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鳴

上周一至五（8至12日），在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劉賜貴帶領下，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發揮港澳在我國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的作用”調研組在香港、澳門調研，委員們深入兩地政府部門、主要社團、金融機構、高等院校、中資企業等調查研究；此前的3月31日至4月3日，劉賜貴主任還帶領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的調研組，調研了浙江省溫州市、舟山市、寧波市，委員們聚焦當地經濟發展的熱點、難點，與在浙投資興業的部分港澳企業家、國有企業、政府部門等相關人士進行了深入交流。筆者作為調研組成員，全程參加了在浙江和香港的調研。

當下，內地正在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快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香港可以發揮甚麼作用？筆者認為，香港在以下幾個方面大有可為。

資本“大通道” 聯通兩個市場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開放度較高，資本流動自由，外滙管制相對較少。此外，香港與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有著緊密的聯繫，為投資者提供了廣闊的投資機會。相比之下，內地的金融市場開放度較低，外滙管制較為嚴格，對投資者的資金流動造成一定的影響。

此次調研組在香港有一項重要的交流，就是與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政制與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等10多位政府主要官員座談交流。雙方充分認識到，香港與內地金融市場的差異性，決定了內地要打通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離不開香港的“金融力量”。目前，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是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在內地高水平對外開放中，香港完全可以發揮好資本“大通道”的作用，因為香港金融業擁有3個明顯優勢：

其一，金融產品豐富。香港金融市場擁有開放體系、嚴格的監管制度，金融產品涵蓋股票、債券、基金等很多產品，可為人們提供多種投資選擇。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正在打造國際綠色科技及金融中心，內地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香港可為內地相關行業和企業提供更多支持。

其二，融資成本低。香港的法治化水平較高，違約必然付出高昂的代價，因此違約率低，在香港融資的風險小；同時，香港的利率低，基準利率只有2.25%左右；企業在香港上市周期較短、手續簡單，辦理金融業務非常方便。

其三，法律認受性高。香港是國家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更容易被國際投資人、監管機構和交易所理解和接受，有助企業建立更好的國際融資平台，優化收購兼並交易結構。

最近，美國財長耶倫（Janet Yellen）訪華，指摘中國新能源產業所謂“產能過剩”，稱“中國的產能過剩打亂了全球價格和生產模式，損害美國企業和工人的利益”。美國還試圖聯合歐洲國家一起對中國的出口“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發難。

在浙江三地的調研中，一些企業反映，由於美國這種“貿易雙標”的做法，妨害了一些科技創新型企業的發展。過去中國輸美產品科技含量不高，美國指摘中國污染環境、破壞資源、侵犯人權；現在，中國輸美產品科技含量高了，且新能源產品的推廣使用，將大大降低全球碳排放，是好事情，美國卻找出新的理由指摘中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此事提醒我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打壓已經“常態化”；在美國的策動下，某些國家也會加入這一行列，呈現“幫派化”；這給中國貿易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是長期的。

貿易“中轉站” 帶來3大好處

對此，香港可以發揮貿易“中轉站”的作用，這個“中轉站”至少可以為內地企業帶來如下好處：

其一，規避貿易壁壘。香港作為獨立的關稅區，得到了全球諸多經濟體的認可，且香港加入的一些國際經貿組織，內地沒有加入。國內企業向一些發達國家出口產品時，通常會遇到反傾銷、反補貼、綠色壁壘、技術性壁壘等限制，而香港公司作為離岸公司，與內地企業採取三角貿易方式，可以規避貿易壁壘及限制政策。

其二，幫助內地企業獲得自由進出口權。香港公司可通過收購內地生產企業的資產或股權進行資本運作，或者與國內生產企業成立三資企業，使得國內生產企業擁有進出口權，這樣可獲得更大的利潤空間。

其三，實現外滙資金自由調撥。內地實行外滙管制政策，而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心，外滙可自由收付、兌換，內地企業在香港註冊，使用外滙更加方便。

