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香港 劉兆佳

美國竭力拉攏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進行軍事圍堵以遏制和孤立中國。美日、美韓、美菲、AUKUS（美英澳三國聯盟）、QUAD（四方安全對話）乃至“亞洲化”的北約等軍事聯盟都是美國的遏制手段。同時，美國又渲染“中國威脅論”以離間各國與中國的關係。然而，這些“包圍網”並不牢靠，甚至頗為脆弱：一方面，美國的政治和道德影響力正不斷下降；另一方面，美國多年來建構的各種軍事聯盟並非堅不可摧，這兩方面又互為因果。

美國霸權體系

反噬自身全球影響力

在蘇聯解體後的一段時間內，美國“突然”享有“單極時刻”，其全球政治和道德威信達到高峰。可是，美國不但沒有善用這個“黃金”時刻所帶來的機會推動和建設一個公平、平等和合理的新國際秩序，反而不顧一切地濫用美國的力量，特別是軍事力量來建構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秩序，確立美國的全球霸權。這一不自量力和錯漏百出的全球戰略為不少國家帶來了災難和戰亂，也受到越來越多國家包括部分其西方盟友的詬病和抵抗。同時，中國的崛起和一些區域性大國如巴西、印尼和南非的湧現對美國的霸權造成了相當的約束，使那些不願屈從於美國的國家獲得新的發展機遇，在發展道路和國際事務上擁有更多的選擇和抵禦美國霸凌行為的手段。時至今天，美國的全球政治和道德威信及其影響力持續下滑，其拉攏世界各國遏制和孤立中國的圖謀亦越來越難以得逞。與此同時，美國與其緊密盟友之間的關係也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裂痕，其針對中國的軍事“包圍網”也愈加顯得虛張聲勢。

美國政治和道德威信的下滑最確鑿的實例包括美國在2003年發動的第二次伊拉克戰爭、在2022年參與的對利比亞的動武、在俄烏衝突中對烏克蘭與俄羅斯的不同敘事和立場、縱容以色列在巴以衝突中對巴勒斯坦人民大規模殺戮造成的人道災難等，這些行為備受國際社會嚴厲道德譴責。美國的僞善和“雙標”令其道德威信在世界上蕩然無存。美國對聯合國和一些國際組織的蔑視嚴重破壞全球管治。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期間，美國大量囤積新冠疫苗並阻撓批准疫苗生產的專利豁免。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海嘯源頭在美國，給世界各國帶來嚴重金融和經濟災難，使所謂“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淪為笑柄，美國實施經濟、貿易和科技保護主義、實行美元“武器化”、抵制與“癱瘓”世界貿易組織。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問題和發展承諾上的表現令人失望。美國不斷以軍事手段來處理國際事務讓其窮兵黷武的嘴臉暴露無遺。凡此種種，都讓美國主導“自由國際秩序”無以為繼。

美國孤立中國

難獲國際社會認同和支持

為了遏制和孤立中國，亞洲成為美國的戰略要衝。日本、韓國和菲律賓是美國的軍事盟友。泰國與美國雖然在軍事上結盟，但與中國非常友好，不會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台灣地區與美國沒有軍事同盟關係，雖為美國對付中國的棋子，但為避免滅頂之災，不太可能與中國大陸開戰。印度雖為QUAD的成員，與中國關係複雜且有邊界糾紛，但其“不結盟”政治傳統根深蒂固，不可能在中美較量中完全倒向美國，只會利用美國為自己謀取最大的利益。近年來，美國積極爭取東南亞國家，但除菲律賓外，其他東南亞國家和印度，包括那些在南海與中國有爭端的國家，都不願意倒向美國，亦不會相信中國會對它們軍事入侵，反而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致力加强與中國的經貿聯繫，並越來越傾向以集體方式保障自身安全。

美國還嘗試擴大其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但其影響力一向有限，在地緣政治上難以與俄羅斯匹敵。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上海合作組織大大加强了中國與中亞國家在各方面的聯繫。近來，中國與塔利班領導的阿富汗愈趨友好，不斷增加在該國的投資。中國對中亞地區的穩定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中亞地區也成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屏障。美國蘭德公司的亨特．斯托爾 （Hunter Stoll）2023年在《外交官》(The Diplomat)撰文指出：“中亞很少會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自從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以來，中亞地區普遍認為美國是短暫的機會主義外國勢力。中亞民眾對美國的民調落後於俄羅斯和中國。”

