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是香港最獨特的優勢和命脈，是香港繁盛的基石，也是對我國最有價值的貢獻之一。國家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支持香港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在金融、科技、法律、商貿等領域持續鞏固國際中心的地位，將中國的影響力傳遍世界。然而疫情和中美關係等外部因素對香港國際化表現造成重大影響，尤其與亞太的新加坡相比，香港正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引發民間關於香港是否應繼續堅持國際化道路的爭議。本文認為，香港必須堅持國際化道路不動搖，立足“兩制”和“離岸”優勢，充分利用“背靠祖國”的資源支撐，積極對接國家的重大戰略，以鞏固傳統優勢與挖潛增量優勢雙軌並行，重構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獨特優勢的國際中心地位，從根本上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

引言

香港的國際化基因深藏在其歷史中，自開埠以自由港奠基，逐步建立起全球最自由的人才、貨幣、物資、資訊流通制度，歷經百余年發展，成為今日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步步因着國際化的優勢，也處處彰顯着國際化的成就。國際化是香港興旺繁盛的根基，也是香港對於國家的最大貢獻之一。如何用好香港“超級聯繫人”的優勢，促進我國更密切的國際合作，一直是國家關注的重要議題。然而，疫情期間各種國際交往的停滯，使得各種關於“外資撤離香港”的謠言繼而發酵為“香港全面內地化”的危言聳聽不絕於耳。本文認為，唯有以客觀的數據真實展現香港國際化現狀，從事實出發，穩固並強化香港國際化優勢，堅定香港走國際化道路的決心，才能增進民間信心，調高國際對香港的估值，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一、為什麼香港要堅定走國際化道路

（一）國際化造就香港獨特優勢

國際化是構成香港今日社會的底色。專家學者們所總結的香港獨特優勢，皆以國際化為底層架構。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以外匯兌換自由和貨幣流通自由為前提，其投融資平台的深度和廣度是以“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高度全球化範圍的資產整合能力為基礎，以與國際接軌的完善成熟的金融監管制度為保障，國內無第二個城市可代替。又如香港的法制優勢，繼承於英國的普通法制度因其高度的可預期性深受國際商界信任，再加上中英雙語法律文書之便，與國際普通法制度的全面接軌，使香港成為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的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再如香港中西合璧的多元文化特質，受一百多年來的殖民統治歷史影響並通過“一國兩制”的國家制度安排予以鞏固，這種浸潤式學習、反思與發展，並植根於經濟社會方方面面的中西文化內核互融的場景是國內任何其他城市無法具備的。

（二）國家戰略

從國家戰略來看，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定位，自回歸以來從未改變。“一國兩制”保證了香港自由港、獨立關稅區、貨幣自由流動兌換制度和普通法制度，即是保住香港作為國際超級聯繫人的底層制度框架。目前，這一定位愈加清晰且不斷被強化和豐富，為香港注入更強勁的動力和更多元的可能性。新時期香港的國際化涵義主要可從三方面豐富。

一是在發揮對外聯繫紐帶之外，增強融入祖國的向心力。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重要講話中將這一涵義精準概括為“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黨的二十大報告給出具體路線指引，即深化香港同各國各地區更加開放密切的交往合作，同時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結合國家“雙循環”戰略部署，香港新時期應成為國內大循環的重要參與者和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促進者。

二是國際化道路進一步豐富，除聯結西方國家，也可積極發揮在“一帶一路”國家的聯結紐帶作用。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主動對接“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

三是香港的國際化要立足服務國家戰略需要的目標，國際化合作重心須因需調轉。在國家近年來提出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人民幣國際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等國際化戰略目標中，香港均可憑聯繫中西的獨特優勢大有可為，既能促進中國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又可助力中國聲音和影響力傳遍全球。

以上國際化轉型能更好地將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與國家戰略目標緊密結合，因此，沒有任何理由削弱香港的國際化聯結，相反，國家戰略更要求強化這一定位。

（三）香港的未來藍圖

香港在上世紀90年代製造業遷出後，抱憾錯過全球持續三十年的科技爆發及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繁盛周期，如今對地產和金融依賴過高而實體經濟空心化所導致的經濟增長缺乏強勁引擎的問題亟待解決。中央和香港就未來發展形成了清晰的共識：香港要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以“國際創科新城”為主題的北部都會區，着力完善創科生態圈，實現再工業化。“國際化”和“科技”雙核心詞疊加的定位，對香港國際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香港必須進一步鞏固和發揮聯繫全球的優勢，匯聚全球最頂尖的科技資源，維繫好國內外科技交流與合作的紐帶，形成擁有全球影響力的卓越的科技成果，在一批關鍵領域擁有國際主導的話語權。