今年全國兩會以來，“加快新質生產力發展”成為熱詞，各地都在尋找突破點。“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方面，調研組在香港政府部門、中資企業、西九文化區、港交所、理工大學等調研中，深刻認識到香港擁有3大優勢，可成為內地科技創新的“助推器”。

科創“助推器” 擁有3大優勢

第一，香港在部分領域擁有很強的科研實力，可為內地提供資源支撑。香港擁有5間全球百強大學；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S）最新“2024世界大學學科排名”近日出爐，香港位列全球前20名的學科數目，由去年12科增至今年15科；香港9間院校共有204科上榜，比去年多26科，當中多達91科（45%）排名上升。香港的科研實力由此可見一斑。在助力內地科技創新中，一方面香港可與內地建立合作機制，聯手進行科技創新；另一方面，香港可利用與世界頂級大學的合作平台整合資源，助力內地科技創新。

第二，香港擁有優越的創新環境，可為內地提供平台支撑。香港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健全的市場經濟機制和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連續28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是適合創新的地方；香港金融科技發展迅速，至今已發出8個虛擬銀行牌照，在香港數碼港滙聚了350家金融科技企業，可為科技創新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先行先試”的政策優勢，粵港澳3地可攜手進行制度創新，可拆除“籬笆”，共建科技創新平台。

第三，香港是吸引國際科技人才的“強磁場”，可為內地提供人才支撑。香港實行“兩文三語”，英文也是香港的官方語言並被廣泛使用，對外交流便利；香港文化多元，擁有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具有“文化聯通”的優勢；香港在經貿、科技、金融等領域的國際合作廣泛，熟悉國際市場的規則；香港交通便捷，到世界各地的航綫密集。這些優勢，使香港可吸引國際頂尖人才來港工作生活，並成為內地引進人才的“蓄水池”。

劉賜貴主任帶領調研組，在3地召開了多場座談會。與會人士紛紛表示，香港是一座“國際城市”，完全可以利用這個國際大舞台，在內地高水平開放中扮演好以下4個角色：

國際“大舞台” 扮好4個角色

其一，國際品牌的“培育基地”。香港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和世界認可的機制，對於知識產權保護十分有利；在香港進行品牌推廣的費用低、消費者認受度高。香港可幫助內地企業提升品牌影響力，打造國際品牌。

其二，知識產權的“交易市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3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位列第二名，這是該集群連續4年位列世界第二名。目前，香港正在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中國內地是全球最大的專利、商標及外觀設計申請來源地，但知識產權交易量不大。香港可做兩件事情：一是幫助內地企業把知識產權商品化，打入國際市場；二是吸引外資借道香港進入內地，內地更多的知識產權可以借此機會“變現”。

其三，文明交流互鑒的“橋樑紐帶”。文明互鑒，人心相通，是推進高水平開放不可或缺的“課題”。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滙點，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香港是絕佳之地；向中國展示世界各地的文化，香港也是絕佳之地。故宮文化博物館開館以來，已成為來港遊客趨之若鶩的“打卡地”；香港舉辦的大型國際文化盛事，也吸引了大批內地民眾來港觀賞。這說明，香港完全有能力當好文明交流互鑒的使者。

其四，國際貿易糾紛的“仲裁員”。香港是普通法地區，法律仲裁結果得到全世界140多個國家的認可。隨著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需求愈來愈旺盛，國際貿易糾紛必然呈正比增加，香港可為內地企業提供高水平的國際法律仲裁服務。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年2月來港調研時指出，“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香港走向光明未來的強大動力。‘一國兩制’方針是香港和中國內地城市不同的主要特徵之一。這樣好的制度安排，將作為長期性架構予以維護。”

夏寶龍的講話啟示我們，“高質量發展”是香港和內地的共同追求，“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水平對外開放”，“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與內地互補性很強，在內地高水平開放中，香港不僅可以發揮作用，而且這些獨特作用是內地任何一座城市無法替代的。香港應助力內地，成就自己，走出一條合作共贏之路。

（作者係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本文原刊於香港經濟日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