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致茵
在學齡人口減少的打擊下,部分學校開始面對“殺校”縮班危機。早前就有學校收到教育局通知,新學年未獲准開辦小一。根據教育局提供的數字,過去3個學年,全港公營小學各級合共減少294班,縮班情況嚴重。
局方把目前學齡人口不足問題,重新定義為改善教育的“契機”。副局長施俊輝以“把握人口變化契機 善用資源優化教育”為題,指在規劃未來學位供應時,會以“軟着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同時把握契機,善用公共資源,確保教育質素。
以上的命題,包括“人口變化”與“優化教育”兩個關鍵詞。惟減少每校班數、減少每班人數、減少學校數目等,只是在現有學齡人口基礎上重新調配資源,並無解決“生源”問題。
“善用公共資源”背後的邏輯,說白一點就是以市場機制(即學生與家長的選擇)決定哪些學校能夠留低。面對殺校危機的學校雖可提交改革方案,但學校能否以自身之力解決問題?學校數目減少,對辦學團體及辦學理念的多元性有何影響?“使用率低”的學校遭淘汰,是否就等同提升了香港的教育質素?以上種種,暫時仍未有答案。
在人口下跌的大前提下,雖然學校數目無可避免會減少,解決各區學位供求不均、扣減中小學候補位以減低學生流動(即所謂“音樂椅”效應),確實是必要的穩定措施,惟構成這次“殺校潮”的原因與不明朗因素,卻比起2004年小學殺校潮更複雜,不能當成一個純粹的資源重整問題。
生源不足 學校難走出陰霾
教育局根據統計處在2020年9月發表的人口推算文件,指學齡人口下降為“結構性”而非“過渡性”。所謂“結構性”,是指我們未能確定香港的出生率會否或何時回升;就算通關等因素會令跨境學童數字上升,這些增長也不會改變學齡人口的下降趨勢。
根據目前推算,香港的6歲學齡人口會一直下跌,學童人數會由2023年的5.73萬跌至2029年的5萬,即大概會再減少13%。以上統計數字於2020年收集,但2020至2022年間,基於新冠疫情影響,香港出生人口已連續3年下跌,去年出生人數更是1961年有紀錄以來新低,僅有3.25萬(臨時數字)。可見,學齡人口下跌的數字可能比想像中更嚴重。
目前未在2023/24學年獲批小一班級的資助小學,可透過申請特別視學等方法,推翻局方決定;但特別視學的結果,只能讓學校暫時逃過殺校潮,假如將來它們的收生人數不足,仍有機會面對停辦的結果。轉為以私立學校營運個別班級的學校,在資源減少下,可能更難維持收生人數;至於合併重整,則容易出現“大食細”情況,變相令弱勢學校“被殺”。這些面對停辦風險的學校,能否透過以上方法捱得過整個人口低潮期,很成疑問。
出生率低落的影響,將逐步由小學繼續蔓延至中學。當年的中學殺校潮,就是在2010年開始出現。在這點上,局方如何帶領中學“軟着陸”?能否提早部署,甚至是迴應教育界對於在中學開展小班教學的建議?還是到時候再讓中學面對另一輪汰弱留強的現實?
人口流動現新格局 不能以固有策略解決
上一次殺校潮,最終因“雙非”(父母均非香港居民)學童增加和2012年“龍年效應”而暫時停止;惟“零雙非”政策已經實行多年,香港暫時沒有令人口再次急速增長的因素。
近幾年,大灣區融合加快,深圳和廣州等地未來將有更多港人子弟學校,開辦接軌香港DSE(中學文憑)及IB(國際文憑)課程的教學機構,以鼓勵更多港人到鄰近的內地城市發展。與此同時,內地同樣面對人口負增長問題,加上其他內地城市的競爭力提升,亦可能會令來港定居的人數減少。這些都是2000年代初未見的新格局,但當局在應對的策略上,卻未有太多突破。
教育政策的全局思維
同樣面對“少子化”的新加坡,的確透過合併方式解決生源不足問題;向境外推廣當地課程,也是新加坡維持學生人數的方法之一。這些措施,在香港的業界內都有討論過;但不能忽略的是,新加坡當局也善用了這個機會提升教育質素。當老師對學生的比例高了,考評方法自然可以更多樣化,亦有更多空間推行實驗性質的教學。爲了從源頭解決學齡人口不足的問題,當地鼓勵生育的配套也遠比香港全面。
以上種種,都涉及政府是否有完整的問題意識,包括教育當局的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局如何作相應配合。因為人口急跌而衍生的狀況,在勞福局眼中是人力資源問題;在教育局眼中則是學生不足問題,大家都着眼於各自的範疇。
然而這些問題都是相關的,需要通盤的人口政策解決。在各種“推”“拉”因素的影響下,到底未來在香港就學的人會多了,還是少了?中小學學位的數目,應該逐步遞減嗎?除了“迴應式”的政策,以及把人口流動視為“自然現象”之外,當局有沒有控制人口結構與數量的目標和措施?
