我想我在歐洲的同事們可能常常要羨慕我——當我身處往返於上海和北京的火車上時，我仍可以進行一場視頻會議。我不僅坐著高鐵，還用著幾乎不間斷的通訊系統。這只是許許多多例子當中的一個，仔細想一想你就會意識到這樣的成就多麼令人驚喜。

“軟實力”方面，這片土地上人民的機敏和務實使人頗受觸動。在這樣一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經濟體當中，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創業者，聽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但卻是真實發生著的。中國人民適應和利用新形勢、承擔創業風險、開展新業務的能力總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儘管這當中必然會有不同程度的成功和失敗。當下的經濟狀況較之前更為困難，但中國人民和中國經濟的未來仍然充滿希望。經濟發展必然會經歷低谷，未來也許還會更多——這是經濟發展的常態，任何地方都存在。然而，我依舊認為這種適應、對話、洞察機遇和承擔一定風險的“軟實力”是需要被珍視的，這也是中國經濟的一大特點。

記者：羅蘭貝格（Roland Berger）在華經營多年，幫助許多歐洲企業成功來華發展，獲得良好收益與回報。您認為中國在哪些方面對歐洲企業具有吸引力？

戴璞：首先，大多數在華跨國公司在過去幾十年中都獲得了巨大的成長和利潤。一部分公司確實經歷過倒退或困境，但總體來說，每一年中國歐盟商會發布的《商業信心調查》中都收錄了在華企業能夠擴展、盈利的數據（過去十五年我們也一直在參與開展這項調查）。盈利時多時少，但總體向好。世界上沒有多少市場能像中國市場這樣提供給企業長達多年的、連續不斷的增長和回報。

由於全球經濟增長放緩，這種情況正在減慢。與2022年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基數相對較低，但在世界其他國家經濟增長低於這一基數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有 5%的增長。換句話說，這種放緩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的特性。中國通常是大多數產品和服務會選擇的第一或第二大市場，也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一或第二大市場，從護膚品、奢侈品、汽車製造到技術工程服務，各個領域都是如此。這仍是一個巨大的、有吸引力的增長型市場。對於許多正在尋找發展機會的公司來說，中國經濟仍然蘊藏著行之有效的契機，這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中國市場是一個競爭非常激烈的市場。它是外國公司爭奪高端市場的地方。目前，本土企業的競爭也日益激烈，這意味著中國本土企業之間的競爭、以及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之間的競爭都將趨於激烈。許多中國公司已經在品質、產品和技術等方面進行了產業升級，可以在一些市場中與世界領先企業分庭抗禮。此種形勢可能會給企業帶來難題，但也正是這樣的市場環境才能夠推動生產流程 、生產成本和技術革新不斷迭代。一個簡單的道理：產品升級是市場競爭的產物。毫無競爭活力的市場不會激發創業者帶來最好的產品，也無法推動最有力的產業變革。中國一直是這樣一個適於企業進行“健身鍛煉”的環境。在這樣一個市場中，企業將一直處在運動狀態，不斷競爭與自我競爭——雖然困難，但同時也是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在我看來，這種狀況還會一直延續下去。

記者：當下世界經濟環境正在發生變化，您認為中國能為世界經濟、外資合作以及企業發展帶來什麼？日前，中國政府正式施行便利外籍人員來華五項措施，是否有助於吸引更多歐洲企業來華投資？

戴璞：是的，市場正在發生變化。過去許多外國公司在中國的定位具有典型的“雙重性”。首先，他們瞄準中國的高端市場，包括定製產品以及企業對企業產品。其次，他們充分利用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為全球市場服務。我認為第二點將仍然存在——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會是世界工廠，並且在工業現代化發展的基礎上，中國的生產力、競爭力和複雜程度都將不斷提高。