金融作為香港最大的支柱產業和在全球擁有重要影響力的領域，更應成為中外聯繫與合作的典範。坊間近來有唱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名不副實的論調，甚至將其戲稱為“國際金融中心遺址”，這其中有對香港金融業不斷強化與內地制度對接從而可能會影響國際化程度的擔憂和誤解，也有對香港面臨激烈國際競爭壓力的擔憂。由於國際政治經濟和科技競爭格局的深刻改變以及香港所經歷的政治社會調整，西方部分國家確有將香港和中國內地視為一體的政策調整，甚至公然威脅取消對香港的特殊貿易待遇，香港傳統意義上的金融優勢確實面臨競爭和壓力。擺脫傳統上服從於歐美制度體系的單一路徑依賴，重塑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亟待建立起在國際上具有重要影響力和獨特價值貢獻的核心優勢。將國家戰略需求進行國際化資源整合、將國家戰略優勢轉變成國際化影響力輸出，聚力發展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國際碳市場、金融科技等方向，是香港新時期轉換動力二次發展的更現實路徑。

二、香港的國際化優勢與挑戰

（一）在傳統引以為傲的方面

在這個部分，本文對香港傳統優勢領域的數據進行近、中、遠期階段對比分析，着重研究了四個重要且面臨競爭壓力的領域。法制、營商環境等香港傳統優勢因未隨形勢發生顯著變化，故未做展開分析。

1.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匯市和債市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表現穩健，匯市即便在疫情中依然保持小幅上漲，繼續蟬聯亞洲第二大和全球第四大外匯市場；債市在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需求顯著增長的強力拉動下實現穩健增長，但2021年的債券籌集資金被新加坡超越；財富管理依然是香港極具國際競爭力的優勢領域，但在保持國際私人銀行中心地位和爭取家族辦公室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等方面承受較大壓力；股市方面在國際化指標上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國外企業總市值佔比不足10%，與紐約、倫敦等國際證券交易中心30%左右的國外企業市值佔比仍有差距，特別是疫情以來，作為港交所重要上市企業來源國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在港上市企業斷崖下跌至每年1家。據路孚特（Refinitiv）數據，2023年上半年港交所主板IPO（首次公開募股）累計集資排名大幅倒退至全球交易所第九名。受中美博弈加劇影響，海外資金的參與度亦持續走低，據摩根士丹利的報告，2021年海外機構在港股的參與度下降了三分之一，港股流動性大減。2023年來港股多個交易日成交額不足千億港元，頭部以下的公司股票已基本不具備流動性。在中美關係暫未看到明顯轉機的情境下，後續是否有美資持續流出的仍需密切觀察。國際金融中心的國際化元素需豐富和增強。

2.跨國公司亞太總部

這個優勢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然而“跨國”“總部”這兩個詞結合在一起的涵義中包含着更重要的全球資源統籌協調能力——香港對中國內地乃至亞洲的製造鏈（貨源）和市場狀況及萬千工廠的生產能力了如指掌，增值服務力量強大，管理分包輕車熟路。香港作為全球產業鏈與中國及亞洲產能之間的完美中間人，所擁有的跨國公司亞太總部數量一定程度上能體現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參與程度與參與位置，這才是這一優勢的真正意義所在。回看香港近十年的發展（表1），2019年以前跨國集團駐港公司數目一路持續增長態勢良好，到疫情期間開始出現轉折，三年中頻繁出現兩次拐點（2020年減少15間，2022年減少71間），減少的絕對值在增加，而且其中“地區總部”這一擁有更高決策等級與資源統籌能力的類別降幅最大，縮減駐港公司的企業主要來自美、英、日等發達國家（表2）。行業結構的變化也值得注意，谷歌、亞馬遜、字節等多數科技跨國巨頭將亞太中心放在新加坡而非香港，相應地，國際風投和投行的事實性亞太中心也有向新加坡轉移的動向。香港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統籌協調地位面臨較大競爭壓力。