全球搶人才 香港教育制度具競爭力嗎?
在討論有關人口下跌對學校的影響時,不少人都指“少子化”問題非香港獨有;惟他們就甚少提到全球搶人才與香港教育制度競爭力之間的關係。
對於有意透過人才計劃來港發展的人而言,他們最主要考慮的因素,是香港整體發展前景和工作機會。對於已有家室的人才來說,教育制度或許會影響他們選擇在哪裡定居,但相信這並非決定性的因素;相反,在決定應否永久離港的人眼中,香港教育制度就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筆者身邊有不少年輕夫婦離港,他們都提到一點:“如果不打算生育,我們不一定要走;但如果有小朋友,就要考慮香港是否會是一個適合他們生活的地方。”從他們的角度而言,是否有必要離港,除了政治因素外,就是下一代的福祉,而教育制度正是影響下一代成長的最主要因素。
先不說香港的教育制度能否如部分人士所言,能夠吸引鄰近地區的學生以自資全額方式就讀;這個制度能否在“市場機制”之下,做到“留人”效果,是首先要解答的問題。
(作者係香港政策研究所前高級研究員、公共政策顧問,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明報》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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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致茵
在學齡人口減少的打擊下,部分學校開始面對“殺校”縮班危機。早前就有學校收到教育局通知,新學年未獲准開辦小一。根據教育局提供的數字,過去3個學年,全港公營小學各級合共減少294班,縮班情況嚴重。
局方把目前學齡人口不足問題,重新定義為改善教育的“契機”。副局長施俊輝以“把握人口變化契機 善用資源優化教育”為題,指在規劃未來學位供應時,會以“軟着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同時把握契機,善用公共資源,確保教育質素。
以上的命題,包括“人口變化”與“優化教育”兩個關鍵詞。惟減少每校班數、減少每班人數、減少學校數目等,只是在現有學齡人口基礎上重新調配資源,並無解決“生源”問題。
“善用公共資源”背後的邏輯,說白一點就是以市場機制(即學生與家長的選擇)決定哪些學校能夠留低。面對殺校危機的學校雖可提交改革方案,但學校能否以自身之力解決問題?學校數目減少,對辦學團體及辦學理念的多元性有何影響?“使用率低”的學校遭淘汰,是否就等同提升了香港的教育質素?以上種種,暫時仍未有答案。
在人口下跌的大前提下,雖然學校數目無可避免會減少,解決各區學位供求不均、扣減中小學候補位以減低學生流動(即所謂“音樂椅”效應),確實是必要的穩定措施,惟構成這次“殺校潮”的原因與不明朗因素,卻比起2004年小學殺校潮更複雜,不能當成一個純粹的資源重整問題。
生源不足 學校難走出陰霾
教育局根據統計處在2020年9月發表的人口推算文件,指學齡人口下降為“結構性”而非“過渡性”。所謂“結構性”,是指我們未能確定香港的出生率會否或何時回升;就算通關等因素會令跨境學童數字上升,這些增長也不會改變學齡人口的下降趨勢。
根據目前推算,香港的6歲學齡人口會一直下跌,學童人數會由2023年的5.73萬跌至2029年的5萬,即大概會再減少13%。以上統計數字於2020年收集,但2020至2022年間,基於新冠疫情影響,香港出生人口已連續3年下跌,去年出生人數更是1961年有紀錄以來新低,僅有3.25萬(臨時數字)。可見,學齡人口下跌的數字可能比想像中更嚴重。
目前未在2023/24學年獲批小一班級的資助小學,可透過申請特別視學等方法,推翻局方決定;但特別視學的結果,只能讓學校暫時逃過殺校潮,假如將來它們的收生人數不足,仍有機會面對停辦的結果。轉為以私立學校營運個別班級的學校,在資源減少下,可能更難維持收生人數;至於合併重整,則容易出現“大食細”情況,變相令弱勢學校“被殺”。這些面對停辦風險的學校,能否透過以上方法捱得過整個人口低潮期,很成疑問。
出生率低落的影響,將逐步由小學繼續蔓延至中學。當年的中學殺校潮,就是在2010年開始出現。在這點上,局方如何帶領中學“軟着陸”?能否提早部署,甚至是迴應教育界對於在中學開展小班教學的建議?還是到時候再讓中學面對另一輪汰弱留強的現實?
