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冀平
回家,從來是遊子的祈盼。「萬水千山總是情」中國作家協會以「回家」為題,邀請港澳作家訪問北京。每年都會參加一些活動和會議,但自從接到中國作家協會的邀請那天起,就感受到與以往不同,細緻周到貼心,每一個細節都關照,每一個問頭,都會詳盡回復,行程安排更是反復叮嚀。
香港澳門一行四十三人起行前往北京。北京是我的老家,曾經熟悉這裡的一切,離開三十五年,我的老家變化太大,開車幾乎不識路,走路常走錯地方。北京的天氣還是熟知的,四季分明,秋天是最好季節,其次是冬天,春天只能位居第三位。而此次不同,初春四月,香港梅雨時節又冷又陰不見陽光,北京卻是春風拂面,春陽高照,街道兩旁處處種著桃花、玉蘭、迎春,紅白黃粉,五彩相間。
第一站是中國現代文學館,現在的文學館有了新建築,有大花園和水池,花樹圍繞。在這裡,安排我們與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和所有書記們見面,又與以往不同,作協主席鐵凝進了會場,不上台,也不直接就位,走過來和每一個「回家」的作家握手。我從她暖暖的手裡接過牌匾,上面鐫刻著我參加作家協會的天數,寫著「您以優秀作品,點亮萬家燈火,我們以文學名義,向您致敬」。字不多,但字字入心。
文學館设计别致的园林中,安放着十三尊作家雕像,形态各异,仿真传神。在老舍、曹禺、葉聖陶的三人組塑中,我輕輕地坐下來,坐到他們中間,想起和他們在一起的過往。和曹禺先生在劇院排練場,他連看了五遍《天下第一樓》連排,為劇中人物流下淚,他握著我的手詢問,你尚且年輕,哪裡來的這些蒼桑?和葉聖陶爺爺在他家的四合院,聽他講話,看他為院中的小樹淋水,如同用心血輔導幼童……
我沒有見過老舍先生,他去世的時候我還小。現代文學館第一任館長是老舍先生的公子舒乙,他親自帶我參觀,給我講解,請我到家裡喝茶,吃家裡做的點心,他提出要收藏我的話劇《天下第一樓》手稿,因為手稿已經給了北京人藝博物館,只有謝辭。1999年為記念老舍先生誕辰一百年,我用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說,改編了話劇《開市大吉》,由香港話劇團演出,舒乙先生特別高興,因為這是紀念活動中唯一的一台話劇。他興奮地親筆給我和香港話劇團寫來賀信,對劇本改編譽以六個「真正」,真正的改編、真正的幽默,真正的發揮,真正的突破……幾十年過去,我沒有再來過文學館,舒乙先生也去世了。
在作家書房展館,張天翼書房、葉君健書房、姚雪垠書房、陽翰笙書房……在曹禺先生的書桌旁,我站立了很久。三十多年前,就在這個書桌旁,曹禺手裡拿著我的劇本《天下第一樓》,對著我和兩位導演款款而談,從劇情到人物到台詞,越說越興奮,從下午直說到掌燈。也就是在這張書桌上,他親筆寫下《天下第一樓》的劇名,提了「危樓明月風」的橫幅,還寫下一首長詩:「你是淚水流下的水晶,你畫出多少人物,畫不盡的人性……那清涼洒脫的尾聲……我羨慕你們,你們用玉筆,道盡世間的不平,你愛、你憐、你恨……你們將是宇宙中永遠閃光的星星。」曹禺先生對一個進劇院不久,劇本組裡最年輕的,才剛剛拿出成熟作品的年輕作家,寄以的鼓勵和期望,是我寫作永遠的動力。
作協黨組書記張宏森走到我面前,照例舉起酒杯,但竟能記得我劇本的台詞;我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60周年撰寫話劇《甲子園》,發表我劇本的是《人民文學》,書記處書記兼主編施戰軍仍清楚的記得當年;《十月》雜誌社是發表我第一本劇本集和小說的刊物;出版我最新一版劇本集《疏影暗香》的作家出版社;與身在北京城的名作家、名編劇同場交流,各大媒體專訪宣傳……老輩、同輩、新一輩,處處是暖流,處處是感動,這真的是「回家」。
現代文學館送給我的作品「入藏證書」,文中寫到「您的作品由我館珍藏,將傳之永世」。證書題頭,是邵燕祥先生的詩,他是詩人,後來改寫雜文,想不到在這兒看到他寫下的詩篇。我和燕祥先生是忘年交,他一直關注著我,惦念著我到了香港怎樣寫作,怎樣生活?我留存著他給我的親筆信,一句句如同家人般的囑咐叮嚀,那年他剛剛做完心臟手術,他在信中寫道「只能說,後會有期!……庶可免於在不經意中猝死,然則還可以等到你再帶著新戲來北京!」我帶著新戲來了,但您走了……
「引來茫茫九派百川水,匯成浩淼的文學海洋,作協像一座活動的火山,一個生長著的礦藏……二十世紀中國文明的敦煌……有聲無聲的呼喚,心靈會把心靈叩響……」我熱淚滿盈。
離開北京已經三十五年,回想曾經在曹禺、葉聖陶面前聆聽,和燕祥老師通書信,和舒乙先生喝茶,和主管文學藝術的書記、總編、編輯們切磋文字……多希望我還是那個年齡,但如今的我已經不再年輕。青春不是年齡,是不肯衰老的心態。我的作品,我們每一個回家的人,曾經和即將用心靈寫下的文字,要「點亮萬家燈火」,要像它面世時一樣年輕,才不負「家」和「家人」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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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冀平