3.全球投資與貿易樞紐

在投資方面，香港FDI（直接外來投資）流入被新加坡超越，香港對內地FDI依存度指數攀升至54.87%，美、英、加、日、新五國對港FDI佔香港FDI流入比重由2019年的25.21%降至2021年的4.13%，香港作為全球資本投資中國內地的單向通道作用如今趨向雙向通道轉變。在貿易方面，香港作為全球貿易中心的角色重心在進行轉變，與美國和日本的貿易額佔比不斷下降，與中國內地和“一帶一路”國家貿易額比重上升，雖然一升一降總量仍保持平衡，但對香港全球貿易中心的影響卻不可不察。2020年美國宣布不承認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禁止向香港出口國防設備和敏感技術，英、加、澳等國也中止了與香港之間的有關協議，意圖切斷香港作為全球先進技術通往中國內地的通道，香港和中國內地對全球先進技術產品的引入與應用將受阻。同時，美國直接對中國內地施加的進出口管制和關稅等壁壘也直接影響到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與全球貿易樞紐的地位，從長遠來看美西方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打壓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支柱行業服務業難免會形成一定衝擊。

4.國際化專才精英的匯聚地

香港法律、醫療、建築、金融、審計、物流等領域專業知識技能人才培養體系和素質享譽全球，造就了香港專業服務業全球領先的優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人口的流動性一直很高。然而近年來不斷有媒體炒作人口流動問題，稱香港專業人才流失問題嚴重。其實有關言論毫無根據，無視香港繼續成為國際人才聚集高地的事實，不負責任地貶損香港，誤導公眾和輿論。實際情況是，當前香港對國際人才的強大吸引力有增無減。香港特區政府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年中至2023年年中，香港人口淨流入17.4萬，根本不存在所謂的“離港潮”。2023年1月至11月，特區政府各項引進人才計劃共收到20多萬份申請，其中超過12萬份獲批，8萬人已抵港，遠遠超過每年至少引入3.5萬名人才的目標。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布的《2023年世界人才報告》當中，香港人才競爭力水平在亞洲地區高居第二。這些數據和事實充分說明，香港繼續受到世界各國人才的重視和青睞。

（二）在擬開拓的新經濟領域

無論從香港經濟產業結構的現狀出發，還是從國際競爭趨勢、國家戰略方向、區域間經濟協同發展大勢出發，創新科技都將是香港在新的發展階段重塑優勢和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驅動力。本文圍繞國際創科中心的願景定位、香港創科基礎和發展藍圖結合分析，提出以下兩點香港可重點發展的新優勢。

1.創科生態首善之都

香港基礎科研和應用科研實力雄厚，擁有5所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2023年）前100的高校，37個學科位列全球首100位；16家國家重點實驗室，28所InnoHK研發中心、3大公營科研機構和6家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在電子電氣工程、計算機科學與信息系統、材料科學、醫學、環境科學等學術研究方面和集成電路、機器人、精密製造、生物技術等應用科研方面擁有世界卓越的水平。然而佔GDP僅百分之一的製造業實在孱弱不堪為前端科研成果轉化提供廣泛的應用場景和必要的成果產品化工序的重任。香港特區政府提出2035年前達到全面新型工業化的目標，並提出開發北部都會區作為國際創科中心，為高科技產業提供足量的土地空間，然而在開發過程中涉及到生態保育和土地業權等諸多複雜問題，進展緩慢。人才結構性短缺也是限制香港再工業化的一個重要因素，香港人重商、醫和法學，理工類人才少，且不一定都留在本土發展。投向高科技領域的創投資本少，本土風險資本大多掌握在家族手中，偏好金融與地產，而非高新技術企業。此外，在當前中美科技競爭激烈的形勢下，香港企業在獲取美國先進技術和產品方面會面臨更大的困難，與美國的學術交流、研究合作也會受到一定影響。在StartupGenome發佈的《2023年全球創業生態系統報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中，香港創科生態排名均居新加坡之後，在人力資本、商業成熟度、知識和技術產出等指標上落後於新加坡，未來仍有提升空間。

2.亞太地區數據與智能中心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匯聚全球最新資訊數據，擁有完備可靠的網絡設施和一應俱全的雲服務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香港創科發展藍圖》提出加快數碼基建、數據應用和智慧城市建設等內容，特區政府也在積極促成香港成為亞太地區設立數據中心的首選地。然而香港在數據中心與智慧城市相關的國際排名中普遍落後於新加坡，面臨較大競爭壓力。在戴德梁行發布的《2023年數據中心全球市場概覽》、英國金融智庫Z/Yen發布的《2023年智慧中心指數報告》、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智慧城市觀察中心發布的《2023年智慧城市指數報告》、IMD世界競爭力中心編制的全球數字競爭力排名中，香港均落後於新加坡，在創新強度、交付能力、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等方面與新加坡有一定差距。谷歌、亞馬遜和微軟等科技巨頭都將亞太地區大型數據中心放在新加坡。尤其在中美貿易摩擦和其他地緣政治緊張的國際形勢下，新加坡被視為政治經濟更為穩定的市場，吸引了國內字節跳動等科技巨頭設立數據中心。目前，香港作為連接中國內地與國際的數據紐帶優勢未能得到充分發揮，未來必須在這方面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在亞太地區數據和智能中心建設上拔得頭籌。

