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兆佳

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經歷了驚濤駭浪的政治變遷，但總的形勢發展是由亂到治，這與中央果斷出手撥亂反正有莫大關係。然而，別有用心的西方政客、專家和媒體對於香港的政治變遷卻另有一番偏頗和不實的理解和論述。這些“另類敘事”的背後是西方遏制和抹黑中國與香港的圖謀，對“一國兩制”的歷史背景、初心和基本原則的無知或扭曲認知，對自己在香港的動亂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絕口不提。這種“另類敘事”也反映了西方一些人在思想和道德上的傲慢和偏見。

西方的敘事是這樣的：過去十多年，香港居民尤其年輕人爲了擺脫所謂操控，爭取自治、民主和自由以及捍衛人權，自發性地前赴後繼發動“和平抗爭”。這些抗爭也代表了香港居民對西方政治價值觀的認同和景仰。可是，在所謂“無情鎮壓”下，這些“正義行動”以失敗告終。在“鎮壓”過程中，中央制定了香港國安法，而香港特區政府則制定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在新的政治和法律環境下，香港的自治程度不斷下降，連帶其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狀況也愈趨惡化……西方的敘事成為了西方不斷詆譭、抹黑和制裁中國和香港的事實“依據”和政治理由。

今年5月，美國著名的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發表了一份由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莉莉·麥克爾威（Lily McElwee）和裘德·布蘭徹特（Jude Blanchette）撰寫，題目為《2020年以來香港自治權受到侵蝕》（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Since 2020）的研究報告。作者聲稱：“這份報告旨在基於與香港各利益相關者的實地討論、公開資料研究以及與商界、政策制定者和香港僑民的磋商，對香港的現狀進行客觀分析。”

“鸚鵡學舌”缺乏基本常識

然而，我在閱讀該份報告後發現，儘管作者們試圖用較溫和的措辭撰寫報告，但其核心內容其實與我上文所概括的西方對香港過去十多年來的政治變遷的“另類敘事”大同小異，簡直有鸚鵡學舌之嫌。這讓作為學者的我非常惋惜和遺憾，因為號稱“客觀”的學者們實際上對香港的情況不但缺乏基本常識，而且存在不少錯誤的認知。不過，由於作者們承認這項研究得到了美國國務院的“慷慨支持”，其研究結果與美國政府的立場相近也是不令人意外的。

三位作者認為，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是由於“多年來，社會活動不斷增加，香港居民在一系列問題上提出要求，包括要求中國當局履行在基本法中的承諾，允許香港民眾普選立法會和行政長官。”在這裡，作者們是真不知道或者佯裝不知道中國政府對香港民主發展的一貫立場。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不止一次強調，香港的民主發展不能危害國家安全、“一國兩制”的實施、“行政主導”管治模式和“愛國者治港”。民主發展必須依循“循序漸進”和在符合實際情況的原則下推進，因此中央從來沒有制定確實的時間表。回歸以來，絕大部分那些“民主鬥士”和“人權分子”，同時也是反中、反共和反政府分子。在他們的設想中，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應該不單高度自治，而且應該享有“完全自治”，因此不接受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的詮釋，更拒絕承認中央政府在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下對香港享有的權力。他們企圖通過爭取民主改革來奪取香港特區政權，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更把香港轉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顛覆基地”。在這些情況下，難以想像中央政府會滿足那些“民主鬥士”和“人權分子”的要求或者容許他們成為香港特區的領導人。

三位作者強調他們研究的一項“關鍵發現”是所謂的“中國轉向威權主義，嚴重削弱了香港本應維持到2047年的‘高度自治’。”事實上，香港的反共、反中和反政府分子在回歸後從不間斷地以各種鬥爭行動衝擊香港的管治、破壞立法會的運作、製造政治動盪和阻撓香港的發展。因此，三位作者應該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政府要等待二十年之久才採取行動結束香港的亂局？”

