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正式揭曉。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群，安徽郎溪磨盤山遺址，湖北荊門屈家嶺遺址，河南永城王莊遺址，河南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陝西清澗寨溝遺址，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山西霍州陳村瓷窯址，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按年代早晚順序）成功入選。國家文物局副局長、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關強表示，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是過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

文｜本刊記者 馮琳

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

山東沂水跋山遺址群是對以山東省沂水縣跋山遺址為中心的80餘處舊石器時代遺存的總稱，該遺址位於魯中南沂蒙山腹地的沂水縣河奎村，文化遺物出自古沂河階地中下部。2020年7月，遺址因水庫洩洪沖刷河道而被發現，殘存面積近1,000平方米。近8米的文化堆積保存距今10萬年至5萬年的古人類活動珍貴證據，揭示出自晚更新世以來石器工業隨環境變化而發生演進的清晰軌跡。

跋山遺址使用石英簡單石核－石片技術的文化特點，發展到距今約3萬年水泉峪遺址出現細石器技術，經鳳凰嶺遺址、扁扁洞遺址傳承發展，而後開啟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文明化進程。遺址群在時空上完整展現了古人類連續發展的歷史進程，更將散布在周邊地區的簡單石核－石片技術的石英舊石器遺存完整連接起來，揭示了晚更新世華北、華中乃至華南地區舊石器文化傳統的一致性，說明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長期連續發展的特點早在舊石器時代便已顯現。

經過對該遺址連續3年的發掘，出土、採集文化遺物4萬餘件，以及少量竹、木質等有機物標本。下文化層集中出土8具古菱齒象下頜及部分骨牙角製品，其中一件象牙質鏟形器型體碩大、人工打制痕跡明顯，為國內首次發現。

福建平潭殼丘頭遺址群

殼丘頭遺址群位於福建平潭島，沿海岸山體東麓背風坡地連續分布，包括殼丘頭、西營、東花丘、龜山等遺址。2017年至今，殼丘頭遺址群經過多次發掘，建立起了東南沿海島嶼地區距今7,500－3,000年考古學文化序列，為探討東南沿海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傳承、交流、互動，以及其代表的南島語族早期人群的起源和遷徙提供了直接材料。

不同時期的居址空間利用模式揭示了該地區7,000年以來的史前聚落形態及其變化發展規律。珍貴的人骨遺骸、豐富的海陸生動物遺存，以及確鑿的農業證據反映出沿海史前早期人群多樣化的生計模式，兼具大陸性和海洋性特征，這種特點貫穿7,000年以來的各個時期。

東南沿海地區的史前考古進展，深化了對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史前人群利用海洋資源以及史前農業文化向東南亞島嶼地區擴散歷程的認識，為探索南島語族起源與擴散提供了重要線索，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的重要實證。

安徽郎溪磨盤山遺址

磨盤山遺址坐落於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的東岸，遺址保存較好，現存總面積約60,000平方米，是皖東南地區的一處中心聚落。其北側的郎川河溝通著長江水系和環太湖水系，使得該遺址正處於重要的地理節點上。

以往這一地區並未做過深入的考古工作，該遺址於1970年因開掘新郎川河而發現，2015、2016和2023年南京大學聯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了三次發掘。三次發掘均選擇在西側的遺址核心區進行，發掘面積共1,640平方米，發現了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春秋時期的連續文化堆積，成為長江下游地區文化演進研究的典型範例，填補了長江下游文明化進程研究的地域空白。

最重要的發現是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澤文化時期的土台墓地，共清理這一時期的墓葬330座，其中崧澤文化時期321座，墓葬數量和密度在同類遺址中非常少見，成為文化演進、社會組織結構、社會分工和等級分化研究的重要材料。

湖北荊門屈家嶺遺址

湖北荊門屈家嶺遺址是屈家嶺文化的發現和命名地，地處大洪山南麓向江漢平原的過渡地帶，是以屈家嶺為核心，包括殷家嶺等十餘處地點為一體的新石器時代大型遺址。該遺址先後於1955、1956－1957、1989年進行過三次考古發掘。2015年至今持續開展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獲。