（三）香港國際化的危與機

回看香港國際化優勢的變遷，曾經引以為傲的國際金融中心、跨國公司亞太總部、全球投資與貿易樞紐、國際化專才精英匯聚地等優勢招牌，如今均面臨不同程度的國際競爭壓力，或表現為影響力的有待進一步增強，或表現為結構性的調整，又或表現為危機中潛藏的新機遇。以下着重總結香港優勢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香港可能帶來的影響。

1.國際影響力或將受到的挑戰

香港股票市場的國外企業上市數量、外資參與度、港股流動性等指標的變化反映出香港金融市場國際化程度的變化，港股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的晴雨表乃至亞太地區經濟的晴雨表。從結構來看，由於美國對中國的肆意打壓，中國科技企業赴美上市受限從而轉到香港上市的趨勢將成為主流，這也意味着港股中資企業的數量和市值佔比將進一步擴大，這本身對於香港來說是一個危中有機的利好事件，但疊加外資參與度下跌的指標共同分析，卻發現香港作為連接中國企業與全球投資者的作用在衰減，頭部以下的公司即使成功赴港上市，高破發率與低市盈率以及股票缺乏流動性等因素將影響實現持續穩定的資本募集。不過，未來香港的國際資金池作用將充分發揮，不可能變成與國內交易所無根本差異的金融市場，其獨特的競爭優勢很難被內地有關城市超越。

跨國公司在香港的區域總部和辦事處的數量變化，雖然看起來總量上變化不大，但卻是香港過去十年的持續增長中首次出現拐點，其方向上的意義大於絕對值上的意義，值得我們留意和重視。同時，跨國公司的結構在發生變化，中資企業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在香港的加速入局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歐美跨國企業離開的空缺，但在對全球的資金、市場、供應鏈、人才、科技等方面的影響力，卻不是簡單的替代關係。這些跨國企業離開所造成的影響範圍不侷限於香港，背後更體現着對中國內地市場和供應鏈地位的重新審視與資源投放考量。再加上部分撤離的外資轉投新加坡這一與香港競爭日益白熱化的地區，更抬升新加坡在亞太地區金融貿易與科技創新方面的影響力與支配力，對香港的國際影響力存在較大影響。

同樣的結構性改變出現在香港的全球投資與貿易領域。來自中國內地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香港的投資額逐步攀升並填補美、英、加、日、新五國對港直接投資的減少。看似規模變動不大，但這些結構性變化對香港和中國內地帶來的影響卻需引起重視。歐美亞發達國家仍是目前全球產業鏈、創新鏈和資本鏈的主導者，來自這些國家的FDI帶來的真正價值在於國際核心經濟領域的參與權而非資本價值本身。近年來，發達國家FDI轉投東南亞新經濟體，越南、泰國、印度、印尼等國家正在加速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瓜分掉不少中國的產業鏈份額，甚至中國也有大量製造型企業到這些新經濟體投資建廠。貿易也是如此，我們觀察香港與美國之間的貿易，進出口額佔香港貿易體量僅不足5%，但對香港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進口的主要產品是以集成電路為代表的國際最先進的技術產品，是香港與全球最先進技術和產業保持同步的窗口，與美國貿易的脫鉤對香港和中國內地高科技產業造成的影響非“一帶一路”國家所能彌補。在中美關係未有根本性好轉的情況下，香港對外貿易外部環境仍將充滿挑戰。

國際化專才精英本就屬於高流動性群體，短期內的人員流動可能造成香港部分服務行業人才短缺，但香港特區政府正加大全球高端人才引進，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截至2023年6月底批出近2.6萬宗，其中近九成半來自中國內地。內地高才通獲批者逾八成是全球百強大學畢業生，其餘不到兩成是年薪達250萬元的高薪人士，可為香港未來發展提供大量人才儲備。人才結構的置換對於香港的國際化特色保持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方面。香港國際化特徵重要的體現之一是聚合全球多民族、多信仰、多年齡、多階層的包容性文化，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催生富有創新和活力的經濟社會，也維繫着香港與全球經濟體聯繫的文化紐帶，對於維持香港全球金融和貿易中心地位有重大意義，如香港特區政府要進軍“一帶一路”市場，在香港的馬來西亞、印度籍專才憑藉在兩種文化間遊刃有餘地穿梭可起到聯繫人作用。因此，在增量與結構之間，如何平衡以保持香港國際化特色，也是香港需要重點考量的方面。

