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煒灝在大學本科畢業後，曾在大型補習社擔任英文科補習導師，甚至曾與“補習天王”一樣登上巴士廣告。在補習社工作數年後，他報讀了大學的碩士課程，當時正以中學生在大型補習社的學習經歷作為論文題目。其後他再攻讀博士學位，7年前加入教大。

嫌考試技巧溫習材料太“統一”

由修讀研究院課程起，容煒灝的研究全部與補習相關，以中學生的補習為主。近年間中有連鎖補習社停運結業，容煒灝稱過往進行研究時，發現家長和學生近年認為大型補習社的考試技巧和溫習材料太“統一”，“要文憑試表現突出、不想跟別人補習學的範文一模一樣，所以會去小型補習社。”加上學生人口結構性下跌，他估計大型補習社或將面臨寒冬期。

雖然補習盛行，不少人對提升學業表現的成效仍存疑問，容煒灝坦言難一概而論，“很難將有補習和沒有補習的學生比較。他們來自不同學校、背景不同，比較時太多因素需要控制。”不過，他最近的研究發現補習在其他方面的影響。

容煒灝過去一年追蹤19名參與非政府組織提供免費補習的高中生，發現有學生的學習動力因此提高，“有一名學生跟我說，‘既然導師免費給我們補習、很有心，（我們）似乎要加把勁，不要辜負導師。’”不少學生亦反映，導師兼具友師（mentor）角色，為成長分憂。

補習界處“左右為難”困境

補習社雖多以“教育”為名，容煒灝回想過去工作卻坦言，補習與學界理念背道而馳。他形容教育界提倡以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centred），但補習的日常運作則是“spoon-feeding”，較單向灌輸知識和考試技巧，過程中更包含商業考慮，例如怎樣留住學生繼續補習。

容煒灝憶述，自己當時擔任補習導師，曾要求學生“唔好亂睇書、唔好嘥時間，要睇就睇我畀你嗰啲（材料）”，正與學界提倡的“read widely”（廣泛閱讀）相異。他認為這與需要兼顧營運有關，“因為要賺錢，所以要讓學生見到即時成效。例如教完考試技巧，便從歷屆試題找相關題目示範。”

容煒灝認為這是補習界左右為難的困境，“一方面要賺錢，另一方面又應培養學生成為不用指導也能學習的學生，因為是教育最理想的情景。”至於免費補習，他認為由於毋須顧慮收入，情況恰恰相反。

雖然理念與學界提倡相異，但容煒灝認為只要有公開試，補習便應運而生，學生亦確實需要補習，尤其在亞洲社會。他相信與社會文化有關，“香港學生較‘聽教聽話’，始終香港的活動式、探究式學習仍未是主流。”

AI電子教學暫難代真人

至於補習未來發展，雖然人工智能和電子教學興起，他認為短期仍難取代真人補習，“網上補習疫情前已經出現，但不太成功。”容煒灝解釋，除非平台能準確判斷學生能力，提供相應材料，否則欠缺真人指導，需靠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他又稱，AI和電子教學依靠學生自律，“沒有人‘看守’、‘逼’學生讀書，要靠學生自主才能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