考古工作揭露一座屈家嶺文化大型禮制性建築，發現黃土台基和體量巨大、結構清晰、建造工藝考究的“磉墩”，是我國考古發現最早的“磉墩”，填補了中國建築史的空白。發現依勢而建、規模龐大的史前水利系統，包括水壩、蓄水區、灌溉區和溢洪道等要素，集抗旱與防洪、生活用水和農業灌溉等功能於一體，是迄今發現最早且明確的水利設施之一，標誌著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從最初被動地防水禦水轉變為主動地控水用水，實現了從適應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屈家嶺遺址的治水範式，不僅為史前單體聚落的水資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細節支撐，而且也是研究早期人地關係、社會組織等問題的重要考古依據。屈家嶺遺址社會及文化發展具有鮮明的連續性，多角度、多層面揭示出史前文化的發展高度和社會複雜化程度，是研究長江中遊文明化進程的珍貴物證，為探索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典型個案。

河南永城王莊遺址

王莊遺址位於河南省永城市以東約13公裏的苗橋鎮曹樓村，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對該遺址聯合發掘，並進行全面勘探。鑽探發現遺址以王莊村為中心，東西寬500米，南北長1,300米，遺址總面積約63萬平方米。遺址中部發現一座環壕：平面呈圓角長方形，南北長約350米，東西寬約250米，方向10度，總面積近80,000平方米；環壕主要圍繞王莊遺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初步推斷為墓葬區以外帶有防禦性質的圍溝，兩者年代應基本同時。

王莊遺址大汶口文化墓地葬俗獨特，存在多組墓葬間的“有意打破”現象，墓葬出土“玉覆面”及成組石圭具有禮器的性質，是該地區史前時期社會複雜化進程的直觀反映。遺址陶器群類型多樣，文化面貌複雜並具有鮮明地方風格，代表著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豫東地區的一個新類型。

河南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

大邑商都鄭州，一座考古發現的文明古都。書院街墓地位於鄭州商都內城東南，由兆溝、通道、墓葬、祭祀遺存等組成，是一處結構與功能明確、具有整體系統性的商代白家莊期高等級貴族墓地。

其中M2為墓地中心大墓，出土青銅器、玉器、金器、綠松石器、海貝等各類隨葬品210餘件，組合有酒禮器、兵禮器、玉禮器、金禮器、覆面禮器等，是鄭州商都遺址70年來首次發現青銅器最多、玉器最多、金器最多、殉狗坑最多的墓葬。該墓葬從隨葬品種類到數量，再到等級地位，都創下了迄今為止鄭州商都之最。

書院街墓地結構布局清晰，年代明確，是中央王朝都城內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具有兆域性質的高等級貴族墓地，展現了早商時期高等級貴族喪葬規制的文化面貌，凸顯諸多禮制性的制度創新，也填補了商代青銅文化、黃金文化等相關文化空白，標誌著早商文明發展的新高度，彰顯了商代王都豐富的文化內涵。

陝西清澗寨溝遺址

寨溝遺址位於陝西省榆林市清澗縣解家溝鎮寨溝村，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凸顯出商代北方黃土梁峁地帶方國中心聚落遺址“多峁一體”的分布特徵。其遺存豐富、要素齊全、規模巨大，初步確定為一處商代方國都邑聚落遺址。

目前已發掘出規模龐大、結構複雜的夯土建築群，其鑲崖包坡的台基修築方式、“回”字型的整體布局、下沉式的空間結構、木地板和纴木等技術的應用在中國早期高等級建築中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出土的陶範紋飾精細、工藝成熟、類型多樣，顯示出當地已具備發達的青銅鑄造技術和能力。大量商代高等級貴族墓葬，尤其是11座甲字形大墓的集中發現，填補了殷商文化圈之外商代帶墓道大墓的空白。貴族墓葬盛行墓室葬車，大量葬車遺存的發現為探索中國古代馬車的起源和車馬埋葬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關鍵證據，出土了國內年代最早的雙轅車實物，或為文獻記載中的“大車”或“牛車”，將我國雙轅車的出現時間上推了約1,000年。

