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在1970年初開始因為要聯手對付彼此的共同對手（蘇聯）而有所改善，並持續到大概21世紀頭十年。冷戰結束後，美國的戰略重點放在歐洲和中東。東南亞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大幅下降，不少東南亞國家感覺到被美國忽視。爲了加強其國際影響力，東南亞十國於1967年成立了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與此同時，隨着中國的崛起和不斷改革開放，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尤其在經貿方面越來越密切。1997年，中國堅持不讓人民幣貶值的政策紓緩了亞洲金融風暴對東南亞國家的衝擊。2003年，中國作為東盟的對話夥伴率先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與東盟建立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係。2021年，中國與東盟建立了中國東盟全面戰略伙伴關係。
2010年代初，美國“猛然醒覺”認為中國的崛起對其全球霸權和國家利益構成嚴重的“威脅”，並開始以遏制中國作為其對華政策的主軸。2011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策略，表面上是要加強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關注，實際上是要拉攏亞洲國家遏制中國，而東南亞國家則成為了美國的地緣戰略重鎮。
當年參與籌劃“重返亞洲”策略戰略師、現任美國副國務卿的庫爾特·M·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在其2016年出版的《轉向：美國在亞洲的治國之道》（The Pivot：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書中這樣說：“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策是轉向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需要與東南亞國家密切合作，協調在航行自由、地區透明度、和平解決爭端和自由貿易等二十一世紀價值觀上的共同立場。”“儘管東盟具有中心地位，但在美國之前的亞洲治國戰略中，該組織一直被忽視。”“相較之下，‘轉向’的最初幾年，美國恢復了對東盟的關注。美國向東盟派遣大使，在雅加達東盟總部設立代表處，與東盟簽署《友好合作條約》，參加東盟國防部長會議，並投放資金來加強東盟秘書處。這種穩定的接觸在2011年美國加入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EAS）時達到頂峰──東亞峰會是該地區最重要的國家元首年度聚會之一。這是重要的一步，部分原因是中國最初構想成立該組織時並沒有把美國當作積極成員。然而，加入後，美國能夠利用這個組織和亞洲其他幾個組織來形成圍繞政治和東海以及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共識。”
不過，現任美國總統拜登並沒有放棄在經貿上遏制中國的意圖。2022年5月，美國啟動了排除中國在外的“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IPEF）。此次啟動開始了對未來談判以下幾個支柱的討論：（1）貿易；（2）供應鏈；（3）清潔能源、脫碳和基礎設施；（4）稅收和反腐敗。不過，IPEF與TPP最大不同之處，是美國拒絕向參加的國家開放國內市場，這便使得其吸引力大減。
今年，新加坡的東南亞-尤索夫伊薩研究所（The ISEAS-YusofIshak Institute of Singapore）完成的《2024年東南亞狀況調查報告》（第六份報告）（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4 Survey Report）（the 6th report）為這個“此消彼長”的趨勢提供了大量扎實的證據。這個調查報告中的受訪者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學術、社會和政治精英，共有1994人參與這項調查。調查發現：“中國仍然被視為該地區（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經濟（59.5%）和政治戰略（43.9%）大國，中國在這兩方面都大幅超過美國。”“如果該地區被迫在持續的中美競爭中結盟，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較普遍的選擇（50.5%）。美國從上年的61.1%下降到49.5%。”“自2022年5月（美國倡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實施以來，一年多以來，圍繞其潛在有效性和效益的情緒進一步減弱，對IPEF的積極情緒從去年的46.5%下降至40.4%。今年，44.8%的東南亞受訪者對IPEF的影響和有效性越來越不確定，高於一年前的41.8%。負面情緒也從去年的11.7%上升到今年的14.9%。”“對中國作為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大國的看法仍然很高，59.5%的地區受訪者持這種觀點。”“與往年一樣，中國仍保持着在東南亞最具影響力和戰略力量的國家的地位（43.9%）……相反，美國的影響力從去年的31.9%下降到今年的25.8%。”“東南亞人肯定中國是東盟最具戰略意義的合作伙伴，平均得分為8.98（滿分11分）。緊隨其後的是美國（8.79）和日本（7.48）。”“2024年1月，七個東盟成員國（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緬甸、泰國和越南）簽署了認同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的文件。”