在中東地區，美國的影響力迅速下滑。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行動失敗，製造了大規模的人道災難，最後被迫倉皇撤退，嚴重挫傷其國際聲譽。隨着美國頁岩氣開發成功，中東地區對美國的戰略價值有所下降，美試圖抽身並集中軍事資源圍堵中國。為此，美國促成以色列與部分中東國家“和好”，從而試圖建構一個由以色列和若干中東國家組成的政治軍事“集團”來抗衡伊朗和它在中東地區的夥伴。然而，巴以衝突徹底瓦解了美國的新中東戰略。美國對以色列缺乏道德底綫“一面倒”的支持以及巴勒斯坦問題重新成為國際議題，讓美國不得不再次捲入中東地區的衝突，也讓美國成為阿拉伯人民的公敵。此外，隨着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區域大國的崛起並走向戰略和經濟合作，以及中國與俄羅斯在中東事務上的角色越來越大，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正在不可逆轉地下降。在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復外交關係和推動巴勒斯坦的兩大派系（哈馬斯和法塔赫）的談判上，中國發揮了重要的“勸和促談”作用。一些西方戰略學者比如《經濟學人》的格雷格．卡爾斯特羅姆(Gregg Carlstrom)甚至認為中東地區正處於“權力真空”狀態。瑞典隆德大學的達莉亞．達薩．凱伊(Dalia Dassa Kaye)和查塔姆研究所的薩南．瓦基爾（Sanam Vakil）2024 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中指出：“儘管加沙戰爭將巴勒斯坦議題推回到國際議程的前沿，但它也凸顯了整個中東地區正在發生的重要的新政治動態。一方面，美國的影響力似乎較小。但同時，區域大國，包括那些先前存在分歧的國家，正在主動出擊，參與調解，並協調各自的政策反應。”

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的關係素來微妙和複雜，但難言友好。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一向是美國處理拉丁美洲事務的指導思想。長期以來，美國視拉丁美洲為自己的後院和禁臠，不容許其他國家特別是歐洲列强介入，帶有明顯的“新殖民主義”色彩，這對彼此的關係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害，也引發了拉美國家尤其是左翼勢力領導的國家的反感和反抗。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遠遠落後於它在歐洲和東亞地區的投資，不少拉丁美洲國家並不認同“華盛頓共識”，反而欣賞中國的發展理念與發展成就。中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和開發增長迅速，經貿聯繫愈趨密切，越來越多國家表達了參與“一帶一路”合作和金磚國家組織的意向。《美洲季刊》（Americas Quarterly）主編布萊恩．溫特 (Brian Winter) 2022 年在《外交事務》撰文表示：“許多拉美左翼和右翼政客都意外地達成了共識：在中美之間不斷升級的全球對抗中，他們的國家應該走一條真正獨立或不結盟的道路。”

冷戰時期，美國屢屢發動代理人戰爭，其時非洲得到了美國的青睞。冷戰結束後，非洲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大幅減少，直至最近都受到美國的漠視。相反，中國作為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先鋒，長期以來與大部分非洲國家建立了牢固的政治關係，並對非洲作出大量的投資和開發，彼此之間的經貿聯繫越來越密切。為抗衡中國，美國對非洲的重視程度稍有上升。近年來，在非洲薩赫勒和西非地區的一些國家爆發軍事政變，新成立的政權力圖擺脫西方操控，導致美國和法國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力陡然下降，美國甚至被迫在尼日爾和乍得撤走軍隊。相對中國而言，美國在非洲的地位和角色極為遜色。美國維克森林大學的莉娜．本納卜杜拉（Lina Benabdallah）2021年在《外交事務》發文，臚列中國在非洲的軟實力優勢。她認為：“中國在非洲不斷發展的影響力，包括‘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基於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也是基於社會和人力資本建設的投資。自本世紀初以來，北京不僅投入了大量資金，與幾乎所有與其建交的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和公民培育政治、教育和制度關係。”“今天（2021年），63% 的非洲人認為中國在非洲大陸的影響‘有些積極’或者‘非常積極’，中國現在已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首選發展模式”。相反，正如美國南加州大學的布雷特．L．卡特（Brett L. Carter）2023 年在《外交事務》所言：“華盛頓透過向非洲安全部隊提供培訓和武器而失去了軟實力，無論那些人的人權記錄如何慘淡。對許多非洲人來說，這種武器轉讓使華盛頓關於民主和人權的言論顯得虛偽。”

近年來，美國積極拉攏澳大利亞一起遏制中國。中國與澳大利亞在貿易上的摩擦讓美國得到可乘之機，澳大利亞甚至積極加入AUKUS這一旨在遏制中國的軍事同盟。對於這一行為，澳大利亞不少有識之士表示反對，他們對澳大利亞甘心成為美國的附庸引以為憂，認為不符合澳大利亞的根本利益，只是一些政客的意識形態和種族主義作祟。澳大利亞與中國在經貿上的聯繫比美國更密切，而中國事實上對澳大利亞不構成安全威脅。澳大利亞與美國的軍事同盟並沒有妨礙澳大利亞與中國發展更符合雙方利益的合作關係，澳大利亞不可能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蓄意與中國為敵。

正如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克里斯多福．S．奇維斯（Christopher S. Chivvis）和比阿特麗克斯．吉根．布萊納（Beatrix Geaghan-Breiner）2024年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文章中所言：“在全球範圍內，一些對世界政治有着與美國不同看法的國家正在崛起並展現其外交實力，這使得美國的治國之道變得更加複雜。從非洲到拉丁美洲，再到中東和亞洲，這些新興大國拒絕融入美國對世界秩序的傳統思維。”