寨溝遺址發掘出土的大量器物與殷墟高層物質文化相同，反映了黃土丘陵地區與商王朝之間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對周邊地區的強烈影響。對探討商代西北方國政治地理結構、了解殷墟時期中原與邊陲地區文化交流與互動提供了珍貴資料。

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

四角坪遺址位於甘肅省隴南市禮縣，是一處秦代大型禮制性建築遺址。遺址外圍依山勢建有夯土圍牆，牆內主體遺存由多處夯土建築基址組成，現存總面積約28,000平方米。

遺址中心為邊長27.8米的方形夯土台基，四邊各夯築兩組台階，上置空心踏步磚。土台中心建造一邊長6.5米的方形半地穴式空間，地面及四壁貼附素面磚，磚縫作填縫處理，空間中部地磚下有陶水管道向北縱穿夯土高台。中心土台四邊對應長方形附屬建築，四角分布曲尺形附屬建築，附屬建築區域以夯土牆分隔出多個院落，夯土牆連接附屬建築將中心土台圍合。各夯土基址邊緣均分布方形柱洞，外圍均環繞鵝卵石散水。遺址以建築遺存為主，出土大量建築構件，有瓦當、板瓦、筒瓦、空心磚、地磚等，各類遺物規格、紋樣統一，從形制及工藝判斷四角坪遺址應該是秦統一後即秦帝國時期的遺存。

四角坪遺址是國內罕見的規模宏大、格局規整的秦代大型建築群，是繼宗廟建築、畤祭建築之外的又一種秦祭祀建築形式。該建築格局深刻影響了兩漢時期德陽廟、王莽九廟甚至後期天壇、地壇等的祭祀建築風貌，具有極強的禮儀性，是秦代國家意志的體現。四角坪遺址是國家祭祀變革與中國“大一統”歷史進程的物化載體，體現了中國古代統一國家形成初期的風格和氣魄。

山西霍州陳村瓷窯址

陳村窯址位於山西省臨汾市霍州白龍鎮，2022至2023年首次開展系統的考古工作，發掘面積共計600平方米，揭露出宋末、金、元、明時期的窯爐、作坊等各類重要製瓷遺跡，出土了大量產品殘片和窯具，厘清了霍州窯從北宋末期到清代初年的燒造歷史，第一次從考古學上建立起了霍州窯業歷史分期標尺，展現出霍州窯全新的窯業面貌。

霍州窯印證了中國細白瓷生產中心的轉移，填補了北方地區細白瓷生產的缺環，是北方地區細白瓷生產最後的高峰，對中國陶瓷發展史具有重要貢獻。

霍州窯特點鮮明的製瓷成就，不僅印證了山西地區是北方地區經濟中心、手工業生產核心區域，也為瓷業交流、瓷業格局、人地關係、地方社會等研究打開了一扇窗戶，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偉大進程的鮮活物質體現和生動詮釋。

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

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位於海南島與西沙群島之間的南海海底，西北距離三亞約150公里，遺址水深約1,500米。沉船遺址保存相對完好，文物數量巨大，時代比較明確（明弘治－正德），具有極高的歷史、科學及藝術價值。這一發現不僅是我國深海考古的重大發現，也是世界級的重大考古發現。

遺址填補了我國古代南海離岸航行路線的缺環，完善了海上絲綢之路南海段航線的歷史鏈條，實證了中國先民開發、利用、往來南海的歷史事實，再現了明代中期海上貿易的繁盛景象，對中國航海史、陶瓷史、海外貿易史及水下考古研究等都具有突破性的貢獻。

南海西北陸坡一號、二號沉船遺址考古調查是中國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運用考古學理論、技術與方法，嚴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規程要求，借助深潛技術與裝備，對位於水下千米級深度的古代沉船遺址開展系統科學考古調查、記錄與研究的工作。這一發現充分展現了我國深海科技與水下考古跨界融合、相互促進的美好前景，標誌著我國深海考古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是中國水下考古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4年5月號，文中圖片均來自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