回到第一點，我認為在華外企將繼續在中國爭取高端市場，但會面臨與本土企業的競爭，這意味著更進一步的創新和生產力、以及企業定位和商業模式的轉變。變化會給一些外資企業在某些市場上的發揮帶來不確定性。過去二十年來，傳統的競爭優勢使他們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在汽車、化工、材料和機械行業；這種優勢在未來是否依然存在，我們尚且不清楚。隨著中國市場增速放緩，競爭日趨激烈，一些中國企業也渴望走出國門，他們不僅在中國、也會在跨國企業所在地與其展開競爭。毋庸置疑的是，在華跨國公司的業務格局正在發生變化，這就要求他們在業務模式和產品組合方面進行徹底轉型。不過如我前面所說，中國仍然是最大的市場，或者說是最大的市場之一。雖然增長放緩，但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中國也是一個成熟的市場，跨國公司可以在這裡推出最好的產品。地緣政治方面的制約性因素會帶來什麼結果還是個問號，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對大多數公司來說，繼續在中國展開商業競爭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事。

創新、共建與綠色生產力

記者：您認為在這樣一個創新驅動的大背景下，企業發展有哪些規律可循？您對中國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繼續擴大開放有什麼建議？請您預測中國經濟的下一個“風口”將會在哪裡？

戴璞：我認為有兩個主要驅動因素：一個是生產力，另一個是去碳化。過去，許多中國企業對生產力的關注程度可能不夠，發展本身佔去了大部分注意力。比起生產的成本、質量、效率，人們更多聚焦於對生產數量的關注。這種情況已經開始在工業現代化、自動化和數字化的驅動下發生轉變。中國“十三五”和“十四五”規劃也都提到了這一點。

如果我們觀察人均GDP（優於GDP絕對值的指標）數據，可以看到它是在持續增長著的。人均GDP的增長標誌著生產力的提高，這可以為企業帶來更高的利潤，並有望為員工和企業帶來更高的收入，進而帶來更多的消費——也就是增加了人們的可支配收入。無論如何，這是中國所需的一個強大的根本驅動力：創新驅動、效益驅動、持續改進和生產力生成。

這一過程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但目前已經處在加速狀態，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製造業在世界大停擺時展現出了其服務全球的能力。中國進行了大量的產能投資，大大提高了自動化程度，譬如在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塑膠製品、材料生產等領域。許多2020年的投資已於2021、2022年投產並帶來更加現代化的新產能和生產力效益。如今，由於全球經濟放緩導致出口下降，這些產能中可能有一部分處於閒置狀態。不過這個過程是周期性的，產能最終會恢復。這個階段需要一些時間，也會比較艱難，但最終會恢復。

第二個驅動力是去碳化，因為中國已承諾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中央政府規劃的推動下，已經出現了大量可再生能源基礎投資，為實現這一目標創造了條件。以煤炭為例，其在一次能源結構中的比例從2015年（十年前）的約 62-63%降至今天的56-57%，僅從數字來看變化似乎並不顯著，但這實際上意味著煤炭使用量的大幅縮減。這一變化還將持續進行並加速。目前，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去碳化運動還尚未開始和提速，因為沒有足夠的低碳電力能夠滿足這一要求。不過這場運動頗具前景，它帶來國家支持、國家財政和融資支持。去碳化將成為中國經濟創造財富和價值的源泉。

緊隨其後的便是消費回升。與其將消費理解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不如說它是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幾年前，許多官方說法都將消費和服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然而這種情況已經改變並且轉向了工業現代化和去碳化。我認為，與其說消費是財富的主要來源，不如說它是生產力提高的結果。消費需要金錢作為支撐，需要人民手中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這是一個完整的閉環。想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兩個辦法：增加收入或減少支出；前者由生產力驅動，後者由提高社會保障水準驅動（例如養老金制度）。所有這些都需要在消費回升之前實現。因此在我看來，不必過分擔心消費的波動、下降或持平。至少在未來幾年，當基本面回升到一個新的水平時，消費才會有所改善。