事實上，如果香港不是在2019-2020年爆發一場破壞力超強的、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暴亂，而這場暴亂又有着外部敵對勢力介入的背景，我想中央仍然會用一貫的耐心和寬容來處理香港事務，而不是用破釜沉舟的手法徹底杜絕香港的亂源。香港自2012年開始動亂愈趨大規模和暴力化，實際上，當國家安全和“一國兩制”同時遇到極其嚴重的威脅時，任何中國的領導人都不會坐視不管。

三位作者對“愛國者治港”原則頗有批評。在他們眼中，“愛國者治港”並不公平，因為它褫奪了“反對派”參政的機會。他們對香港的新選舉制度不滿，並且抨擊說：“（新選舉規則）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民主派’的代表權，實際上取消了那些曾批評北京或香港政府背離基本法承諾的政治改革歷史的人的資格。”

這個批評無視香港大部分所謂“民主派”拒絕接受由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的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這個基本事實。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容許那些拒絕接受該國的憲制架構，甚至揚言要推翻該憲制架構的人參與該國的管治，香港在這方面並無二致。更為重要的是，鄧小平早在1980年代已經屢次談到“愛國者治港”對國家安全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必要性。本質上，“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並非是一個爲了“懲罰”反中亂港分子而突然製造出來的安排。

這份研究報告有兩個嚴重缺失或者遺漏。其一是它對外部勢力包括美國在香港過去十多年動亂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置若罔聞。西方勢力一直以來強調香港動亂的自發性，否認自己曾經參與其中。不過，大量的證據和現象證明，香港策動和參與動亂的人和組織曾經得到不少來自西方組織和政客的策動、組織、培訓、指導、資助、配合與保護。

目前，香港法院正在審訊的黎智英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所有曾經與黎智英共事的證人都在庭上揭露了大量西方政客、組織和媒體與本地暴亂分子合謀和勾結的情況。這些證供顯示，香港發生的暴亂絕非完全自發，更非偶然，而是與外部勢力蓄意搞亂香港並以此來遏制與打擊中國有關。

另一項缺失是三位作者完全漠視香港動亂的極端暴力成分和它對香港社會和居民所造成的嚴重傷害。我相信，如果香港的暴亂在美國發生，美國政府必然會採取比香港特區政府更兇猛和殘酷的手法予以鎮壓。當前美國政府在大學校園內暴力鎮壓參與反對以色列在加沙屠殺巴勒斯坦人的示威學生便是明證。在香港，從來沒有一個參與暴亂的人因為警察的行動而失去性命。香港這種珍愛生命的情況在西方鎮壓暴亂的過程中一般不會出現。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香港當前的狀態並非是三位作者所認為的“不應該出現”的“不正常”狀態，反而是合乎“一國兩制”要求的“正常狀態”。現在，香港最終擁有了自己過去在回歸後長時間缺少了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在國家安全得到保障的情況下，香港的“一國兩制”才得以無限期成功實施下去。過去，由於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缺位，很多匪夷所思的“自由”和“人權”得以存在和泛濫，特別是那些要把香港變成“顛覆基地”的“自由”和“人權”。不少人把香港過去的鬥爭不止的狀態當作“正常”的狀態，而香港現在的狀態反而被批評為“不正常”，並且不合理地被視為香港的自治權不斷減少的“證據”。一些對香港現在的所謂“不正常”狀況感到不習慣，或者緬懷過去動亂“風光”的人因此決定離開香港是無可避免的，也是大時代下的必然現象。

讓更多人認清西方雙標

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這些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對個人自由和人權一定會帶來一些限制，香港也不例外。對香港來說，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仍然是新鮮事物，在如何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下做好保障人權和自由的工作上，香港需要不斷累積經驗、汲取教訓和改善工作，因此無需把一些不如理想或尚待改進的事情看得太嚴重。

西方各界對香港過去十多年來的偏頗敘事對香港不會有實質影響，反而讓更多香港居民對西方的僞善和雙標有更確切和深刻的認識，更意識到國際局勢的兇險和更警惕西方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來源：大公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