中美關系在1970年初開始因為要聯手對付彼此的共同對手（蘇聯）而有所改善，並持續到大概21世紀頭十年。冷戰結束後，美國的戰略重點放在歐洲和中東。東南亞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大幅下降，不少東南亞國家感覺到被美國忽視。爲了加強其國際影響力，東南亞十國於1967年成立了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與此同時，隨着中國的崛起和不斷改革開放，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尤其在經貿方面越來越密切。1997年，中國堅持不讓人民幣貶值的政策紓緩了亞洲金融風暴對東南亞國家的衝擊。2003年，中國作為東盟的對話夥伴率先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與東盟建立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係。2021年，中國與東盟建立了中國東盟全面戰略伙伴關係。
2010年代初，美國“猛然醒覺”認為中國的崛起對其全球霸權和國家利益構成嚴重的“威脅”，並開始以遏制中國作為其對華政策的主軸。2011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策略，表面上是要加強美國對亞洲地區的關注，實際上是要拉攏亞洲國家遏制中國，而東南亞國家則成為了美國的地緣戰略重鎮。
當年參與籌劃“重返亞洲”策略戰略師、現任美國副國務卿的庫爾特·M·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在其2016年出版的《轉向：美國在亞洲的治國之道》（The Pivot：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書中這樣說：“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策是轉向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需要與東南亞國家密切合作，協調在航行自由、地區透明度、和平解決爭端和自由貿易等二十一世紀價值觀上的共同立場。”“儘管東盟具有中心地位，但在美國之前的亞洲治國戰略中，該組織一直被忽視。”“相較之下，‘轉向’的最初幾年，美國恢復了對東盟的關注。美國向東盟派遣大使，在雅加達東盟總部設立代表處，與東盟簽署《友好合作條約》，參加東盟國防部長會議，並投放資金來加強東盟秘書處。這種穩定的接觸在2011年美國加入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EAS）時達到頂峰──東亞峰會是該地區最重要的國家元首年度聚會之一。這是重要的一步，部分原因是中國最初構想成立該組織時並沒有把美國當作積極成員。然而，加入後，美國能夠利用這個組織和亞洲其他幾個組織來形成圍繞政治和東海以及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共識。”
不過，現任美國總統拜登並沒有放棄在經貿上遏制中國的意圖。2022年5月，美國啟動了排除中國在外的“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IPEF）。此次啟動開始了對未來談判以下幾個支柱的討論：（1）貿易；（2）供應鏈；（3）清潔能源、脫碳和基礎設施；（4）稅收和反腐敗。不過，IPEF與TPP最大不同之處，是美國拒絕向參加的國家開放國內市場，這便使得其吸引力大減。
今年，新加坡的東南亞-尤索夫伊薩研究所（The ISEAS-YusofIshak Institute of Singapore）完成的《2024年東南亞狀況調查報告》（第六份報告）（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4 Survey Report）（the 6th report）為這個“此消彼長”的趨勢提供了大量扎實的證據。這個調查報告中的受訪者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學術、社會和政治精英，共有1994人參與這項調查。調查發現：“中國仍然被視為該地區（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經濟（59.5%）和政治戰略（43.9%）大國，中國在這兩方面都大幅超過美國。”“如果該地區被迫在持續的中美競爭中結盟，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較普遍的選擇（50.5%）。美國從上年的61.1%下降到49.5%。”“自2022年5月（美國倡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實施以來，一年多以來，圍繞其潛在有效性和效益的情緒進一步減弱，對IPEF的積極情緒從去年的46.5%下降至40.4%。今年，44.8%的東南亞受訪者對IPEF的影響和有效性越來越不確定，高於一年前的41.8%。負面情緒也從去年的11.7%上升到今年的14.9%。”“對中國作為東南亞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大國的看法仍然很高，59.5%的地區受訪者持這種觀點。”“與往年一樣，中國仍保持着在東南亞最具影響力和戰略力量的國家的地位（43.9%）……相反，美國的影響力從去年的31.9%下降到今年的25.8%。”“東南亞人肯定中國是東盟最具戰略意義的合作伙伴，平均得分為8.98（滿分11分）。緊隨其後的是美國（8.79）和日本（7.48）。”“2024年1月，七個東盟成員國（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緬甸、泰國和越南）簽署了認同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