記者：您認為中歐之間就去碳化和社會保障兩方面有著怎樣的合作空間？

戴璞：我認為中國已經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戰斗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世界上85% 的太陽能電池板和組件、接近80%的風力渦輪機、35%-40%的電動汽車電池都是中國製造的，這樣的數據還有很多……我認為，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能夠像中國這樣，在如此大程度上助推自身去碳化進程和氣候績效的同時，也推動著世界上其他地方在氣候方面的表現。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從商業角度看，貿易和投資的壁壘自然是越少越好。合作與全球化始終是一個積極因素，但目前也存在著圍繞減少依賴性和航運碳足跡方面的一些不利因素。譬如說在中國生產電池並將其運往歐洲可能不是一個好主意，因為運輸中會產生大量的碳排放。更好的做法是能夠讓中國公司在歐洲本土進行投資投產，這也是目前的發展趨勢。

說到地緣政治所引發的緊張局勢，事實上追求經濟主權的趨向一直無處不在，中國也不例外。如今，美國、歐洲和許多其他國家已經意識到並開始避免在戰略供應方面過於依賴單一經濟體——這是從新冠疫情中吸取的一個重大教訓。當人們需要口罩、個人防護用品、藥品時，單一的物資供應源（譬如藥品來自中國和印度）會導致人們暴露在危險之中。這並不是說中國和印度的公司沒有供應能力，而是會涉及到跨越半個地球的海運供應路線。近來由於阿拉伯半島的局部戰爭，整個中東至亞洲、亞洲至歐洲或美洲的水運交通都受到了威脅。企業和國家都應該正視這個問題，確保能夠通過管理減少依賴性。

氣候問題上的表現和物流運輸的瓶頸帶來合理的約束，使各國都希望能夠將遠程生產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也就是說，在離岸生產的驅動下，全球化的整體布局已然改變。歐洲可以努力減少依賴性，同時通過與各方合作來平衡供給。因此，我贊成歐洲繼續敞開懷抱，努力從新的團隊中受益，實現供給多樣化。

最後，我並不一定支持大家都在談論的“去風險化”。當你減少一種形式的風險時，勢必會增加另一種形式的風險。這就好比做個人儲蓄管理——你需要的是分散投資——比如三分之一作現金儲蓄、三分之一作房產投資、三分之一作股票投資，而不是把所有資產從一處轉移到另一處。

記者：您認為“一帶一路”倡議能夠為氣候問題帶來哪些新的機遇？

戴璞：“一帶一路”倡議和氣候問題之間的關係尚未確定，因為倡議在設計和提出之初時，氣候問題還未成為全球性的關鍵目標。

到目前為止，倡議還需要更多去碳化方面的內容；不過顯而易見的是，去碳化已經越來越受到重視。我認為中國政府已經在引導企業停止建設煤電廠，否則這實際上能在“一帶一路”沿途帶來眾多機會。這是“一帶一路”倡議基於新的發展目標調整業務模式的一個示範。

除此之外，一切能夠推動互聯互通建設的往來都有助於國家間關於氣候績效理念進行對話和交流。從某種程度來說，在保持獨立投資和審慎貿易的基礎上，通過“一帶一路”與中國經濟相聯通的新興經濟體是最有可能跟隨中國去碳化腳步的。

香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地

記者：您會考慮在香港開拓業務和投資嗎？您認為香港和歐洲在哪些領域可以發揮各自優勢，攜手共進？

戴璞：我們在香港設有辦事處。實際上，我們正在擴大在港職能，因為香港是整個地區範圍內（不僅是香港本地，還包括整個亞洲）相當一部分客戶的集散樞紐。不少公司（至少從北亞至印度）的總部或地區辦事處都設在香港，因此我們非常有必要配合客戶的此種設置，將香港作為為客戶和內部團隊提供服務的交流中心。

另一方面，香港與中國內地也有一些協同作用。至少在金融方面，一些客戶選擇使用離岸金融資源開展他們的海外業務。此外，許多客戶都選擇利用他們在香港的公司開展業務，包括一些中國內地的國有企業。我們仍然將這個超級大都市視為一個聯通各方的門戶，尤其是與內地的聯通。好比我們會在北京、上海等內地城市直接開展業務，也會在客戶所在地展開運營。香港更像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交流交互的中心。我們仍然認為香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地，無論是對香港本身還是對粵港澳大灣區來說都是如此。順便一提，我們在廣州和深圳也有相當多項目和客戶，香港是我們在大灣區開展業務的三四個主要城市之一。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4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