總體而言，美國近年來明顯實施“美國優先”、損人利己和單邊主義，能夠和願意給予其他國家包括盟友與夥伴的東西越來越少，安全保證亦不太可靠。相反，越來越多國家在意識形態和實際利益上與中國關係愈趨密切。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金磚國家組織、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得到了大部分全球南方國家的認同，中國的發展及在和平上的推動為全球不少國家帶來了實惠。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如華為、字節跳動（TikTok母公司）等已經建立了全球性的“品牌”，中國在軟實力上雖然仍落後於美國，但隨着美國道德威信的急速旁落和“美式民主”的崩塌，這一差距只會不斷縮窄，甚至最終超越之。例如，今年新加坡ISEAS-Yusof Institute的一項民調首次發現，如果一定要作出選擇，大部分東南亞人民選擇靠向中國而非美國。

另一方面，美國自身的“民主危機”也大大耗損了美國在全世界的政治和道德影響力。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布魯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 2022 年在《外交事務》文章中指出：“美國全球領導力面臨的危機不是經濟活力、外交實力或軍事實力的危機，而是合法性的危機（legitimacy crisis)。 在世界各地，民調和訪談顯示，自視為美國盟友的國家的公眾和菁英對美國民主的狀況和方向心存疑慮。他們不再將其視為一種模式，他們擔心美國的政治體系是否仍能產生值得信賴的結果。”“正如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調查所示，與美國關係最密切的國家的公眾（反而）對美國民主感到最不樂觀。”“還有證據表明，外國公眾已經對許多人曾經認為是美國民主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即它保護本國人民的權利的能力。”

總體而言，美國的政治和道德影響力在非西方世界正在下降，相反，中國的影響力卻不斷上升。美國戰略學者道恩．C．墨菲 （Dawn C. Murphy）在其近作《中國在全球南方的崛起》中指出：“儘管中國並不尋求改變中東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國際領土分配，但隨着其實力的增長，它越來越多地在這些地區建立勢力範圍，並通過構建替代性體系來挑戰國際體系的規則來促進（國與國之間的）互動。儘管中國尚未尋求取代現有國際秩序，但如果現行自由主義秩序瓦解或排斥中國，這種替代秩序可以成為中國與中東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乃至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建構經濟、政治和軍事關係的基礎。”

美國和西方遏制和孤立中國的意圖和行動根本得不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大部分中國周邊的國家更對中美可能發生的嚴重衝突憂心如焚，並用不同方式勸諭美國摒棄冷戰思維，避免陷全世界於萬劫不復之地。如果美國繼續冥頑不靈，堅持與中國為敵，則它便難以取得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可。

美國難以兌現承諾

盟友體系正在瓦解

假如美國不惜冒天下的大不韙，執意永久分裂中國，並悍然向中國開戰，則其所謂軍事盟友届時是否可靠也是一大問號。隨着中國國防建設的長足發展，中美在軍事實力上的差距已經大為縮小，在西太平洋美國並無軍事上的優勢。美國的盟友沒有維護全球霸權的需要，中國對美國的盟友沒有領土的野心，更不會危害他們的安全。因此，如果中國的目的只是要維護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美國盟友不會冒着玉石俱焚的風險而參與美國對華的戰爭。

從另一個角度看，今天美國對全球不少國家作出了安全承諾，但卻越來越缺乏兌現這些承諾的能力。在日本、韓國、台灣地區和歐洲的民意調查發現，越來越多人對美國的安全承諾的信心正在動搖。美國的盟友正在積極加强自己的軍事力量以求自保或取得更多的戰略自主。

以歐洲為例。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馬克斯．伯格曼(Max Bergman)於 2024 年在《外交事務》上撰文指出：“隨着中國的崛起和華盛頓領導層開始換代，美國不太可能提供歐洲所需的支持水準。無論誰入主白宮，未來幾年美國與北約的接觸幾乎肯定會減弱。”“大西洋兩岸正在形成共識，即歐洲人必須負責自己的安全。”“歐洲國家需要整合他們的努力。” “美國長期以來一直阻礙歐洲要求發揮更大的安全作用。” “最重要的是，美國無法再保證其軍隊能夠保衛歐洲。”以此之故，一些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正在銳意尋求“戰略自主”，擺脫對美國在安全上的過度依賴。

如果美國繼續採取“美國優先”、對北約和“大西洋主義”缺乏承擔、奉行單邊主義和不願意受到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約束的態度，則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將會進一步疏離，美國的全球政治和道德威信和影響力也將進一步下墜，而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和包圍的力度和效用也會逐步減少。越來越多國家包括一些美國的盟友將會更積極與中國建立各種形式的戰略合作關係。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文中圖片均來自新華社。本文發布於《紫荊》雜誌2024年6月號）