2.重塑國際影響力的歷史新機

單純的開放、連接和迎合國際規則與市場並不能塑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國際影響力。只有在某些領域擁有核心競爭力和話語權，能影響到全球的資源分配或者決策共識，才能算作擁有國際影響力。二者須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其一。香港在“一國兩制”中發揮“超級聯繫人”的定位屬於前者，易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也是香港國際化面臨最多挑戰之處；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等定位屬於後者，與背靠祖國獲得的獨特優勢密切相關，也是受益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所獲得的歷史性機遇雲集之處。

香港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有利機遇至少有三點：第一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增量爆發機遇。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境外以人民幣進行交易和投資的需求日增，香港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和最豐富的人民幣產品與服務，隨着人民幣國際化提速，有望在此領域進一步鞏固國際化金融中心優勢。第二是國際資產管理規模顯著擴張的機遇。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富人群體數量穩健增長，擁有千萬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高淨值家庭”數量超過100萬戶，對財產的保值增值需求大增，同時歐美金融機構連續暴雷的危機也將使部分海外資金出於避險而投放到更加穩健的香港金融市場。第三是綠色金融資產規模快速增長的機遇。我國作出“雙碳”國際承諾，進入經濟社會綠色轉型加速發展階段，預計2023年中國內地可持續金融投資需求達到25萬億美元，佔全球總需求四分之一，香港在打造更適合中國本土市場的綠色金融資產設計方面將迎來重大機遇。

香港保持國際投資經貿中心地位也將迎來一些機遇：一是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協同效應將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經貿影響力，香港可利用自身商務服務和法律服務等經驗，服務於大灣區先進製造和科技創新企業出海，以香港作為海外業務總部；二是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球最具活力和潛力的經濟區之一，必將成為全球資本投資的熱點，這將吸引一批國際投資機構、跨國公司將香港作為投融資總部；三是“一帶一路”沿線中東及東盟等新興市場經濟產業向多元化轉型，與我國貿易額不斷增長，為香港打造全球“一帶一路”商貿核心樞紐的獨特優勢帶來機遇。

香港的創新科技和創新創業發展將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加速迎來重大機遇：一是新型工業化破解經濟空心化困局，香港將迎來經濟轉型新增長曲線的機遇。香港重塑高端製造優勢，將打通基礎科研、成果轉化和科技服務的全鏈條，形成孕育和支撐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創新生態。二是與粵港澳大灣區聯手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機遇。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中國最密集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和高度外向型的產業結構，在產業技術攻關實力、應用場景和產業鏈配套等方面可為香港提供高度互補的創科及產業協同配合。三是成為國內受限的科技領域創新沙盒的機遇。在中國內地部分受監管限制的全球前沿科技領域，如人體幹細胞、虛擬資產交易等領域，香港有豐富的國際科研合作經驗以及與國際標準對接等優勢，可率先探索先進的技術和模式，成為代表國家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科技力量。

三、香港鞏固強化國際化優勢的路徑

（一）基本思路

在當前迅速變化的國際環境下，香港新的獨特功能和優勢正逐漸顯現和增強，雖然從多項權威的國際化評選榜單來看，香港多項傳統優勢被新加坡超越，面臨較大國際競爭壓力。但隨着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深入，香港背靠祖國被賦予的獨特國際優勢支撐更為堅實。機遇大於挑戰將是香港國際化道路的長久生態。

1.樹立危局底線觀和機遇極限觀

謹慎防備，把危機最大程度化解。香港保持國際化優勢最大的危機在於歐美國家所妄稱的香港在逐漸“被內地化”，在中美政治經濟關係進一步緊張甚至面臨脫鉤斷鏈風險的形勢下，美重新審視香港的經貿安全性，甚至取消對港特殊貿易優待，歐美企業和資本對在香港的業務展望也變得較為謹慎。這種危機表現在數據指標上，就是投資、人才、貿易等關鍵指標的全面結構性調整。香港百余年的國際化優勢奠基於此，必須謹慎防備這些因素更大程度上的變化。首先需要強化“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堅定實踐，維護法治、廉政、自由市場等制度基石的穩定，將不可控的變化因素框制於可控的制度架構內，將香港打造為一個預期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其次要充分展現出一如既往的開放、包容、自由的歡迎姿態，為本地的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營造具有充分支持性的經營環境，加強與歐美的公共外交，通過各種渠道向歐美公眾傳遞香港真實的情況和友好的邀請，打破偏見，增進互信。