回家,從來是遊子的祈盼。「萬水千山總是情」中國作家協會以「回家」為題,邀請港澳作家訪問北京。每年都會參加一些活動和會議,但自從接到中國作家協會的邀請那天起,就感受到與以往不同,細緻周到貼心,每一個細節都關照,每一個問頭,都會詳盡回復,行程安排更是反復叮嚀。
香港澳門一行四十三人起行前往北京。北京是我的老家,曾經熟悉這裡的一切,離開三十五年,我的老家變化太大,開車幾乎不識路,走路常走錯地方。北京的天氣還是熟知的,四季分明,秋天是最好季節,其次是冬天,春天只能位居第三位。而此次不同,初春四月,香港梅雨時節又冷又陰不見陽光,北京卻是春風拂面,春陽高照,街道兩旁處處種著桃花、玉蘭、迎春,紅白黃粉,五彩相間。
第一站是中國現代文學館,現在的文學館有了新建築,有大花園和水池,花樹圍繞。在這裡,安排我們與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和所有書記們見面,又與以往不同,作協主席鐵凝進了會場,不上台,也不直接就位,走過來和每一個「回家」的作家握手。我從她暖暖的手裡接過牌匾,上面鐫刻著我參加作家協會的天數,寫著「您以優秀作品,點亮萬家燈火,我們以文學名義,向您致敬」。字不多,但字字入心。
文學館设计别致的园林中,安放着十三尊作家雕像,形态各异,仿真传神。在老舍、曹禺、葉聖陶的三人組塑中,我輕輕地坐下來,坐到他們中間,想起和他們在一起的過往。和曹禺先生在劇院排練場,他連看了五遍《天下第一樓》連排,為劇中人物流下淚,他握著我的手詢問,你尚且年輕,哪裡來的這些蒼桑?和葉聖陶爺爺在他家的四合院,聽他講話,看他為院中的小樹淋水,如同用心血輔導幼童……
我沒有見過老舍先生,他去世的時候我還小。現代文學館第一任館長是老舍先生的公子舒乙,他親自帶我參觀,給我講解,請我到家裡喝茶,吃家裡做的點心,他提出要收藏我的話劇《天下第一樓》手稿,因為手稿已經給了北京人藝博物館,只有謝辭。1999年為記念老舍先生誕辰一百年,我用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說,改編了話劇《開市大吉》,由香港話劇團演出,舒乙先生特別高興,因為這是紀念活動中唯一的一台話劇。他興奮地親筆給我和香港話劇團寫來賀信,對劇本改編譽以六個「真正」,真正的改編、真正的幽默,真正的發揮,真正的突破……幾十年過去,我沒有再來過文學館,舒乙先生也去世了。
在作家書房展館,張天翼書房、葉君健書房、姚雪垠書房、陽翰笙書房……在曹禺先生的書桌旁,我站立了很久。三十多年前,就在這個書桌旁,曹禺手裡拿著我的劇本《天下第一樓》,對著我和兩位導演款款而談,從劇情到人物到台詞,越說越興奮,從下午直說到掌燈。也就是在這張書桌上,他親筆寫下《天下第一樓》的劇名,提了「危樓明月風」的橫幅,還寫下一首長詩:「你是淚水流下的水晶,你畫出多少人物,畫不盡的人性……那清涼洒脫的尾聲……我羨慕你們,你們用玉筆,道盡世間的不平,你愛、你憐、你恨……你們將是宇宙中永遠閃光的星星。」曹禺先生對一個進劇院不久,劇本組裡最年輕的,才剛剛拿出成熟作品的年輕作家,寄以的鼓勵和期望,是我寫作永遠的動力。
作協黨組書記張宏森走到我面前,照例舉起酒杯,但竟能記得我劇本的台詞;我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60周年撰寫話劇《甲子園》,發表我劇本的是《人民文學》,書記處書記兼主編施戰軍仍清楚的記得當年;《十月》雜誌社是發表我第一本劇本集和小說的刊物;出版我最新一版劇本集《疏影暗香》的作家出版社;與身在北京城的名作家、名編劇同場交流,各大媒體專訪宣傳……老輩、同輩、新一輩,處處是暖流,處處是感動,這真的是「回家」。
現代文學館送給我的作品「入藏證書」,文中寫到「您的作品由我館珍藏,將傳之永世」。證書題頭,是邵燕祥先生的詩,他是詩人,後來改寫雜文,想不到在這兒看到他寫下的詩篇。我和燕祥先生是忘年交,他一直關注著我,惦念著我到了香港怎樣寫作,怎樣生活?我留存著他給我的親筆信,一句句如同家人般的囑咐叮嚀,那年他剛剛做完心臟手術,他在信中寫道「只能說,後會有期!……庶可免於在不經意中猝死,然則還可以等到你再帶著新戲來北京!」我帶著新戲來了,但您走了……
「引來茫茫九派百川水,匯成浩淼的文學海洋,作協像一座活動的火山,一個生長著的礦藏……二十世紀中國文明的敦煌……有聲無聲的呼喚,心靈會把心靈叩響……」我熱淚滿盈。
離開北京已經三十五年,回想曾經在曹禺、葉聖陶面前聆聽,和燕祥老師通書信,和舒乙先生喝茶,和主管文學藝術的書記、總編、編輯們切磋文字……多希望我還是那個年齡,但如今的我已經不再年輕。青春不是年齡,是不肯衰老的心態。我的作品,我們每一個回家的人,曾經和即將用心靈寫下的文字,要「點亮萬家燈火」,要像它面世時一樣年輕,才不負「家」和「家人」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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