人口流動現新格局 不能以固有策略解決
上一次殺校潮,最終因“雙非”(父母均非香港居民)學童增加和2012年“龍年效應”而暫時停止;惟“零雙非”政策已經實行多年,香港暫時沒有令人口再次急速增長的因素。
近幾年,大灣區融合加快,深圳和廣州等地未來將有更多港人子弟學校,開辦接軌香港DSE(中學文憑)及IB(國際文憑)課程的教學機構,以鼓勵更多港人到鄰近的內地城市發展。與此同時,內地同樣面對人口負增長問題,加上其他內地城市的競爭力提升,亦可能會令來港定居的人數減少。這些都是2000年代初未見的新格局,但當局在應對的策略上,卻未有太多突破。
教育政策的全局思維
同樣面對“少子化”的新加坡,的確透過合併方式解決生源不足問題;向境外推廣當地課程,也是新加坡維持學生人數的方法之一。這些措施,在香港的業界內都有討論過;但不能忽略的是,新加坡當局也善用了這個機會提升教育質素。當老師對學生的比例高了,考評方法自然可以更多樣化,亦有更多空間推行實驗性質的教學。爲了從源頭解決學齡人口不足的問題,當地鼓勵生育的配套也遠比香港全面。
以上種種,都涉及政府是否有完整的問題意識,包括教育當局的政策,以及其他政策局如何作相應配合。因為人口急跌而衍生的狀況,在勞福局眼中是人力資源問題;在教育局眼中則是學生不足問題,大家都着眼於各自的範疇。
然而這些問題都是相關的,需要通盤的人口政策解決。在各種“推”“拉”因素的影響下,到底未來在香港就學的人會多了,還是少了?中小學學位的數目,應該逐步遞減嗎?除了“迴應式”的政策,以及把人口流動視為“自然現象”之外,當局有沒有控制人口結構與數量的目標和措施?
全球搶人才 香港教育制度具競爭力嗎?
在討論有關人口下跌對學校的影響時,不少人都指“少子化”問題非香港獨有;惟他們就甚少提到全球搶人才與香港教育制度競爭力之間的關係。
對於有意透過人才計劃來港發展的人而言,他們最主要考慮的因素,是香港整體發展前景和工作機會。對於已有家室的人才來說,教育制度或許會影響他們選擇在哪裡定居,但相信這並非決定性的因素;相反,在決定應否永久離港的人眼中,香港教育制度就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筆者身邊有不少年輕夫婦離港,他們都提到一點:“如果不打算生育,我們不一定要走;但如果有小朋友,就要考慮香港是否會是一個適合他們生活的地方。”從他們的角度而言,是否有必要離港,除了政治因素外,就是下一代的福祉,而教育制度正是影響下一代成長的最主要因素。
先不說香港的教育制度能否如部分人士所言,能夠吸引鄰近地區的學生以自資全額方式就讀;這個制度能否在“市場機制”之下,做到“留人”效果,是首先要解答的問題。
(作者係香港政策研究所前高級研究員、公共政策顧問,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來源:《明報》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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