創造條件，把機遇利用到極致。背靠中國內地巨大的經濟體量，立足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交叉點的特殊定位，一邊做好與中國內地政策的有效銜接，充分利用國內大市場的資源和機會，另一邊保持與國際主流市場規則和標準制度的銜接，探索發揮香港作為國內與國際規則標準銜接轉換器和連接器的獨特價值定位。在國家最具增長潛力和獨特優勢之處，如人民幣國際化、綠色金融、國際科技合作等領域，進一步發揮雙向價值溝通紐帶作用，提升我國金融、科技、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抓住內地與“一帶一路”國家商貿投資快速增長的機遇，將香港國際投融資、法律仲裁、物流商貿、諮詢管理等專業服務拓展到新興市場國家，擴大香港的市場容量規模及國際化影響力。

2.對標國際先進案例省察與借鑒

同一區域內的不同地區間發展關係有互補效應與替代效應兩種：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通過優勢互補與錯位協同，聯手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關係屬於前者；而與同爲亞太金融商貿中心和最具代表性開放經濟體的新加坡之間的關係更接近於後者，從兩地在國際化指標上此消彼長的走勢也能反映出來。香港近來在吸引跨國公司總部、國際直接投資、高端人才、科技型產業、數據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國際權威排名被新加坡超越，且在多個領域中從香港流失的資源主要流向正是新加坡。新加坡在構建國際友好生態方面的政策制度創新可為香港提供頗具實踐意義的經驗借鑒。

3.尋求上層戰略支持與制度保障

香港特區對外事務權是源自於中央政府的授權，因此，香港國際化發展的道路方針必須服從於國家整體的外交政策，任何權限調整也必須依賴於國家的授權。要保障香港國際化地位的穩固，勢必要從國家外交事務層面堅固基本法所規定的單獨關稅區地位，在國際上釋放堅定捍衛香港走國際化道路的強有力信號，在國際舞台上支持和推廣香港，支持香港與“一帶一路”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各成員國建立密切的經貿關係，為香港創設積極的國際交往環境。同時，國家在國際經貿科技戰略中應賦予香港更多獨特的使命擔當和資源傾斜，在離岸人民幣、國際數據跨境、國際前沿技術創新應用、數字資產等方面給予香港更特殊的制度安排。

（二）路徑建議

1.從制度層面保障香港獨特優勢，堅定國際投資者信心

“世界的香港”是香港最大的價值，其遊刃於全球所有主要經濟體又不同於任一經濟體的制度，是其最獨特的核心優勢。中央政府必須從制度上給予香港國際化堅實的保障。

首先，要堅定不移彰顯香港對多元文化的兼容幷包，對非華裔居民釋放善意信號，糾正近來在香港底層社會冒起的排外民粹主義傾向，主動增進對東盟、中東、拉美等在國際上相對弱勢文化的理解，擴充和平衡香港文化的多元性，並將多元文化的因素納入政策安排之中。其次，鼓勵支持香港與更多國家或地區簽訂經貿協定，支持設立更多駐外經貿機構。一方面繼續鞏固深化與美國及歐盟國家的交流，維繫好香港經濟和司法制度理念接軌西方的優勢以鞏固歐美對香港的信心，為以歐美國家為總部的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在香港的發展提供鼓勵支持的環境。另一方面為香港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中發揮優勢作用創造機會，將“一帶一路”重大基建和產業項目示範園區、“一帶一路”專項投資基金、綠色轉型服務方案解決中心、“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中心等功能進一步授權給香港，支持香港與東盟和中東歐等國家更高自由度的交流合作。最後，可探索將國家層面簽訂的經貿協議以試點方式在香港適用，以彌補香港當前單獨對外簽訂經貿協議的數量不足問題，可與香港特區政府協商，共同確定協議適用的領域和時序安排。

2.完善離岸金融生態，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有序推進

香港擁有中國唯一一個既跟海外沒有任何交易障礙，又和國內緊密聯繫的離岸經濟生態，在中美脫鉤風險加劇的形勢下，需要更加強化香港完全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作用，確保我國外循環不被圍堵，始終參與到全球供應鏈之中。

香港金融科技發展迅速，為打造離岸金融體系奠定了良好基礎，通過電子圍欄監管方式保持香港離岸經濟與中國內地在岸經濟之間的相互分隔。這樣就可以在香港進行離岸金融的完全國際化開放創新而無需擔心影響到中國內地的系統性金融安全。香港的離岸金融中心可發揮沙盒功能，開展一些試點性的先行探索，如數字貨幣與區塊鏈技術、綠色債券和投資基金等，為全球金融市場提供更豐富的投融資產品。同時，香港背靠龐大體量的中國內地金融市場，可充分挖潛內地金融供需，利用其離岸中心優勢提供全球化解決方案。如拓展專業的財富管理、跨境投資、外匯交易、資本市場運營、衍生品交易等金融服務為中國龐大的海外離岸金融資產提供避險、儲備與增值地，維護海外資產安全；發揮好離岸股票市場國際融資功能，做好制度對接吸引內地大型企業在港上市。香港通過允許未有收益、擁有不同投票權架構的新經濟公司上市等一系列制度創新成為亞太區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開招股中心，未來可探索在同樣研發周期較長且前期資金需求較大的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綠色能源等新經濟領域複製這一經驗，並完善相關的信息披露和風險責任制度，吸引中國內地和全球高科技成長型企業赴港上市。此外，香港可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發揮更積極作用，一來可打造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人民幣結算中心，二來充分利用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積極開發豐富多樣的離岸人民幣使用場景和金融產品，三來呼籲國家進一步放開“滬港通”“深港通”“跨境理財通”的互聯互通範圍，向香港引入更多內地和海外投資者，進一步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的規模優勢。

3.灣區試點放開限制，強化國際法律服務中心的影響力

法治是香港未受動搖且不斷堅固的優勢領域，尤其是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施，為香港社會恢復穩定、由亂及治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管治指標統計，香港法治指標由1996年的69.85分大幅上升到2020年的91.83分，國際領先優勢進一步凸顯。作為全球唯一以中文英文雙語作為同等效力法律語言的普通法地區，香港為內地與海外商業爭端的解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服務。未來要將香港連接兩個法域的獨特優勢進一步擴大到全球市場。

首先，充分利用香港專業的法律人才和先進的電子聽證技術，打造電子化的商事爭端解決服務平台，擴大法律服務輻射半徑。香港在疫情期間使用的在線聽證會和虛擬聽證會平台可作為雛形，進一步豐富功能，將訴訟風險評估（案例分享）、在線調解仲裁、在線訴訟等功能進行網上集成，成為全球商業合同談判和糾紛的首選仲裁地。其次，可以舉辦國際投資爭端實務交流年會，邀請中外實業界、投資界和法律界人士共同交流分享不同法域在解決國際商事爭端的理念和法規，共同探討有利於全球協作解決爭端的策略，構建法規銜接的橋樑，提升香港作為國際爭端解決中心的影響力。再次，在大灣區內探索放開內地法人使用香港仲裁服務的試點。按照當前國內的法律規定，兩個中國法人不可以到香港仲裁，這會造成國內企業出海過程中遇到商事糾紛時對國外法系和國際仲裁規則缺乏了解而陷於被動的局面，而隨着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的快速增長，國內企業迫切需要解決這個問題。可先以粵港澳大灣區為試點，放開內地法人間糾紛使用香港仲裁服務的限制，使企業逐漸學習國際仲裁規則，以便更安全地出海。

4.做好分步分類分級檢視，支持香港打造國際數據中心

數據不僅是國家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也直接關係到國家安全。數據中心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先決性基礎設施，也成為全球競相布局的重要生產力工具。新加坡與香港特區在新一輪科技發展中均劍指亞太數據中心的目標，而新加坡的競爭優勢逐漸凸顯。不僅國際科技巨頭谷歌、臉書將亞洲首個數據中心設在新加坡，中國內地IT巨頭中國移動、阿里、騰訊和字節等也紛紛在新加坡布設數據中心，而且新加坡仍在持續吸引跨國科技企業設立區域性總部，其作為亞洲數據中心樞紐的地位將進一步強化。

可靠性、安全性和成本效益通常是數據中心的核心評估指標。可靠性方面，香港特區和新加坡同擁有先進可靠的通信和電力基礎設施，全球數據的匯聚流轉效率高，在雲服務、自動化和數據分析等方面，兩地的服務提供商技術成熟度相差不大；成本效益方面，兩地的土地和電力成本都相對較高，新加坡多年持續通過投資補貼的方式推廣綠色數據中心以提高能源效率，從中長期來看，成本效益優勢和可持續發展優勢可能進一步領先；安全性方面是國際投資者在二者中比較選擇的重要考量因素，新加坡和香港都有着嚴格的數據保護法律，而新加坡面臨的國際政治環境的相對穩定可能會得到更高的安全性評價。

香港打造國際數據中心，勢必要消除投資者疑慮，建立一套安全且獨立監管的數據與隱私保護機制。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實質性推進，包含數據在內的資源跨境融合將成為大趨勢，《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忘錄》的簽署為數據跨境列出時間表。香港作為國際三大中心，擁有大量海外數據，數據跨境必然引起外資企業和外籍人士的擔憂。為打消此種顧慮，有必要將大灣區數據跨境事項分步分類分級實施，如在第一階段，依然保持內地與香港之間相對獨立的防火牆機制，實行數據“南下”而不“北上”的單向流動，支持更多國內數據南下充實香港數據中心的規模；第二階段，對香港彙集的數據進行分類，在港外資企業和外籍人士數據不予跨境，按照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嚴格規管；第三階段，按照數據的敏感性進行分級，推動非敏感型數據在當事人明確及自願同意的情況下，在限定使用範圍內流通。同時，在維護國家數據安全的前提下，借鑒香港數據保護和私隱法律與國際接軌的優勢，積極推進國家數據保護相關法律與國際銜接，以此達致數據流通與數據規管之間的平衡，使香港國際數據中心的地位獲得長期穩定的國際信任環境。

5.完善科創閉環生態，打造國際先進技術研發應用中心

香港的基礎科研能力全球領先，高校、科研機構、國家重點實驗室、產業應用推進機構等各類主體類別齊全且學術科研水平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自回歸以來，國家大力支持香港基礎科研條件建設，國家重點研發計劃23個基礎前沿類項目、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面向香港開放，同時支持香港建成單位面積密度最高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集群。然而由於製造業的空心化，香港缺乏科研成果轉化落地的條件，無法從資金上、學術方向上和技術迭代需求上反哺前端基礎科研。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能使香港一定程度上依託中國內地最先進的製造業體系彌補科創生態缺失，然而在雙方存在共同的短板之處，以及彼此交換資源過程和虹吸能力的不對等之處，又產生新的問題。

首先，在國際最前沿的技術領域，由於中國內地審慎的監管態度，使得外商投資無法涉足，產業鏈尚未完整建立。如生物與生命科技領域的人體幹細胞、基因診斷與治療技術開發應用方向。而這些方向恰是香港具有顯著科研優勢的領域。由於香港本身缺乏製造承載空間和足夠的臨牀試驗資源以及本地市場需求體量，香港在這些領域的科研優勢成果亦難實現本地轉化。因此，大灣區未能在這些先進技術領域形成創新合力，造成科研成果浪費的問題。

其次，在香港與大灣區的科技合作中存在資源交換的不對等問題，愈來愈引發部分香港人士的關注。筆者與香港公營科研機構、大學及相關部門人士交流過程中，時而聽到他們對於香港參與合作的前途擔憂。以深港合作為例，深圳從香港引進高校的科研成果在深圳轉化，引進科技型初創企業在深圳發展壯大並規模化生產，引進科技人才為深圳企業提供智力支持，企業苗子、產值利稅和人才等均貢獻於深圳，造成香港本土資源流失，長期來看，恐形成此消彼長之勢，可持續性將成為問題。

為此，筆者建議，國家對香港科創生態的支持，應從偏重基礎科研向覆蓋“小中試”和應用場景建設的全鏈條轉型，尤其針對香港“新型工業化”的願景和現實短板差距顯著之處予以重點資源傾注。通過財政、技術和人力支援等方式大力支持香港建設數字化工廠、智能化生產線、大數據中心、軟硬件生態適配實驗室、製造業創新中心、技術職業學院、檢測驗證平台等新型工業化基礎設施。同時，借鑒新加坡科技發展模式，為香港本土企業從事研發轉化活動提供一系列財政和稅收激勵，並在基礎教育階段加強國際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前沿課程的開發引進，為科技發展培養源源不斷的人才。此外，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放寬外商投資准入限制，可先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為試點，嘗試在河套深圳園區的港資企業開展人體幹細胞、基因診斷與治療等國際前沿技術領域的產業化開發，支持深港共同利用研發成果和產業鏈資源打造國際先進技術研發應用中心，爭取在前沿技術領域與國際保持接軌和同步，更好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使命。

結語

香港成勢於國際化、騰飛於國際化，未來的發展命運也與國際化息息相關。從更大的格局來看，香港不僅是中國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香港永遠處於中西話語體系交融互信的最前沿，是擴大中國與國際共通性話語的重要力量。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走國際化道路，這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成功密碼。

（作者劉字濠係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副研究員，本文來源《港澳研究》，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港澳研究》是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管、全國港澳研究會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旨在為港澳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及全國港澳研究會的會員搭建一個交流、探討、爭鳴的平台，內容 包羅港澳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及港澳與內地關係等方面，常設專欄有政法論壇、經濟研究、歷史文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